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洲荒草疯长的季节，我赶回了娘家，父亲再度生命垂危。父亲生命的这种危象，近几年来有过好几次了。
前些年，我们把父亲接到城里治病，医生诊断，父亲的病是脑萎缩、腔隙性脑梗塞、帕金森氏症。进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对症整治了一个疗程，花了近万元。
人是好多了，但医生天天催交费用，他心痛得不得了。我们诓他，有什么心痛的，这么些天才一千多元钱。
记得第一次做CT，弟妹们左劝右劝，他就是不上放射台。我办完住院手续赶过去，一边脱他的军力士鞋，一边说，就五十元钱，请您在台子上睡一两分钟的事，这难不倒您，也难不倒我们。
不久，父亲因脑血栓、偏瘫再次住院，我们又一次把他扶上了CT台。在医院折腾了几个回合，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在城里呆了，他似乎感觉出了离地狱直线距离最近的是医院。用他的话说，自己这把老骨头恐怕熬不住了，儿女们花钱也挡不住驾了。
回到乡下，我们买了原屋场堤坡下一间不怎么通风又谈不上敞亮的房子。房前屋后搭了厨房厕所，和住在那栋平房里的几位老人共用一口摇井。在简陋的房间里，我们给父亲开了一张大床。回乡下的父亲就睡在这张床上，能把握的姿势，就是躺着。
也就是说，这屋，这床，这地球的某一个表面上躺着我们的父亲。一位年轻时曾也英气俊朗、横枪跃马的军人；一位把几个年幼的孩子放在一块能浮起的木门片上，夫妻双双激战在防洪北堤的指挥长；一位大跃进时期操心千人填肚，自己糠饼充饥的米厂厂长；一位诚朴正直，而又屡遭运动冲击，饱经政治磨难的“运动员”；一位临到七十岁还在靠锄头养活自己的老农民。他是架中国式老水车，浇灌了成群儿女茁壮成长，如今实在转不动了。
进家门的路，是一条窄窄的堤坡小路，路边满是菖蒲和狗尾草。我们一拨一拨，淋着雨水，踏着泥泞，从各处回到家，屋前屋后围满了人。父亲的后人们都围在他的床前哭喊着，我那学生命科学的外甥女儿，拉着外公枯瘦的手，眼泪像窗外的雨丝，流个不停。
父亲笔挺挺地睡在床上，昂起下巴壳，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任凭怎样叫喊，就是不搭理我们了。一阵哭喊之后，长辈们开始劝我们静下来，我们也只能停息下来，宁静地守候着。
父亲曾对我们说过，他死后要穿中山装，穿军力士鞋，要运到城里去火化。显然，他想后事从简，不随俗。但继母老早已吩咐我们为父亲操办了若干专用品。比如女儿、孙女、外甥女都要给去了的老人盖被，光绸缎被面就花花的买了一大包。父亲还有口气睡在床上时，就已经动不了了，在棺木里也就更不能动弹，干吗还要穿多少层，盖多少床地把他裹着？谁说一死便成大自在？
从父亲叫不应起，继母一直忙着。她连父亲落气后用的串钱、鞭炮都差人买来了，似乎一切都操办好了，只等阴阳两界交接的某一个时刻到来。
孙儿女们一点都不怕爷爷，不时贴在他的心口上听听，不时为他把脉。他们肯定和我一样，以为父亲只是轻微脑溢血，一时昏厥，不动他，等会会醒来的。
有帮忙的人要来给父亲擦身子，穿寿衣。我示意他们先别动他。父亲的老伙计，村里的老支书徐茂爹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在父亲沉睡五个钟头后，他做起了我们的工作，我跟你伯伯、叔叔都商量了一下，劝你不要再折腾了，你父亲这样性烈的人，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成天躺在床上，想翻个身都要求人，身上的褥疮，烂了又好，好了又烂，别造孽，就让他早点上路算了，莫东想西想。
