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盛行的社会，国家大权集于君主一身，君主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对君主而言，尽管他可以生杀予夺任凭己好，然而他毕竟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靠朝臣及地方官员作为中介。这就必然形成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即专制君主总是力图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其权力的行使及政令的推行又不得不通过给臣下一定程度的分权来完成。这种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可谓贯穿了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以君权与臣权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官僚臣属一方面是君主不得不依靠的力量；另厂方面又是君主不得不刻意防范的对象，所谓君对臣既不能不用，又不能不疑。
专制君主面对君权与臣权的矛盾，通常不会向臣下妥协分权，而更多的是凭借其权力优势采用强化君权、裁抑臣权的方式来寻求解决之道。但过分地裁抑臣权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反而可能会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进而使皇权陷入困境。在这一情况下，专制君主所采取的有效途径便是重用宦官。相对于朝臣而言，宦官有两大优势：
一是在深宫之中与皇帝朝夕相处，因而对君主有一种亲近感。清朝末帝溥仪曾回忆说：“讲我幼年的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监。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他们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事实上，与生活在深宫中的专制君主关系最贴近的就是宦官，而他们衣食住行甚至一举一动均离不开宦官。这种亲近感在某些情形下就可能为宦官的干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司马光就此分析道：
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盖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其间复有性识儇利，语言辩给，伺候颜色，承迎志趣，受命则无违迕之患，使令则有称惬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烛知物情，虑患深远，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则近者日亲，远者日疏，甘言卑辞之请有时而从，浸润肤受之诉有时而听。于是黜陟刑赏之政，潜移于近习而不自知。
二是无家室子女且身份卑贱，因而对君主有一种信任感。在君位世袭的前提下，囿于深宫，身份卑贱且无身家子女的宦官是君主最可放心的。西汉元帝刘爽曾言：“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南汉后主也曾公开宣称：“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唯宦者亲近可任。”在君主对朝臣的猜忌之心根深蒂固的前提下，“信”是“任”的基础，只有“可信”方可论及“可任”。宦官正是凭借着君主对其放心，才得以干预政务乃至专擅朝政。
汉、唐、明三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高潮时期，而汉代宦官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干预朝政，其原因就与汉武帝裁抑相权、加强君权的整体政治形势密不可分。汉承秦制，丞相位居百官之首，辅佐皇帝，总理朝政，其地位之高、权势之重，极易引起与专制君主的矛盾。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君权，削弱相权，采取了一系列调整中央决策机构的措施，其着重点就是“中朝”与“外朝”的分立。所谓“外朝”，指丞相及其以下的朝廷官员；所谓“中朝”，则指君主及其侍从幕僚。皇帝以侍从近臣构建决策国家大政方针的“中朝”，使得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实际上变成了执行机构。这固然使君主的权力得到强化，但同时也为宦官干政提供了契机。到汉宣帝时期，中书宦官大见信用，并出现了中书令的设置。这就从制度的层面开创了宦官典领中枢政务的先例。“这是中国宦官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对于后世宦官专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悬丝诊脉图明代宦官干政的原因同样与君主权力的进一步强化有关。明王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为确立高度集权的专制皇权，下诏废除了自秦、汉、隋、唐以来的宰相制度，改由皇帝直接处理政务，朝廷大事由其一人独揽裁决，真可谓是“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明太祖一生也足称勤政的典范，三更眠五更起，数十年如一日。然而他的后世子孙虽然能洞悉先祖的苦心，却不堪忍受朝政的繁巨之劳，更因酒色财气“四病缠绕心身”而无力日理万机。宦官遂趁机扩张势力，填补了因宰相罢除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就此黄宗羲认为：“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这一看法确有其道理在。这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正是基于专制君主疏远和裁抑朝臣，才使宦官干预政务乃至专擅朝政成为可能。
如果说君主对宦官的亲近感与信任感为宦官势力的扩张及对朝政的干预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那么在女主临朝或少主即位的情况下，君主还对宦官有不得不依赖之处。古代人强调男女之大防，每当女主临朝之时，她们与身为男性的外廷朝臣在联系交接上自然有诸多不便之处，许多事情便须依赖宦官，这同时也为宦官参预国事提供了机会。东汉宦官专权局面初步形成于汉和帝以后，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和帝以后的历任君主均为年幼即位，最大的不足十五岁，最小的才刚过百日。由于在位君皇后印玺主年幼无知，朝廷大政便往往操诸母后之手，而女主当政，便须依赖宦官沟通内外。史载：“女主临朝，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闺之间。”在此情形之下，她们不得不委用宦官，而宦官乘此良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干政擅权。另外，大凡少主即位之时，也往往会导致宦官势力的急剧膨胀。其原因在于，少主幼长深宫，势单力孤，“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由此，幼主不得不将国政交付给亲近信任的宦官。
