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绝君臣，窃弄权柄
宦官，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内廷中的仆役，他们对朝廷政务的干预及自身权力的实现，只能靠假借君主威灵、天子旗号，因而要想干预朝政，首先就要想办法迷惑君主，进而操纵君主，然后相机隔绝君臣、谋取权位。
太和殿君主是活生生的人，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并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而作为仆役的宦官要想反过来操纵于他，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宦官也有其足以利用的优势。首先，正因为君主是活生生的人，也与常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因而长期与君主生活在一起的宦官便可以找出其弱点并加以适当的引导，使其疏于政务，进而为自己干预朝政提供条件；其次，君主生活于宫禁之中，衣食住行皆离不开宦官，久而久之便会自然地形成对宦官的亲近感、信任感及依赖感。宦官可以利用君主对自己的亲近与信任，通过甘言卑辞、奉承迎合而进一步获得君主的委权。此恰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言：
宦官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乱者多矣！
再次，历史上的君权与臣权始终处于矛盾的状态之中，君主与朝臣的猜忌之心根深蒂固。相反，囿居深宫而又身份卑微的宦官则会使君主感到相对放心。西汉元帝就曾言：“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南汉后主也曾认为：“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应该说，宦官的权势地位主要来自于君主的信任，也只有以君主的信任为前提，他们方有可能干预朝政。
明太祖朱元璋的另类画像宦官要想窃弄权柄，首先要赢得君主的宠信，并想办法诱使君主疏于朝政，疏于跟朝臣之间的联系。历史上由奉迎献媚而操纵君主，进而隔绝君臣、谋取权位的阉宦，年代较早且较具典型性的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竖刁。竖刁是齐桓公时期的宦官。他自幼聪明伶俐，为贪图富贵及宫内荣华而自施宫刑，入宫侍候齐桓公。齐桓公是一代明君，政治上很有抱负，也很有作为，但他也与常人一样贪图享乐与美色。当时宫中有一位名叫易牙的厨师，至于是不是阉宦，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他的烹调技术非常高明，而且并不安心做一名厨师。他为了达到目的，首先想尽办法结交被齐桓公看重的内宦竖刁。他见桓公宠爱长卫姬，又挖空心思地讨好于她。于是，竖刁与长卫姬经常在桓公的面前夸赞易牙烹饪技术高明，人也忠诚可靠。齐桓公身为一国之君，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什么东西没吃过，胃口十分难调。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竟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掉，给齐桓公做了一份人肉羹。齐桓公这回吃得津津有味，不一会儿就吃光了。待他吃完，觉得味犹未尽，一边夸奖易牙做得好吃，一边问是什么肉做的。易牙回答道：“臣听说效忠君主的人，不能顾及其家。小人见您胃口不好，心中十分不安。想及您身为一国之君，什么美味都吃过，唯独可能没尝过人肉的滋味，便把自己的儿子杀掉，烹其肉献于主公，以表忠心。”齐清顺治铁牌桓公一听自己刚才吃的是人肉，直觉得恶心。长卫姬急忙对桓公说：“易牙是出于一片孝心，才这样做的。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能献给君主，还有什么不能献给君主呢？”竖刁也趁机说：“易牙忠于君主胜过爱惜自己的儿子，真是难能可贵！”齐桓公觉得很有道理。从此，竖刁与易牙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刻意巴结齐桓公。齐桓公竟为其所蒙蔽，认为他俩是最忠于自己之人。