这时，雨已停了，小弟也被人拉去，给父亲看“金井”地去了。村里好多人手在清除屋场周围的柴草，村长还带人把继母开发到地坪里的菜土给平掉了。手扶拖拉机正在一车一车地运柴火来。
父亲，您醒醒，大家都以为您大限在期。您不能就这样走了。十四年前，三月飞雪，母亲脑溢血一旦旦走了。这些年，我们为疏忽了母亲的高血压病肠子都悔青。记得前年大热天，您也是这样昏过去又醒过来了。我和妹妹帮您清洗伤口，好长好长的沙布条，填到您烂了的肉洞里还不够。您的脸上滴着豆大的汗珠。我们要您痛得厉害就喊几声，您还说，那么些年的兵岂不白当了？
去年，继母打麻去了，您摔下了床，我们赶回家时，您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们把您送到医院，输氧输液抢救，您时醒时迷糊。稍清醒一点，就交代，说您死后的悼词要我写，不劳别人。您还抓紧告诉了我二件事。一是告诉了我您当兵时，受编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16团第四野战军政治处，您那时是一名马背上的通信兵。二是，您曾在农场联合加厂任厂长五年，1964年面上社教时，您为困难户开了一些糠饼、酒糟的后门，授人以柄，被争权夺利的小人陷害，打成了“走资派”，撤了厂长。不久，您把自家喂的一只黑山羊杀了，答谢厂里正遭饥荒的职工，又一次被揪出来批斗，最终被排挤出厂，下放生产队务农。
父亲您醒醒啊，还跟我说说您的那些往事。
父亲沉睡快七个钟头的时候，屋外面似乎热闹起来。那只被捉来等父亲咽气时宰杀的公鸡不知怎的，扑棱、扑棱地挣脱，往屋后堤坡边飞去。呼、呼、呼，好像有人从后门跑了进来，一个帅小伙一闪进来，扑到了父亲床前，大声哭喊着外公，并用手轻轻地摸着父亲的脸。我这才回过神来，是我的儿子赶回来了，他坐火车、“水上漂”到喊出租车，从武昌赶到外公家只用了4个多小时。他有备而来，从行李包中拿了一台电子智能仪器，测量着父亲的生命指数。继着又大声喊叫外公，还要我也一起大声喊父亲，一时间，围在床前的人都喊着叫着。我分明看到父亲的喉结滑动了一下，妹妹也感觉父亲有反应，于是把脸凑到父亲跟前，大声问他要喝水吗。“冰！”大家都清楚地听到了父亲说出的这个字。很快，我们从幸福港赶来了冰块、冷饮。用冰块敷，将冷饮一滴一滴灌进他嘴里。醒了，活了，我们的父亲只触摸了一下上帝的神袍又转回来了。
我们马上拨打120，救护车几分钟就赶来了。父亲的骨头肌肉都伸不得手，一挨近他，就痛得打战。送到医院，医生都直摇头。
在一次比一次加重的病磨后，父亲一点一点地从人生世界里离去。他最后的世界只剩下一张床了。神志已不很清楚了，一张被痛苦扭曲的脸已不堪多瞧。他求我们给点药他吃了走。继母还时常从他枕头底下搜出剪刀、绳子之类的东西。父亲连自己把握生命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任我们恪尽孝道地摆布。这对父亲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悲哀的幸福。看他的乡亲们都直摇头：梅胡子实在是好人，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磨难？
2007年8月
写是触摸，回忆是触摸，梦也是一种触摸。每写，每梦，每回忆，都感觉读到了母亲灵魂的色彩。
