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百年来，中国文论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思想资源的变化。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资源不出儒、释、道三家，除了释（佛教）是外来的以外，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国本土的，并且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学说始终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经典。但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引发了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剧烈的政治经济震荡，在百日维新试图以传统方式走温和的、渐进改良的道路失败之后，人们开始了选择与传统加以决裂的激进革命道路。这样，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文化层面转换，就演变成了在思想资源上对中国本土传统的激烈否定和对近现代西方传统的全面认同。
因而近百年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是，人们迅速脱离了传统的汉语思想资源，而更多地依赖近现代西方思想，后者已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性的思想资源。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运作方式直接地制约和影响着中国文论，换言之，西方文论已经取代传统的汉语文论资源而成为中国文论的主要思想库。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与文化格局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冷战”格局结束，全球化浪潮蓬勃展开，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全球文化的互动性大大增强。文化领域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跨文化的比较文论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与此相关的是，知识领域的权力控制成为学界热烈谈论的理论话题，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猛烈抨击西方经验对东方的歪曲与控制。在国内学界，同样泛起汹涌的浪潮，谈论近百年中国文论“失语”者有之，主张“重估现代性”者亦有之。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西方文论输入中国的意义及其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作出正确的回答。
这实际上是对中西文论作跨文化、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文论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在中国文论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学术语境中，对这个课题的正确解答，将有助于在新世纪进一步融汇中西及中外文论，促进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和未来中国文论的健康发展。
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文论本身的研究，即对西方文论的源头、发展、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研究，即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线索，它是如何启动我国文论的现代转型的，我们是如何根据自身的文论传统，有选择地吸收和改造了西方文论，使之成为我国现代文论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对西方文论输入中国的成败利弊作出客观和科学的评说。从目前来看，研究后一方面的意义已日益迫切。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就前一方面的研究，尽管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已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但是，从后一方面来看，对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及其对中国文论所产生的影响，作系统和深入的专题研究、探究其学术规范与传播机制者尚不多见，需要我们对这个薄弱学术环节加以认真填补。这既和这一研究本身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性特点有关，同时又和我们主观上的忽略不无关系。
二
据阿英编《清代文学丛抄（域外文学卷）》（中华书局1972年版）介绍，中国译介西洋小说，最早是乾隆年间的1740年左右，黄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再次肯定了这个观点。“当时的译作……改头换面，重新写作……实算不得翻译，并且为数也极少，影响也不大。”[1]。西方文学大量涌入中国是在近代，具体地说，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施蛰存先生谈到这样一个情况：
……翻译小说的出版数字，可能两倍于创作小说。
这一现象，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当时没有注意到，也从来没有敢于设想……
……从 1890 年到 1919 年这三十年间，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我们把这一现象，突出地标举为近代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方面的第一项特征。[2]
当时的小说概念包含了戏剧，实际上当时以小说戏剧为主流的西方文学的大规模涌入中国，西方文学的观念、手法、眼光乃至整个文艺思潮及理论流派也纷至沓来。1905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二十二号起，连载了由他翻译、法国学者维朗撰写的《维朗氏诗学论》。孙毓修于1913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至1914年第五卷第十二号上，陆续连载其《欧美小说丛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评价西方小说（含戏剧）的专著。黄远生在1914年《小说月报》第一、二号上的《新剧杂论》试图系统地把西方戏剧理论介绍给国人，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意义。对西方文艺思潮及理论流派的译介，可谓风起云涌，为中国人打开了一片崭新的理论天地。大致说来，本世纪曾经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中国。而每一次的性质、特点与方向不尽相同。