时任齐相的管仲听说此事后，与齐桓公有不同的看法。他劝诫齐桓公说：“爱子之情，人皆有之。一个对亲生儿子都如此残忍的人，对其他人会怎么样呢？”因而他提醒齐桓公要亲大臣而远小人，并坚决要求把竖刁、易牙逐出宫去。齐桓公尽管有些犹豫，但基于对年迈的管仲的尊重，最后还是把竖刁、易牙赶出了宫。不久因管仲去世，齐桓公又因少了竖刁、易牙的奉承献媚，觉得生活索然无趣、食不甘味，便又将两人召回了宫，并日夜随侍左右，宠信有加。
就在竖刁重回宫廷的第二年，齐桓公病重，百医不得其治。桓公诸子各树朋党，争夺君侯之位，朝局非常紧张。总管内廷事务的竖刁见桓公已不久于人世，便借机将宫中卫士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并将重病在身的齐桓公禁闭在寿宫之内，不许任何人出入，就连大臣和侍姬都不得探视，对外却不断地假传齐桓公的旨意，号令群臣。
管仲像齐桓公卧病在床，不能动弹，而寝宫又被竖刁筑墙围了起来，果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好用昏花的目光不断扫视着空荡荡的寝宫。由于竖刁联络长卫姬作乱，争夺君位，根本顾不上桓公，因而桓公竟一连数日汤米未进。此刻正巧有一位宫女进来探视，桓公说想吃点东西，宫女在寝宫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点吃的东西。桓公说想喝口水，宫女在寝宫里也没找到。桓公问宫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宫女便将竖刁等人作乱的事告诉了桓公。齐桓公听了，不觉伤心起来，眼中流出了泪水，慨叹道：“管仲真是圣人。他远见卓识，能预料到今天发生的事情，可惜我没有听他的话，才落得如此下场。若死后真的有灵魂的话，我可怎么有脸面去见管仲啊！”说完，口吐鲜血而亡。
竖刁得知桓公去世的消息后，唯恐于己不利，秘不发丧，更无暇顾及桓公的尸体。直到竖刁拥立的长卫姬之子无诡即位，他们才将桓公的尸体入殓。而此时桓公已死了67天，尸体早已腐烂并生满了蛆，有的蛆竟从棺材缝中爬到外面，真是惨不忍睹。
唐玄宗李隆基像唐玄宗时期的著名宦官高力士主要以勤勉老成赢得玄宗的信任。玄宗曾言：“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意思是说，只有在高力士当值的时候，他晚上才能睡得安稳。随着唐玄宗执政后期逐渐纵欲奢淫而怠于政事，高力士基于皇上的信任而趁机干政擅权，“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高力士官任从一品的骠骑大将军，封爵齐国公，唐玄宗呼“将军”而不名，诸王公主皆呼“阿翁”。比高力士稍晚，在中国历史还出现了一位经历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朝，“杀二王、一妃、四宰相”，专权长达二十余年的大宦官。他就是唐朝的仇士良。
仇世良宇匡美，循州兴宁人。他自唐顺宗时入宫，到武宗时遭贬出宫，在宫廷中生活了四十多年。在这四十余年中，唐朝宫廷事变迭起，风云变幻莫测，各种矛盾纵横交错：皇室内部对帝位的争夺、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斗争、宦官与朝臣之争、朝臣之间的朋党之争，如此等等。在这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许多朝臣被免官甚至送命，众多的宫廷阉宦也在动乱中死于非命，不少皇子、后妃甚至皇帝本身都不能幸免，然而仇世良却在风口浪尖上专权达二十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确实罕见。