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移民的文化适应是研究整合模式有价值的个案。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华人移民的文化适应是研究同化模式有价值的个案，泰国为自然同化模式，印尼为强迫同化模式，菲律宾为混合同化模式，则介于自然同化模式与强迫同化模式之间。吉普赛人、犹太人的文化适应是研究游离模式有价值的个案。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觉
1．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worldsystem），同时也指通讯技术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文化全球化表现出文化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可以概括为商品的“文化化”和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全球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接受以及交流，日益表现出直接性、实时性、广泛性等现代性特点。新的交通、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例如，信息、图文的数字化、通讯卫星、远程电话、光缆、光纤技术的产生与应用，使人类进入“地球村”时代。
（2）跨国文化媒介，不仅使大型的媒体产生并取代少数精英个人的文化传递，而且为建立全球文化市场提供了平台。默多克的“天空”传媒不仅突破了英伦半岛，而且将“触角”伸向了欧洲之外。F1一级方程式赛车大奖赛的东扩，上海站的建立，充分显示了“资本+文化”模式的巨大力量。
（3）以商业和娱乐为主要形式的商业大众文化兴起和流行，使大众文化消费趋于“同构”。音乐、广播、影视、报纸杂志、体育等大众文化产品，流通的速度与范围令人惊叹。当“日潮”、“韩流”、“欧风”、“美雨”等席卷而来时，总有铺天盖地的感觉，而年轻人往往处在风暴的中央。
（4）文化全球化产生了一个悖论：与文化的“同构化”、“同质化”的一体化趋势相反，文化全球化的另一面是文化的多极化和多元化，以及分裂分离的趋向。本土文化不可能在全球化下消亡，而是在交流、交往中衍生出新质的文化，建构出新的文化关系和模式。[13]
当前，在关注文化全球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殖民化”；也有人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趋同化”或“同质化”；有的人则认为不存在“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对“全球化”概念的泛用；还有人认为所谓“同质化”是荒谬的，现存的各个民族文化仍然有各自明显的差别，并且在全球化中日益强调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因此，不能从经济全球化中简单轻率地推导出“文化全球化”。看来，对文化全球化不能简单地做出价值判断，在“文化全球化”看法上的分歧，关键在于如何揭示其当代形态和价值意蕴。
2．文化自觉的内涵
在全球化语境下，无论文化的面貌是否达到了文化全球化的程度或者朝此方向前进，东西方所感受到的人类生存的困境、文化的危机，从而引起的反思与批判，却是异曲同工。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全球性互赖（globalinterdependence），它将全世界人们的生命与生活彼此紧密地交织相连，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如就业、毒品、环境污染等都已成为了全球问题的一部分；而各民族、族群的文化的相互接触也随之变得前所未有的密集和广泛，由此产生的文化变迁与涵化愈发剧烈，引发的新的文化冲突层出不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全球化同时导致了强烈的地方化，即具有地方色彩的强烈的认同意愿。全球化与地方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前者的极端是霸权主宰，后者的极端是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如果要使两者都达到平衡，使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能够逐渐在合而不同的背景下生存，就需要对话。这是大多数东西方学者的共识。针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理念。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它的发展去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归复’，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于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简单地说，文化自觉是“对文化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反思的过程，是文化的再审视和定位”[14]。
这一理念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
（1）知我。文化自觉首先要认识自己，就必须由反思开始。从历史的角度纵向深入我们的文化精神中，不仅要深刻了解汉族及其代表文化，还要深刻了解其他兄弟民族及其代表文化。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要深刻了解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生活，摒弃任何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
（2）知他。这里的“他”指的是本土文化外的其他异质文化或人自身之外的对象。这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了解“他”，同样需要反思，同时进行“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即自觉性的“文化对话”，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接触。
（3）对话。只有平等对话，才能增进双方的互相理解；而要实现平等对话，其外必须重构现实的国际秩序，打破新老帝国主义的秩序结构，同时重构现实的经济关系，使南北经济关系走向平等，还要打破现实的文化格局，改变文化原创者和接受者角色的固定化结构。其内，最首要的就是要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使我们的文化能够持续成长。只有弱势文化建立起令人尊敬的现代文明文化大厦的时候，文化间的平等关系结构才有实际依托。
（4）共荣。费先生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5]“‘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这是不同人群接触中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16]
这是对文化自觉历程概括，也是文化自觉所追求的目标。通过平等对话，全球化能够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体的意愿；通过对话，大家都具备和平共处的根源意识，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欣赏，实现人类的共荣理想。
由此，文化自觉不仅回应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也是对整个人类前途的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
3．文化自觉是人类精神的新突破
（1）对“轴心期”历史精神的反思
尽管西方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观念，更多的是关注“文明对话”与“文明冲突”之争，但是在刚过去的20世纪里，西方学术界空前活跃的一股反思与批判的思潮，已深刻地影响到西方世界与非西方，这正是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与文化危机的觉醒，转而从自身寻求原因与解决方法。