五四时期是本世纪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这一次主要是以当时最先进的欧洲的文论为主。陈独秀在倡导“文学革命”时，心目中理想的样板就是文艺复兴以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3]，偏重于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但由于中国内忧外患的具体历史条件所规定，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对外来文论的接受很快就转向了俄苏文论，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恰如鲁迅在 1932年12月撰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所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4]，因而五四时期这次外来文论输入的主要特点是从近代欧洲文论逐渐转向俄苏文论。
建国初期我们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它的文论被我们奉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范，作为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必经之途，大规模地引入和学习，季莫菲耶夫的文艺理论体系，对我们影响之巨且深是难以估量的。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论著作，经过我们的系统翻译介绍与倡导，对我们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资源及学术动态，则基本未能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此时对前苏联文论的兴趣与激情早已成为过去，相反，这些东西中的庸俗社会学内容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厌恶。而西方文论却唤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与理论热情。
这当然是由于多年隔绝以后的强烈新鲜感，从建国以来直到“文革”结束，我们对西方文论的态度是拒绝、否定与批判。在这段时期内，西方文论在中国可以说基本上是空白。因而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在中国大举登陆产生了强大震撼力与冲击波。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应当归结于本世纪西方文论所取得的学术进步。20世纪的西方文论风潮迭起，理论面貌日新月异，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学科、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理论思潮流派，从作者系统的心理分析、到读者系统的接受美学、到作品系统的新批评、直到社会文化系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昭示着文艺理论的最新进展与学科前沿，它们和我们的当代文论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时代落差。
当国人从“文革”的噩梦中惊醒之后，确实感到有必要引进西方文论，这是我国文论建设的内在需求。国内文论界普遍认识到，我们必须补上这一课，了解和熟悉国际文论界的最新进展，进入学术前沿，才谈得上新的开拓、发展与创造。这一次我们输入西方文论的注意力中心，是20世纪西方文论即西欧和北美文论。与此同时，我们历来更为熟悉的西方古典文论包括19世纪西方文论，仍然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并在我国文论建设中发挥着影响。
三
近百年对西方文论的引进，大致是沿着政治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两个方向展开。
中国传统文论中历来存在着强烈的以政治功利为核心的文学工具论倾向。“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汉书·艺文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毛诗序》），“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文所以载道也”（周敦颐《通书·文辞》），这些文论传统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文学和某种直接的、现实的社会政治功利目的联系起来，要求文艺能够观政载道，诗文之道与政通。由于近百年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剧烈的社会动荡，我们对文艺政治功利性的要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文不能经世，皆为无用之言”（方东树《复罗月川太守书》），文艺必须有助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现实社会政治问题，这成了我们吸收外来文论时最重要的期待视野和价值尺度。
近代以来，我们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小说，主要是政治小说，而这种翻译介绍的原因，正如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所说的那样：
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这是关于译介域外小说乃至文艺的最为明确和最为重要的目的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艺术性方面的论述基本上没有，所有的注意力几乎全部聚焦在文艺的社会政治功利目的上，要求文艺能够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社会，这就是文艺的全部价值之所在。
林纾是近代中国享有盛誉的翻译家，译介小说遍及英、美、法、俄、日等国。他译介小说，乃是志在维新，认为翻译作品要“有益于今日之社会”（《鬼山狼侠传叙》），在《黑奴吁天录·跋》中自述，在翻译过程中，他“且泣且译，且译且泣”，充满忧国忧民的眼泪和激情。在《雾中人叙》中，更明确地讲：“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这不仅是译介西方小说的思路，也是输入西方文论及文艺的基本思路。
鲁迅的早期文学活动，是从译介域外小说及文艺思想开始的。《摩罗诗力说》是早年鲁迅最著名的译介西方文艺思潮的作品，这是一篇带有编译性质的文章。摩罗乃是梵文音译，是佛教传说中专事破坏的魔鬼。鲁迅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等摩罗诗人，赞扬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主张诗作要“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这才是他们也是整个近现代中国“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意图之所在。
周扬是本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权威。他的早期理论活动，同样是从翻译开始的，在 30年代，他翻译了大量的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理论，温儒敏是这样描述周扬的：