仇世良之所以能避开各种狂潮逆流而操纵君主，把持朝政，其中诀窍在其离宫之前曾对送别的宦官说起过：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糜，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阉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仇世良说的确实是至理名言，历史上酌诸多权阉靠的都是这一屡试不爽的招数。比仇世良稍晚的权阉田令孜不知道听没听说过这番至理名言，但他却的确是那么做的。田令孜本姓陈，原籍四川，后随义父入内侍省当了宦官，并随义父改姓田。他曾读过一些书，人也聪明伶俐，尤其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唐懿宗病死，年仅十二岁的僖宗继位。这为田令孜的命运带来了转机。因为僖宗为王时，田令孜就服侍于他，而且关系异常亲密，就连晚上睡觉俩人都经常在一起。此刻僖宗成了皇帝，田令孜自然晓得怎样巴结他，怎样来讨他的欢心。
田令孜对僖宗确实太了解了。他知道这个被人们奉为皇帝的“唐僖宗”其实不过是个稍有些愚傻的孩童，一门心思地只想玩儿。田令孜便想方设法地让他玩儿得高兴。僖宗喜欢斗鹅，田令孜便授意一些年纪与皇帝相仿的小宦官陪他到诸王府或兴庆宫斗鹅，只要能让皇帝玩儿得尽兴，都有重赏。僖宗也毫不吝啬，即位后每天用于赏赐的就达数万钱之巨。那些小太监们既能得到田令孜的欢心与赏赐，又能得到皇帝的重赏，他们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挖空心思地想出一些新花样，使得僖宗越玩儿越疯狂，赏赐也越来越多，对朝政却越来越疏远，一切交给田令孜，一切都不闻不问。内宫游乐画像砖府库的钱很快被僖宗挥霍一空，田令孜就让小太监劝僖宗向京城中客商额外征税。昏聩的僖宗认为这是个好办法，立即表示同意。于是内使四出，长安城内东西两市上的各地客商横遭抢掠，一时间怨声载道。唐僖宗还特别喜欢打马球，曾对陪其打球的内侍说：“朕若应击球进士科，肯定能中状元。”
田令孜见僖宗如此昏聩，便肆无忌惮地欺上压下，公开地卖官鬻爵，任命官员根本不用请旨，即使是四品以上的官员也不上报僖宗，完全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朝臣自宰相以下，人人皆须瞧田令孜的眼色行事，否则即会遭贬出京。僖宗即位的第二年，全国发生大面积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所到之处，庄稼一无所存。京兆尹杨知至却阿顺田令孜，上奏称：“蝗虫进入京畿之后，不吃庄稼，纷纷抱荆榛而死。”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竟也骗过了一心打球斗鹅的皇帝。平日田令孜见僖宗时，通常会准备几样水果、点心，两人对面而坐，边吃边说笑，僖宗开口闭口间皆称田令孜为“阿父”。
杂技俑明代的权阉刘瑾也是靠迷惑君主、隔绝君臣，进而专擅朝政的。刘瑾本姓谈，年少时自阉入宫，依附于一刘姓宦官，遂冒姓刘，后经宦官李广引荐，服侍东宫太子朱厚照。弘治十八年（1505），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武宗年少继位，天性好玩，而刘瑾掌钟鼓司，负责的就是内乐、传奇、杂戏等，正对武宗的脾胃。以此犹嫌不足，刘瑾还非常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与其他几位宦官，时称“八虎”，经常弄些鹰犬、歌伎之类宫外之物让武宗玩乐，还经常带他微服出宫，或作摔跤游戏，或私夺妇女取乐，每次都让他感到新鲜刺激，因而十分开心。为了架空皇帝，独揽大权，刘瑾挖空心思地引导武宗淫乐。他令宦官在宫中依照市井的模样开设店铺，让武宗与宫女穿上平民的衣服在里面做买卖，煞有介事地讨价还价。正德二年，又在西华门外筑造密室，称“豹房”，武宗将这里比作新家，整日沉湎其中，对朝政根本不闻不问。
刘瑾整日随侍在皇帝左右，而且每次上奏都是找皇帝寻欢作乐兴致正浓的时候，因为他知道，皇帝最讨厌别人扫他的兴。所以几乎每次上奏，刘瑾得到的回答都是极不耐烦的几句话：“朕用你干什么？这样缠着朕，自己看着办好啦！”久而久之，刘瑾便逐渐控制了朝政，有事自作主张，即使武宗有时偶尔问起来，他也只须回称一句“是皇上让奴才看着办的”就可搪塞过去。由于刘瑾势焰熏天，当时京城内外纷纷传言天下有两个皇帝，一为坐皇帝，一为立皇帝；一为朱皇帝，一为刘皇帝。大臣的奏章也须进呈双份，先呈刘瑾，号称“红本”；后呈朝廷君主，号称“白本”。
