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艺评论》1996 年第六期张春宁先生《散文散议》一文，感觉意犹未尽，想再略加评说。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散文，离不开我国当代文学史的特定背景。在那个相对封闭与贫瘠的文学时代，杨朔《雪浪花》、《茶花赋》，刘白羽《长江三日》，秦牧《社稷坛抒情》、《土地》，袁鹰《井冈翠竹》，何为《第二次考试》等等，这一系列曾经风靡一时、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构成了我们对散文概念的基本理解。现在的许多人从初习写作到后来成为名家，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和写作散文的。实际上他们大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和追随过这些散文。在那个文学生活极端贫乏的年代里，这些散文成为人们惟一可得的经典和范本。
再远一点，这种理解可以追溯到现代散文名家朱自清。30年代，郑振铎、傅东华编了《文学百题》一书，其中由朱自清撰写的《什么是散文》的条目，把散文视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而与诗、小说、戏剧并列，认为论文、宣言等不算文学，排斥于散文之外。这大约就是现在《文学概论》一类书中“四分法”（即把文学体裁划分为诗歌、小说、散文、影视文学四大类别）的最早由来。这种明确的理论倡导，加之朱自清自己创作的《荷塘月色》、《背景》等散文名篇，使这种散文模式在本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样，散文自身是界定清楚了，它和非文学的区别是明白了，但其创作路子也就窄了。这样写出来的散文也无非就是“记人、写景、抒情、也不妨来点议论”的文字，也可以简洁地称之为“文学散文”。这些散文家屡为人们所诟病。当代文学史上独领风骚、仿效者众的杨朔散文，也大多不过雕琢文采、“卒章显志”的老套。秦牧散文所谓“用思想的红线串起知识的珍珠”，思古论今，谈天说地，说白了也无非就是掉书袋子式的“知识性”散文。余秋雨也大致不过就是秦牧这套路数，只不过教授掉书袋，显得更书卷气，更精致一些而已。这种掉书袋子式的写法，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少见，称为“用事”或“用典”，老是受到批评、声誉并不佳。刘白羽散文“金戈铁马”，貌似雄浑，实则空洞乏味。总的说来，这些散文大多不过就是颂歌体，谈风月，点缀文坛，不关痛痒，无关宏旨，“为文造情”，虚假，造作，胡侃一些“没意思的故事”，如此而已。“放卫星”，办食堂，三年困难时期，多少人吃不上饭，我们的散文家却在山东农村找到了童话般美妙动人的“海市”，在泰山极顶看到了人民公社的辉煌“日出”，这样的文章写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当代散文也不无优秀之作，但其大致境况，也就不过如此。我们何尝不知在极“左”氛围中散文创作的艰难？对历史，后人固然不宜苛求，但隐瞒或粉饰也是不妥的。
当今散文，产量很高，数量不少，繁荣则未必。由于过去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那种搔首弄姿的“没意思的故事”仍不鲜见。如果说当年的散文状况确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而不得不如此，那末今天我们还在这条路上徘徊，就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张春宁呼吁要“尽快告别杨朔”。其实在我看来，这也真是杨朔所不能承受之重。要告别的不仅是杨朔，而且是中国当代散文的狭小路径。
告别之后，散文何去？我持这种观点，即回归古代的大散文概念。
曹丕讲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这早为我们所熟知。但是曹丕在这里所讲的“文章”，并不仅限于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章，即也包含了现在视为非文学的应用文，如臣子向皇帝陈述意见的疏奏之类。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所讲的“文”也决不仅限于文学，而是广泛包含了各种应用文体。中国古代的这种大散文概念，其内涵是极为宽广的，既包括像《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这样的议论文，也包括像《左传》、《国语》、《战国策》这样的叙事文。在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前者列为“诸子散文”，后者列为“历史散文”。受先秦散文影响的司马迁《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但文学性极高，历来是后世文学家所景仰的范本。实际上，凡是和骈文不同的、不讲骈俪对偶的单行散体文章，均属散文。后来的唐宋古文运动，就是反对专事雕琢对偶为工的骈文，而力图复归先秦两汉的散文。当时所谓古文，其实也就是指先秦两汉的这种大散文。散文前面冠之以“大”，是指和我们当代散文的狭小概念，狭小路径相对而言。
历代的许多名篇，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都称不上是散文。贾谊《过秦论》，详尽分析了秦能削平六国及其自身覆灭的原因，目的是提供汉文帝政治改革的借鉴，这其实乃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政论文。荀子《劝学篇》、韩愈《师说》，劝人向学、求师，是典型的论说文。郦道元《水经注》是为一部记载全国水道的地理书《水经》作注，但文笔简洁优美，对后代游记文学影响很大。“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谁能不为之动容？诸葛亮《出师表》是他率师北伐前写给蜀主刘禅的，言辞恳切，为历代知识分子所推重。“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谁能不为之感动？这些篇章，彪炳千秋，悬诸日月，有谁能否认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呢？
鉴往知来。当我们的散文家在为散文的未来殚思竭虑、孜孜探索的时候，过去的文学史也许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的。散文因此可以“平静、舒缓、闲适”（张春宁语），但是一味地平静、舒缓、闲适，正如一味地大刀阔斧、波澜壮阔一样，人们同样是难以忍受的。我们能否像文学先辈们曾经做过的那样，也来尝试一下当代散文发展的更为广阔的各种可能性呢？
这样一来，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会不会产生模糊和混淆呢？实际上，二者之间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一成不变，文学观念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区别是流动的，没有绝对的僵死的界限。似乎是更具美学色彩和文学意味的骈文，传世者寡，而似乎和文学关系不大的先秦两汉及唐宋古文运动以来的散文，倒是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在文学史上散发出绚丽的光辉。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想开这道门，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样可能会有一些好处，对于孜孜以求文学性的散文作者来说，可能会在技巧上达的同时，内容也更加充实。对于我们一向视为非文学的哲学论文，历史著述、政论文章，以及长期被指责为文笔呆滞的文艺理论批评文字，可能会写得更优美，可读性更强。其实贾平凹曾经简略地谈到过向古代的大散文复归，但是应者寥寥。在前一阵子颇为热闹的“二十世纪文学大师重排座次”中，毛泽东以其政论文而位列十位散文世纪大师之中。随着培根、罗素等西方哲人随笔的不断翻译引进，我国的一些非文学工作者如哲学家周国平等人，也搞起了散文创作。这些都是和我们所习惯理解的散文模式大异其趣的。也许，在当前散文创作走向多元化的态势中，向古代大散文概念的回归，将会成为拓展散文路径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吧。
（《文艺评论》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