这时期他表现为并不成熟的专门趋附“热点”的批评家，所向往的苏联或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什么新动向，或者国内文坛比较集中争论什么问题，他就依“热点”需要去译介有关材料，亦步亦趋地“搬运”外来理论。[5]
周扬翻译理论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高度重视文艺的政治实用性，强化宣传意识。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有一句名言：“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的不可避免地是宣传”，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明确地批评过的将文艺等同于单纯的思想传声筒的观点，但是周扬对辛克莱的这句话却极为推崇，这其实也是当时大多数左翼文艺家和理论家的观点。中国普罗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这和世界范围内左翼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或者说，就是苏联、日本等国的左翼文学直接搬运到中国的结果。就连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行动总纲领，根据参加过左联筹备工作的老人回忆，也是由冯雪峰参照苏联“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几个纲领、宣言起草的。[6]
当时周扬的主要译介著作有《辛克莱的杰作：林莽》、《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高尔基的浪漫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等。这些译作集中注意力于文艺的政治功能，主要是趋时和实用，而文艺的自身规律与审美特征则受到冷落和蔑视。这里最重要的价值尺度是“政治优先”。应当承认，周扬的翻译活动是极富代表性的，和梁启超等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这不仅属于周扬个人，也反映了近百年中国输入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近百年中国输入西方文论的主流和基本理论走向。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引入的西方文论流派五彩缤纷，光怪陆离，西方文论家的名字不胜枚举，但是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从国别看，应是俄苏文论对我们影响最大。从理论内容看，以社会政治功利性为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流地位的确立，这的确是近百年中国的现实需要与中国固有的文论传统使然。
这些主流理论的基本构成主要是立足于昭示社会历史层面的重大问题，如文艺与社会、文艺与历史、文艺与革命等，大致属于文艺的外部规律，而对于文艺的自身规律与审美特性则涉及甚少，可以说是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另外，在当时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与剧烈斗争中，不同的思想与理论倾向往往处于尖锐的对立与冲突状态。我们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发展中的知识积累、知识证伪、理论之间的竞争与选择意识。于是，当主流理论成为一种权力话语而左右着文论界的趋向时，与之相对立或不同的理论话语就往往处于受到排挤和压抑的状态，审美主义文论思潮的处境就是如此。
王国维是近百年中国输入西方审美主义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他根据自己对西方叔本华、康德等人哲学和美学思想的钻研和接受，得出了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观念，与社会功利主义文艺思潮大相径庭的纯艺术观念。这就是艺术即解脱，艺术即游戏，艺术无功利。在著名的《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王国维批评“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惟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明确提出：“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把政治与艺术相分离，这和中国传统的“言志”、“载道”、“征圣”、“宗经”大异其趣，和现代中国政治功利主义主流文论也是背道而驰。这在中国文论史上，可以说是空谷足音，如果不是西方文论的直接和强大影响，很难设想王国维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旧学背景的人，能够有这样的学术视野和理论勇气。
朱光潜是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的一个重要代表。在近百年中国文艺思想史上，他是极为少见的系统介绍西方美学及文艺思想的学者，他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康德、黑格尔到弗洛伊德等人的美学及文艺思想，均作了介绍，在介绍中有自己的阐述和创造。值得注意的是，在介绍西方学说时，朱光潜对注重社会历史内容与社会功利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等人均予以回避，表明了这位美学家独特的理论选择。朱光潜关于艺术的著名观点是“静穆”说，认为“静穆”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最高理想”，“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7]。对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朱光潜也持一种保持审美距离的观点，反对左翼文艺的文艺工具论观点。这些思想，在当时和以后都曾屡屡被痛击和批判。现在看来，也许正是这些审美主义话语使近百年中国文论在严重偏向社会功利主义的过程中能够多少保持一点微弱的平衡。
钱钟书是本世纪中国纯学术的一位重要代表，即使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日子里，钱氏这个鲜明的学术个性仍未改变。他并未译介多少西方著作，但他是较早且有自觉和明确意识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具体的中西比较中，他介绍并澄清了许多西方文艺理论问题。《谈艺录》成书于抗战时期，在该书的“序”中，钱钟书写道：“《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但不管是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还是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钱钟书都完全未涉及现实政治及相关问题，而仅仅是寻求“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8]的文艺规律，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和学术研究。这两部书均用中国传统的读书笔记体写成，更是笼上了一层浓重的学院化色彩。恰恰是和现实政治功利保持一定距离，使钱钟书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能够超越当时广泛流行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成为本世纪中国的学术巨匠。