刘瑾像宦官迷惑君主，骗取君主信任的手段多种多样、千变万化，并不一定是陪其嬉戏玩耍，而要看君主的兴趣如何，投其所好。西汉权阉石显专权已久，很不得人心，唯恐朝臣会弹劾自己，便处心积虑地想出个骗取皇帝信任的花招。汉代宫廷制度，夜幕关闭宫门，隔绝出入。石显有一次特意外出办事，临行前向汉元帝说：“我回来时恐怕天色已晚，宫门关闭，请允许奴才以陛下的诏令让守门官员打开宫门。”汉元帝答应了。石显外出后，故意拖延到夜间回宫，宫门果然早已关闭。石显称有皇帝诏令，得以进入宫中。事隔不久，果然有人告发石显矫诏私开宫门。元帝看完奏折，微微一笑，并将奏章拿给旁边的石显看。石显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哭泣着对元帝道：“陛下信任奴才，才将军国大事委托给奴才处理，但朝中文武无不嫉妒陛下对我的信任，所以千方百计地陷害于我。像这种无中生有的事绝非一件，只有像皇上这样英明的君主才明白事情的真相。小臣出身微贱，智陋才薄，一身难称万人之意，实在受不了这么多人对我的攻击，我情愿放弃中书令的职务，到后宫做一些打扫院子、端茶送水的杂活，即使死乜无所怨恨。只求陛下恩准我的请求，以苟全小人的性命。”汉元帝性本柔弱，哪里经得起这番悲切凄婉的诉说，对石显大发怜情，当即说了许多宽慰的话来勉励他，并厚加赏赐。自此以后，汉元帝对朝臣攻击石显的奏折都看成是嫉妒石显而置之不理，石显因此而愈加骄横。
历史上著名的风流才子皇帝宋徽宗喜爱古玩书画，权阉童贯就四处访求古玩及书画珍品。徽宗大兴礼乐，粉饰太平，宦官梁师成便人为地制造“祥瑞”之物，以讨好皇帝。如蕲州、黄州曾上报说，当地方圆二十余里的山坡上长满灵芝；海州、汝州则上报称，山上的石头一夜之间变咸了珍珠玛瑙；益阳吹得更玄，称山间小溪先后流出了十余斤和四十余斤金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把徽宗搞得飘飘然，以为真的是太平盛世。而童贯与梁师成却因此而大获宠信，时称“媪相”与“隐相”。
历史上的皇帝都称自己为“孤家寡人”，不能有朋友，不能随意流露出真情。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持为政的公正性，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君主的神秘感，使臣下难以捉摸君主真实的心思，难以扎握君主“人性中的弱点”，以避免臣下借此迎合，进而操纵君主。然而君主的神秘性在无时无刻不追随左右的阉宦面前却无从掩饰，其人性中的弱点也暴露无遗。尤其是一些聪明伶俐、阴险狡诈的宦官，瞅准要害，不断进击，往往会使那些性情柔弱或有明显性格弱点的君主成为其手中的玩偶。但是，宦官的这些伎俩，对于那些性格刚毅的君主却大多不起作用。清雍正帝以性格冷酷著称。他身边的宦官有一次借演戏的机会问了一句“当今常州知府是谁？”便被责打至死。对于雍正这样的君主，宦官显然难以逞其伎，这大致也正是历史上的宦官之祸为什么时隐时现的原因所在。
宋徽宗所作《白鹤图》挟制天子，操纵君权宦官在君主面前也并非一味地柔弱与迎合，“奴大欺主”的现象也有之，尤其是在宦官势力相对强盛、君权较为虚弱的情况下，宦官也有可能通过挟制天子、迫其就范的方式来达到专权的目的。
宦官要达到专权的目的，最重要的一点是隔绝君臣之间的联系。宦官无论是靠迷惑的手段，还是靠胁迫的方式，其目的概莫能外。因为宦官的权力来自于君主，而宦官受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制约，活动范围又一般限于宫廷之内，这就意味着诏令的具体实施要靠普通官员来完成。由此，宦官的专权就有了一个基本的限定，即每当君主与朝臣之间的联系渠道相对通畅，宦官的权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反之，每当君臣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地阻隔，便会为宦官造成上下其手、左右逢源的有利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对上，宦官是君主了解朝野信息及时势舆论的唯一来源；清顺治皇帝对下，宦官又是朝臣领取诏令圣旨的唯一渠道。