——题记
我又梦见您了，母亲
襁褓里不只有婴儿
凌晨四点就醒了，最先醒来的是眼睛。因为，一睁眼，梦中盯住的两盏大灯就灭了。
那两盏灯，是晚上照着母亲翻耕、相沟的指挥灯。
母亲，我们知道您是个很棒的农机手。五八年开荒建农场，苏联专家手把手教过您。您是咱们国家第一代女农机手。
您最辉煌的人生，就是在伏克森拖拉机上，抛颠，腾跃，向前。
昨晚，我又梦见您随父亲进湖洲开垦新农场的那些事。
其实，都是我听童话一样，从您那里听来的。不过还是有些亲历的印象。特别是夜晚，那两盏照着您拖拉机开垦的大灯，印象极深。
浩浩洞庭，千年浪涌。时间的大手，把南洞庭泥沙淅淅托出水面，形成了很多洲子。有一块洲子最大，远看像茶盘。五八年，政府令围湖建场，砍杨树，伐芦苇，修大堤。堤围圈起来的湖洲，就叫茶盘洲农场。
父亲从部队转回，踌躇满志，不顾老人们的反对，带着我们娘俩，响应党的号召，奔沅江南竹山而下，开垦新农场。
父亲进湖洲，管开垦人马的吃，位立打米厂。母亲，您是名副其实的垦荒者。
湖洲芦苇飘飘荡荡，千亩沃土泥香草香。黑压压的农垦大军在前面砍杨树，捆芦苇。你们机务队一排排苏式伏克森，锃亮亮，新崭崭地紧随其后。
翻出来的黑土，一块，一片，一天地。您兴奋得忘了自己是女人；忘了自己是奶孩子的母亲，甚至，忘了自己的孩子放哪里。
您说开犁之际，您也惊恐过。那是随着黑土地翻开，飚窜的草蛇，被犁铧削得血溅起老高。您胆战心惊。
一个傍晚，您回工棚，把我抱起来喂奶，解开抱巾，蛇往外直窜。您惊悚得呕吐不止，真想抱着我回沅江老屋里。
您告诉我，您没有退缩。第二天，叫人帮忙把我的摇窝吊起来了，吊在一个临时搭起的木架上。
往后风雨几十年，您也没有犹豫，退缩过。
我开始懂事了，也知道害怕了。害怕工棚里出没无常的蛇；害怕路边窜来窜去的黄竹筒；晚上，害怕杨树山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野鹿嚎叫声。
工棚里没有大人时，母亲您常带我去上夜班。您把我和父亲的军大衣一起塞到您的副驾驶位上，还是专心开您的车。
因为您是开沟标兵，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开示范沟。您晚上开沟不要打石灰线，只要土源档上有两盏灯，照明灯又叫行距灯。您端着身子，握紧方向盘，眼盯着那盏刚移动位置的灯，朝直住前开。开到档上，身后就留下一条又深，又匀，又直的土沟。
晚上，一班一班的人来学，您不厌其烦。老是那句话：白天看线开，晚上看灯开。眼盯着远处的灯，朝直开过去，要一气呵成，不停顿，沟就开直了。
湖洲很静，只有拖拉机轰鸣声；夜晚很黑，只有由远望到近的两盏灯。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母亲，您白天开一天沟，说骨架子都抛散。晚上还要示范到半夜。您哪顾得了我。
有一天晚上，您睡一觉醒来，没看见我，找人家去问，害得大家伙儿，灯笼火把红了半边天去找人。我仍还睡在您拖拉机副驾驶位上。
小时候在湖洲长大，其实，荒野里也滋润着紫丁香，春雨也扰动着树枝，更有那不知名的芽苞四处绽放。童年的眼里，也有过蝶儿闻花，蝉儿鸣叫，鸟儿扑飞。但我的生长环境不产生文学细胞，没有浪漫因子。以至于，后来，我进文学班学习，看到广阔的原野，喜看云卷云舒的句子，就把它改成，原野的夜空，我始终盯着远处那两盏不灭的灯。
我十六岁参加工作。教书，再读书。坐办公室，也做公务员。工作了三十多年。退休了，还熄不下来。去到一家驰名文化企业上班，做一介准编辑。且莫说异地躬耕，要过语言关，转行关，人缘关。就只说搭车上班，也够我托一杠上头的。从家到我上班的传奇文化园，路程不多不少，公交三十二站。每天有近三个钟头在赶路赶车。