李泽厚是本世纪下半叶中国审美主义话语的最重要的代表。康德美学是李泽厚的主要理论源泉和概念工具。在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潮日益泛滥，唯物和唯心、主观和客观的僵硬对立模式垄断中国学界的时候，李泽厚以其论述美的社会性从中巧妙地找到了某种平衡，进而建立了以他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成为当代中国美学主流。
实践派美学把康德美学引入我国文艺理论领域，阐述了艺术的非功利性、非自觉性、情感性等长期为我们所忽视的重要特征，凸现了艺术创造的主体因素。经刘再复等人把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从哲学版转为文学版，对近二十年中国文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大大扭转了近百年中国文论严重失衡，向着社会功利主义过度倾斜的状况，而且彻底击败了当代中国文论中盛行的庸俗社会学潮流，使近百年中国文论从突出社会政治功利的战争文本最终转变为凸现审美与艺术特性的和平文本。
总体而言，审美主义话语在近百年中国是一种非主流理论，在以突出文艺功利特色的主流理论话语权力的不断膨胀和挤压下居于边缘一隅。这和中国文论史上“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等审美主义理论的处境相似。这种状况既和我们的固有文艺传统有关，也是由于近百年中国的具体社会条件所规定，因而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还是不能不承认，这也制约了中国文论接受西方文论的深广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文论在更高的学术水平上发展。
四
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海内外汉语学术界保守主义氛围日趋浓厚，国内学术界开始了对现代性的重估，对西方文论输入中国也开始了重新审视与反思，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在西方的后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把西方文论输入中国和文化殖民主义挂上了钩，从而严厉斥责西方文论的输入，大力倡导以中国本土的固有文论传统取而代之，进而寻求对中国文论本真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这样，来自西方的激进的“后”学理论就和中国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达成了共谋，这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主流话语。
自从马克思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重要命题以来，知识领域的权利控制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这个概念。福柯研究了知识领域的话语权利问题。塞义德则揭示了东方主义对真实东方的歪曲。但是严格说来，这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知识的角度，它没有也不可能推翻人类已有的知识范式。直言之，知识就是对客观事实的符合这一古典真理观仍然有效。就文论领域而言，包括西方文论在内的文论知识有效性仍然存在，中西文论之间互不相容的僵硬对立并不存在。
同时，后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只是一种正在西方走红的理论，在“各领风骚三五年”的西方文论界，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尚有待验证。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在我国盛行的“后”学话语，在西方本是对西方自身学术传统的重新审查与严厉批判，换言之，它首先是对自身的批判，是一种激进思潮。而在我们这里，却和文化保守主义达成共谋，变成了对我们自身传统的颂扬，它已经完全丧失了其理论的激进意义，已经完全变味了。这里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中西比较中的民族性辩护情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非学术的。
一种新的思想资源的开辟，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它是新的思想源泉与动力的输入，往往意味着思想疆域的拓展和版图的扩大。文艺理论的发展同样如此。近百年来西方现代文论的输入，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思想资源，使我们置身于世界文论格局之中，和世界文论的发展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与世界文论主潮保持同步思考，并对其挑战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这大大扩大了我们的理论视野，拓展了我们的思维空间，为我们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改变了我国文论的面貌。事实上，西方文论的输入，已经成为推动中国近百年文论发展的有力杠杆之一。
近百年中国文论在西方文论影响下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宜简单地等同于西化的过程。正如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资源不出经史子集一样，西方古典文论也没有超出圣经和古典文学的范围。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新兴的近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逐渐成为新的主导性资源而赢得了权威地位，此前的思想资源则被视为前科学而被取代了，由此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知识组织原则，文艺理论同样被纳入了这个知识进程。因而就其实质而言，这是古典的前科学到现代科学的深刻知识转型，而并非简单地西化转型。正因如此，这次转型才能主导着包括西方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文论走向。
进入90年代以来，围绕着西学东渐这一话题，对五四的反思与评价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其中对五四所谓“全盘反传统”及“与传统断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事实上，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就在反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同时，明确肯定了元明剧本和明清小说的价值。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白话文学史》等论述中，痛斥文言文学为“死文学”的同时，竭力颂扬以《水浒传》、《红楼梦》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白话文学。鲁迅则编撰了《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史》等学术名著。