这一态势显然对宦官专权是极其有利的。清初统治者在分析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时曾指出：君主与士大夫及朝中文武大臣失去了正常的联系渠道，乃是宦官专权的主要原因。朝臣中竟有人数十年见不到皇帝，这种中外阻绝的状况，遂使阉宦的鬼蜮之计得行，“是非由其爱憎，刑威姿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纵，利权归其掌握。”
相对而言，用游乐献媚以迷惑君主的方式来达到专权的目的，风险是比较小的。因为“迷惑”是以投其所好为前提的，要逗君主高兴，要让其忘乎所以，然后揣情摩意，伺机得到君主的授权或委权，即使是被君主察觉或驳回，也可能一笑了之。然而这种方式是完全被动的，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是时机很难把握，即总要找皇帝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时候进奏，这显然并非易事；二是要不断地花样翻新，即总要能找到一些新鲜而有刺激的娱乐方式来使君主持续不断地游玩嬉戏，这显然也不容易。但是，做不到这两点，所谓的“迷惑”就无从谈起，而且一旦君主迷途知返，宦官迷惑君主的一切努力就随之化为泡影，甚至惹来杀身之祸，成为君主自警自励的牺牲品。
由完全的被动迎合转而主动要求授权的第一种方式是引诱。与以迷惑方式迎合君主不同的是，这种引诱是通过某种适当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要求授权，而不是总须等君主在忘乎所以的时候，让宠信的宦官去处理某件事。秦朝权宦赵高拥立胡亥为帝后，虽甚得重用却仍感不足，因而在大肆诛杀大臣和王室公子后，想进一步架空秦二世，独专大权。为此，他引诱秦二世说：“天子之所以高贵，在于只准臣下听到他的声音，而不准臣下看到他的颜面，所以才称朕。陛下年少，又刚刚即位，在宫廷与大臣议事，难免有误，这样便会把陛下的短处暴露在臣下面前，臣下就有可能因此而轻视陛下。如果陛下深居内宫，对臣下的奏章和亲近的人研究之后再做处理，就会减少失误，使天下之人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如此一来，群臣也不敢再欺骗陛下了。”昏庸的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从此便深居内宫，大臣们很难见到皇帝，国家大事皆由赵高代行处理。
李辅国是唐朝第一个以宦官身份被任命为宰相的人。他自恃拥立唐代宗有功，在朝中专权跋扈，独断专行。他为了进一步控制朝政，竟然公开地对唐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唐代宫廷之中多以“大家”称皇帝，李辅国此言意思是让代宗在宫中玩乐，做傀儡，军国大事都由他自己处理，其独揽大权之意昭然若揭。代宗听了这话，心里当然不高兴，但又不敢显露出来。因为此刻政局不稳，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不得不对李辅国以礼相加，尊其为“尚父”。李辅国大权独揽，朝中事无巨细，都由其裁决，朝臣出入也须先拜见李辅国，然后再朝见代宗。
李辅国所言，其实在引诱中已隐含了些许胁迫的味道，但毕竟与赤裸裸的胁迫还有所不同。在他稍后的许多唐代权宦拥禁军自重，挟威势以制君，“劫胁天子如制婴儿”，这比引诱显然更进了一层。前面曾提及的唐代权阉仇世良，权势最盛之时是唐文宗时期。唐文宗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处处受制于宦官。他与朝中宰相议定的事，仇世良根本不当回事，甚至还当面“历数帝之过失”。对此，文宗悲愤交集，却无可奈何，唯俯首听责而已。有一次，他问朝中学士周墀道：“朕可与前代哪位皇帝相提并论？”周墀迟疑了一下说：“可比尧、舜。”文宗苦笑道：“何谈尧舜，连赧、献尤有不如。