还应该看到，宦官之专权擅政也与其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有着极大的关联。也就是说，君主的亲近感与信任感可以为宦官干预朝政提供现实的可能性，女主临朝和幼主继位也有诸多不得不依赖之处，但一切还需取决于宦官自身有执政的能力以及执掌朝政所必不可少的文化素养。据历史记载分析，历朝擅权干政的阉宦大多都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如臭名昭著的秦代宦官赵高自幼阉割入宫，但长大成人后却颇有文墨，尤其通晓刑律狱法，还曾经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并著有《爰历篇》一书，其文化水平可见一斑。汉代权阉弘恭也是在年少时因罪被阉入宫，后来得任中书令一职，史称其“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足见其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准。
从赵高与弘恭之例也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即他们都是年幼阉割入宫，但成年后却都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准，这表明自幼入宫的阉童宦官在接受文化教育方面应该是有较多的机会和较好的条件的。从有关历史记载分析，为了适应侍奉内廷的需要，幼年宦官入宫后有机会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及有关的技能训练。见于历史记载的，如前秦苻坚曾在内廷设置学校，“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明代自永乐年间即开始对宦官的选拔教育，宣德年间正式设置宦官学校“内书堂”，“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并从翰林院中选任教官，下设掌司、学长等职，结业的宦官则分派到二十四衙门任职。其他各朝尽管缺乏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有迹象表明，幼年入宫的宦官大致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后汉书·宦者列传》所载少年进宫的宦者吕强，曾两次上疏奏事，而从现存的奏疏文字看，尽管不过千余字，但引经据典、说理明晰，显然受过系统教育和训练。宦官文化水平的提高，无疑是其担当政务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在古代中国，真正乾纲独断的是专制君主，而能够将阉宦所具有的一系列干预朝政的前提条件转变为现实的，自然也是专制君主。换言之，内廷中的宦官说到底还是君主的奴才，如果没有君主的“授权”，就不可能有宦官的“专权”；如果没有君主的“委政”，就不可能有宦官的“擅政”。历史固然也曾出现过作为宦官的“家奴”对作为君主的“主子”构成一定威胁的情形，甚至有的家奴势侔人主或奴大欺主。东汉灵帝曾公然称张让为“我公”，称赵忠为“我母”，即以爹娘视之；唐僖宗亦称田令孜为“阿父”。明代的权阉刘瑾，人称“立地皇帝”，明末权阉魏忠贤则尊称“九千岁”，离东汉光武帝刘秀像皇帝的“万岁”仅一步之遥。当时的一些阿谀奉承之徒，竟然对其“行五拜三叩之礼，呼九千九百岁爷爷”。唐朝中后期的宦官势力更是发展到“万机之予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的可怕境地。但只要仔细分析就可发现，宦官专权乃至侵犯君权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其前提则是君主的授权或委权，那祸根还是在专制君主那里。这也恰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言：“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究其根源即在于君主“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主察相，亦无如之何矣。”
如果转换一下观察问题的角度，或许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汉、唐、明三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宦官势力曾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即使如此，只要擅权当政的宦官失去了君主的信任，立即就会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汉桓帝时期，宦官单超等五人因诛除梁氏集团有功被同日封侯，时称“五侯”。权力鼎盛时期，其党羽遍布朝廷，虐遍朝野。单超死后，四人继续把持朝政，有“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之称，然而一旦皇帝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侵害，并由此不再宠信于他们，朝臣立刻群起而攻，左官被迫自杀身亡，具瑗投案自首，徐璜、唐衡都被降爵，所谓的“五侯”集团顿时烟消云散。号称“挟帝有术”的唐代权阉仇世良在宫中生活了四十多年，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但在新君唐武宗即位后失去了宠信，立时感到惶惶不安，并很快以病告老还乡。唐武宗顺水推舟，即刻应允。仇世良死后，武宗下诏削除其爵位，籍没其家产。明朝宦官的专权也与君主的纵容直接相关。明成化年间，朝臣上疏弹劾权阉汪直，明宪宗勃然大怒，斥道：“一内竖辄危天下乎？”正德年间，当朝臣上疏弹劾权阉刘瑾时，明武宗竟然一个腔调：“天下事岂专是内官坏了？”后来，又有人揭发刘瑾图谋不轨，企图夺取天下，明武宗竟然还说：“天下任彼取之！”可见，基于君主的纵容阉宦可以权倾一时，贵盛无比，然而一旦君主龙颜大怒，仅仅一纸诏书就可置骄横不可一世的权阉于死命。刘瑾被武宗下诏碎尸万段，并枭首示众；号称：“九千九百岁爷爷”的魏忠贤被迫自缢而死。明代王世贞曾就此指出：
夫（王）振（刘）瑾至狼戾也，公卿台谏至狐鼠伏也，亿兆至鱼烂也，然而不为汉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散兽鸟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
“能为乱而不能为变”正如实道出了历代宦官必须依附于君主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这也表明，中国历史上尽管反复出现宦官专权擅政的局面，但根源在于专制君主。宦官权力的赋予与扩充来源于君主，宦官权力的收缩与剥夺决定于君主，脱离专制君主而独立的宦官专权是不可能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