因而五四的所谓反传统与断裂之类的说法，都是不够确切的，就中国自身文论传统而言，其实质无非是在外来文学思想的观照和激发下，借助这种新的理论视野，重新解读、梳理和塑造了中国文学思想传统，激活了中国文学思想自身的活力，否定了自身的一部分传统而提拔了另一部分传统，质言之，即否定了居于主流和核心地位的以诗文为代表的文言文学传统，提升了处于支流和边缘地位的以小说和戏曲为代表的白话文学传统，而新提升的这一部分传统便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即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生长点，亦即中西文学思想的交汇与新生之处，这既是中西文论之间的良性互动，又是中国文论发展史自身从中心到边缘的交互运动，这构成了五四时期中国文艺思潮运动与变革的基本特点。
其实任何反传统的实质，也无非就是学术传统中的多元化因素在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交互运动。近现代中国文论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格局内发生、发展和运动的。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这种影响范式，不仅对于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并且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都具有普遍的范式意义。
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新变，就是比较文论的兴起与繁荣。事实上，自从有了西方文学输入中国，在中国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的强大背景映照下，中西文学观念、形态构成与理论体系的比较自然也就产生了。梁启超曾经在《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中，参照西方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作了不尽确切的评价。林纾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小说并在译著的《序》、《跋》中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了对比，大大开阔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眼界。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明确提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这已经是一种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中西文论的会通已经摆脱了《〈红楼梦〉评论》中的早期稚拙状态，显得圆熟练达得多。茅盾曾经撰写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大量的比较文学论文。吴宓则率先把比较文学引入中国高等院校。
在经过了50—70年代的沉寂后，新时期以来中国比较文学蓬勃发展，其中比较文论尤为引人注目，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已经引起世界比较文学界的瞩目。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的文学研究组织之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国内高校已经普及并已成为显学。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国内文学研究者中已经得到自觉和普遍的运用。就文论研究领域而言，比较文论方兴未艾，势头迅猛，我们开始了自觉的跨文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在广阔的世界文论背景上来思考中国文论的独特价值与民族特色，寻求与西方文论及非西方各民族文论的互证与互补，进而试图在跨越东西方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论共同体，使文学理论走向真正的客观化和科学化。中国文论凝固、封闭、僵化的民族本真身份已经不复存在，相反，在世界文论良性互动中流动、开放、融汇中西的中国文论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以此为契机，我国文论在近百年来开始了急剧而深刻的现代转型，从经验感悟型到逻辑分析型，从杂文学观念到纯文学观念，从凸显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到复归文论的客观知识性，这是中国文论全面和深刻的学术范式变革。中国文论近百年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比此前中国文论变革的总和还要大，这和西方文论的输入是分不开的，这种输入迄今仍未失去“窃火者”的意义。考虑到文论译著的水准，研究者的外语程度，以及引进书籍特别是外文原版书籍与相关学术杂志的数量及种类，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而言，西方文论的输入远不是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太多太滥，而是太少了，还远远不够。
展望新世纪，随着全球化与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外文论交流的日趋广泛与便利，中国文论的总体水准必将有新的更大提高，在世界文论中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扩大，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文学大国，必将在多元化的世界文论格局中占据自己的应有位置。
（《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注：
[1]黄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卷）》，第6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导言”，第17—18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4]吴子敏、马良春等编《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页。
[5]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马良春、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第56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1995年版。
[7]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1935年12月《中学生》第60号。
[8]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第49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