周赧王与周献王受制于列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说罢（唐）李昭道所作《明皇幸蜀图》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唐昭宗在位期间也是因大权旁落而一筹莫展，平常也不断受到宦官的凌辱。宦官杨复恭自认为拥立唐昭宗有功，居然自称是“定策国老”，有时竟当面责骂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继杨复恭而起的权阉刘季述较杨复恭更甚，曾以银杖划地，当面列举唐昭宗的过失：“某日某事，汝不从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数落了十几条还没有数完。唐昭宗被吓得浑身发抖，似筛糠一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还是皇后出来打了个圆场，朝刘季述施礼道：“护宅家，勿使怖。若有罪，唯军容议。”倒让人搞不清究竟谁是皇上？谁是奴才？
策立新君，固宠擅权
中国尽管较早地形成了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但君主废立常中有变，宫廷之中也由此而动乱迭起。在选立新君的过程中，宦官由于常居深宫，口含天宪，担负着出入宫禁、承宣诏命的职责，因而通常会成为各派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从宦官本身而言，他们或贪图策立之功，或有意择立幼君以便于操纵，通常也表现得相当积极活跃。
事实上，历史上诸多的权阉也正是通过积极参预君主废置而得以专权擅政的。秦朝权阉赵高借沙丘之谋策立秦二世，进而专擅朝权的事例已为人们所熟知。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活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对君主的策立。东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汉安帝死于巡游途中。安帝皇后阎氏久专国政，废弃太子，立年幼的北乡侯刘懿为帝。殊料，刘懿福薄命短，被立为皇帝不到二百天就身患重病。眼见幼帝已病重难治，追随阎后的宦官江京等人急忙准备策立新君，而另一派遭到阎后冷落的宦官孙程则积极联络宦官王康等人也准备策立废太子刘保。不久，刘懿死去，但阎后所准备策立的王子刘简还没有来到京城。无奈之下，阎后与宦官江京等人只好秘不发丧，关闭宫门，屯兵自守。孙程、王康等十八人得此良机，在宫中德阳殿西钟下秘密集会，每人割下一片衣服起誓，同心协力，共举大事。随即他们在崇德殿再次集会，决定立即行动，遂一齐冲入章台门。阎后的心腹宦官江京等人猝不及防，被孙程、王康等人杀死。孙程又率人到西钟下迎立废太子刘保即皇帝位，是为汉顺帝。刘保随即以皇帝的名义，下令捕杀握有军权的阎后之弟阎景，阎后也被囚离宫，一场宫廷政变遂以汉顺帝的即位而宣告结束。汉顺帝为了褒奖孙程等人，下诏册封孙程等十九人为列侯，孙程因立有首功，封浮阳侯，食邑万户；王康封华容侯，食邑九千户。不久，孙程又官拜车骑都尉，并与“十九侯”一起把持了朝政。
阳嘉元年，汉顺帝册立屯骑校尉梁商之女梁蚋为皇后，外戚梁氏集团随之而起。此后经冲帝、质帝直至桓帝凡四十年，梁氏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皇后的兄长梁冀官拜大将军，把持朝政“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亲豫。”外戚势力的专权，必然激化与专制君权之间的矛盾。汉质帝年少聪敏，不满于外戚专权，仅因在一次朝会中称梁冀为“跋扈将军”，便被毒死。桓帝即位后虽心存怨恨却因内有梁氏二后，外有梁冀而徒唤奈何。延熹二年，梁氏二后先后死去，桓帝认为铲除梁氏集团的时机已到，遂趁如厕之机，单独与宦官唐衡密谋大计。随后，桓帝与单超、徐璜、唐衡等五人歃血为盟，立誓诛除梁氏集团。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宦官率左右羽林军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梁府。梁冀见大势已去，被迫自杀。梁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其他受牵连而死的公卿列校刺史之类二千石以上官员达数十人。宦官集团乘势而起，填补权力真空。单超、徐璜、唐衡等加盟的五宦官同日封侯，世称“五侯”。他们与其他宦官一起秉势擅权，骄横日盛，史称：“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