事实上，母亲您的奋发和坚强又何尝不是照耀我前行不止的两盏灯。
外号很有名气
母亲，别人给您起了个外号。每有人叫您外号，我都不理人。那是我青葱年纪不懂事。现在做梦都想听人那样叫您一回。
小妹出生，已是您的第五个孩子。您给她取名叫多多。孩子的拖累，使您感到空前的压力。但您仍然乐观生活，拼命工作。
下班路上哼着歌，周末照样打场球。您的外号就是打球得来的。
您经常加班，星期天开会，搞活动。父亲更忙。我们五姊妹年龄挨个只差一岁多。高矮也就像那楼梯墩子。您让我们集体对外展示的机会，是看您打篮球。您是队长，又投篮准。我们看您打球不亚于过节，欢天喜地。
有次，您告诉我，星期天下午有场球。上半场打食堂那头。我背着、拽着几个弟妹，早早地在球场旁食堂那头等候。
我们是您最给力的拉拉队。每个人都不失时机地给您鼓劲。妈妈，加油！换场地，我们一窝又挪到另一头喊加油。看您打球的多，看您这一窝崽女西洋镜的也多。您在场上运球回场，速度很快，齐耳的短发一蓬一蓬，在场外给您加油的，干脆就喊“抱鸡婆”，加油！
二弟比较发调。有次，您在对方篮板下抢了球，快速运球回场，后面几个人穷追不舍。二弟情急之下，冲口喊道：“抱鸡婆”，快跑！加油！
满场都笑翻了。您也抱着球笑得直不起腰。您爽朗的笑声，在场的人都能理会到。母亲爱着自己这窝子女。母亲的羽翼真温暖。
“抱鸡婆”是“四最”农机手，棉田开沟最直、最深、最匀、最好。农场喇叭里，天天叫，天天吹，名声在外。看标兵红榜，大家都指着说是“抱鸡婆”，没有一个人去看您的真名。听农机课，要是“抱鸡婆”讲课示范，就没有一人逃课。小孩一个一个上学，说是“抱鸡婆”的，都有好位子坐。
您虽然很爱孩子们，但您毕竟是职业女性。实在忙不过来时，您的法子是把我们送出去寄养一段。去外婆家或其他亲戚家。
面上社教那几年，国民收入不景气，很缺吃。二弟毛几被送走的次数最多。一担水桶，一头是二弟，一头是糠饼，糠饼是电米厂的废弃物。对河公社里的干爹爹担着二弟出门时，是您最难受的时候。二弟总是扯着您的工作服，央求您：不要送我去公社里，那里吃的是猪食。那时吃野菜加糠很正常。
在家的几个除了我，也好不了多少，大弟吃熬酒的糖膏子，以至于现在都懵了心。
小弟小妹吃的是母亲节省的口粮。母亲去开沟，生产队职工都认识“抱鸡婆”，都这个送给您几斤鸡窝豆，那个送您几斤豌豆。虽然，这一定程度上能填饱肚子，但把您眼睛都吃绿了，害您工作都停了几天摆。
我是幸运的，到父亲那吃食堂。每天按时去食堂翻牌子吃，能吃上白米饭。享受厂长待遇。
后来厂长被打倒。原因之一是经常去食堂灶台勺菜汤吃，罪名是油抹布厂长。
当然，还有一个大罪名是资本主义厂长。父亲当兵在北方，会养羊。家里养了几只羊，闹饥荒时，父亲捉了几只羊到厂里杀了，让职工元旦会餐。管人事的杨女士会餐后立马向上级汇报。我吃父亲的白米饭，就这样断了。
疯狂的年代，常有荒唐的事。
那时期，“油抹布厂长”的坏名声和“抱鸡婆”的大名气，旗鼓相当。
白沙在握的优雅
“九九那个艳阳，天啦哎哟……”这歌是我的摇篮曲。我在母亲温软、甜润的歌声中长大，也常在母亲依稀的歌声中梦哭。
父亲的问题，在无休止地清算。
反对在聪明中级别最低。父亲没有文化，也有点冥顽不化，一味地顶撞领导。被一撸到底。最后一次处理，回到了老祖宗的本行，务农。
父亲和奶奶拖着我们一窝，又要去队上，住泥巴湖芦苇的茅屋了。母亲您心里哭成了海洋，也不洒落一滴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