着名的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曾经在人类历史中确定了一个“轴心时期”[17]，即公元前800年至200年这一段时期，认为在这个时期内，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地，而又分别彼此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等古文明发祥地，并断言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一直没有超越此时期的所奠基的人类精神根基和框架。在这个时期，人真正同大自然分离，意识到自己所独具的高于其他动物的理性、意识、目的性等；也意识到自然的神秘与庞大，从而萌生孤独感、有限感和缺憾感，形成人独有的自我意识。这些精神因素进一步自觉、成熟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精神，即现代西方工业文明赖以发展的以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为本质特征的文化精神。
然而科学技术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人被技术控制的生存困境，同时，也伴随着某种个性缺失、精神贫乏、爱与创造力衰退的问题。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人的精神力、物质生产力和探索研发能力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类遇到了深层的生存困境。轴心期的精神基础已清楚地展现出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也存在着人类精神新的重大突破。突破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化自觉。
（2）文化的批判：对文化危机的自觉反思
这种矛盾引发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焦虑感和危机感，因此也引发了不同形式、不同层面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在19世纪眺望新世纪文化风云的先行者：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等，预言式地发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文化批判口号，接着自觉的文化批判成为20世纪蔚为壮观的思潮。
如：社会学家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张力的分析；生命哲学家齐美尔关于现代社会的普遍物化现象的解释；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EdmundHusserl）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文化分析及其“生活世界”的理论药方，思想家卢卡奇（GeorgLukacs）的西方马克思批判理论等等。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和萨特（Jean-PaulSartre）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运动；随之后起的是影响至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德里达（J．JacquesDerrida）、福柯（MichelFoucault）、利奥塔（Lyotard）等领军人物，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进行彻底而激烈的解构。
这些批判是一种激烈的文化自觉形式。当人类自觉地从文化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存时，意味着人对自我的认识开始从人之外的眼界向人内在的眼界回视，这是历史精神了不起的飞跃。
名词解释：
适应文化适应文化全球化文化自觉
思考题：
1．简述文化适应的过程。
2．举例分析文化适应的模式。
3．思考文化自觉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有何意义？
4．讨论文化自觉是现实目标还是理想？
注释：
[1]李亦园：《环境、族群与文化——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主题讲演》，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3-4页。
[2]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208页。
[3]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281页。
[4]转引自黄洪琳，刘锁群：《文化适应——研究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新视角》，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5]Brown，H．Principlesoflanguage．LearningandTeaching[M]．EnglewoodCliff，N．J：PrenticeHall，1980．转引自蒋宇红《文化适应与跨文化交际》，载《杭州商学院报》2004年第3期。
[6]Euis，R．Understanding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转引自蒋宇红《文化适应与跨文化交际》，载《杭州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7]转引自黄洪琳，刘锁群：《文化适应——研究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新视角》，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8]王亚鹏，李慧：《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及其研究》，载《集美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9]李本书：《道德文化适应性原则初探》，载《曲靖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10]以上均参阅王亚鹏、李慧：《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及其研究》，载《集美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1]以上均参阅任裕海：《论跨文化适应的可能性及其内在机制》，载《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2]曹云华：《试论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载《华人华侨研究》1999年第3期；王亚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及其研究》，载《集美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3]鲍宗豪：《正确认识文化全球化》，载《深圳特区报·理论视野》2002年8月12日。
[14]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与体会》，载《师承·补课·治学》，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15]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16]费孝通：《跨文化的席米纳》，载《读书》1997年第10期。
[17]衣俊卿：《20世纪：文化焦虑的时代》，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