武则天出巡图宦官为达到专权的目的而采取的最极端的手段是弑君、废君。每当在位君主与得势宦官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而君权又相对虚弱的情况下，此类事件就难免发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的宦官宗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时常受到太子责备，因而与监国太子拓跋晃结怨。他见太子日渐受到太武帝的宠信，担心日后太子即位会对已不利，便蓄谋构陷太子及其僚属，终使辅佐太子监国的大臣崔浩及东宫僚属数十人遭斩杀。太子忧惧之下，竟然一病不起，未几而终，年仅二十四岁。事后太武帝颇为追悔，宗爱唯恐他追究责任，遂决定弑帝另立，以求自保。正平二年春日，太武帝因酒醉独卧永安宫，宗爱乘隙进去。不知他如何动手，竟令英武果毅的太武帝暴毙宫中。
众人得知太武帝死讯后，审择嗣君。贵族兰延、薛提等人谋议在皇孙拓跋浚和东平王拓跋翰二人之间选立新君。宗爱既然谋害了太子拓跋晃，自然不愿其子继位，而拓跋翰也与他素有芥蒂。他思虑再三，索性抢先下手，假传皇后诏令，将兰延、薛提等人骗入宫中杀害，并将拓跋翰一并杀掉，然后迎立吴王拓跋余即位。拓跋余随即大赦天下，授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军事。宗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总揽朝政，权恣日甚，时人将其比作秦朝的赵高，连拓跋余也怀疑他要发动政变，因而时加裁抑。宗爱怀恨在心，重起弑帝之念。正巧有一天拓跋余夜祭东庙，宗爱密令小黄门贾周将其刺死。
如果说北魏时期的宗爱弑帝另立只是基于鲜卑族统治者典章未备的特殊情形，那么唐朝后期宦官的弑君立帝则是基于对禁军的操纵。据历史记载，自唐穆宗至唐昭宗凡八帝，除敬宗一人系由太子身份继位外，其余七个皇帝均为宦官所立。在这一过程中，非但朝廷大臣乃至宰相皆不得预闻，就连先帝的遗愿也不起作用。唐文宗健在时曾立李成美为太子，宣宗临终时也有托孤之举，但在宦官的干预之下，文宗与宣宗的愿望均不能实现。司马光曾就东汉宦官专权与唐代宦官专权的不同之处作了一番比较：
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
司马光像司马光所言，大致强调东汉宦官专权尚需假人主之权，而唐末宦官专权则已发展到了“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已”的地步。
总之，宦官干预朝政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既可以是怂恿君主耽于享乐，从而使之脱离实际政务，也可以通过欺骗蒙蔽君主，使之成为傀儡玩偶；既可以挟持架空君主，从而迫使其就范，也可以直接插手君主的废立，以尽可能拥立符合自己心愿的君主。事实上，除了以上所举实例外，历史出现的任何一次君主的废立或君位的转移，无论是正常或是不正常，几乎都可以看到宦官活跃的身影。其用意无非是借此择立幼主，以便于自己操纵；或是借此积极拥戴投靠新主，并希望通过策立之功而确立自己的宠信地位。然而，仔细分析宦官干政的种种手段就会发现，其实所有这一切都与专制君主及宦官身份特点密不可分，或者可以进一步说，正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存在，才为宦官干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正是由于宦官在专制政权结构和权力运行中的特殊地位，才使得他们有可能利用上述方式和渠道来达到干政擅权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