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蓝的天空，飞机掠过，划出一道长长的印迹。姐姐的男朋友，大哥哥去了一趟日本，研修一年回来了。妈妈在家里发起了牢骚，“回来就往我们家打了个电话，这都一个星期了吧，还没到我们家，也不知道想什么。”爸爸摇摇头摆摆手，示意妈妈别说他不爱听的话，乔越骨碌碌转了转眼睛，头一扭，“稀罕！不来就不来呗。”
乔越记得大哥哥第一次到她们家来吃饭时，毫不客气的就坐到爸爸的座位上，一幅若无其事的模样，谈笑风生，挥洒自如。姐姐帮着妈妈准备上菜，在厨房和外屋之间，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乔越站在水泥地带，大哥哥的正对面，瞪着眼睛看着他憋了好半天，大哥哥就是没有往她这里看。
“那是我爸爸的座位！”她终于忍不住走上前，站在大哥哥的面前，小声而坚决地说了一声。大哥哥猛然惊醒，如坐针毡跳了起来，诚惶诚恐。爸爸走过来按住了他，“没关系，没关系，一个座位而已，你是客人，你坐，我再拿把椅子。”大哥哥心安理得享受起座上宾的待遇。吃饭时，乔越没好气地看了对面的大哥哥一眼，心里反复地想着一个词，“厚颜无耻”。
又隔了几日，大哥哥才带着礼物上门拜访，还送给乔越一块精巧的日本手表，她听到大哥哥和妈妈说着话，说这一个多星期都忙着会领导会朋友了，爸爸妈妈心领神会，表示理解。
大哥哥走后，乔越随手便把手表盒扔给了妈妈。
“好好的手表为什么不要？”妈妈很诧异。
“我才不要别人捡剩下来的东西呐。”
妈妈听了，若有所思，“嗯，那倒有可能，不过好好的一块手表，你不正好缺手表吗？”
乔越拿起手表又仔细看了看，一副懒洋洋的表情，“表盘这么小，表带这么细，难看死了。”
妈妈不解了，“这本来就是女式手表嘛，你以为你手腕有多粗？真是的。”
“反正我不要。”说着话，乔越头早已扭了过去。
“好好好，我来戴。”妈妈无可奈何，那块黑色小巧的女式手表总算找到了主人。
要戴也要戴自己喜欢的手表，从天而降，乔越的手表来了。
高三那年，乔越的房间挂满了素描，在美院学习班画的人物肖像贴满了墙头。一天下午，乔越的一个姨父带着一个陌生的男孩站在她家门口，说着她听不懂的日语。
姨父跟乔越说，这个男孩和姐姐在一个超市打工，和姐姐一样还是个学生，他可能是喜欢姐姐便托同在一个超市打工的姨妈，想到南京来旅游。在南京留守的姨父会一点日语，便热心的当上了翻译和陪游。
那个男孩请求姨父无论如何带他去看看姐姐的家，于是那天乔越便得到了那个可爱的礼物。直径大约3公分的表盘上，嵌着罗马字的刻印，黑白分明，简洁大方，黑色的表带粗细正合心意。乔越心花怒放，但是脸上还挂着拿捏得住的微笑。
从去日本那天起，屈指可数，或许都用不着十根指头，连五根都用不上，姐姐几乎从不写信。那个年代，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没有人动不动就打国际长途，妈妈从埋怨到慢慢习惯，最后想也不想了。
姐姐是个很不擅长表达的人，也许她根本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去表达释放自己闷在心里的各种情绪。这是隔了很多年之后，乔越逐渐想明白的一个事。
那块手表戴了一年又一年，陪伴着乔越飘洋过海走到姐姐身旁的那一年，她戴着它在旭川的岚山自然休养林和一帮留学生一起游玩的时候，表带突然断了，摘了表带本来想放到裤子口袋，拿来拿去一定很不方便，她灵机一动，向领队要了一根细绳，做了个挂表套在脖子上，同行的意大利女孩瞪大了眼睛夸奖她，果然是学设计的，乔越得意非凡。
那之后，姐姐又送了一块白色的新表给乔越，罗马字刻印的那块表盘已经磨得很旧了，她没有舍得扔掉。
那一年姐姐问过乔越，你见过那个男孩，你觉得他怎么样？乔越只见过送表的男孩一次，可是她说，我觉得蛮好的呀。姐姐哼了一声，说是一块手表就收买了乔越。乔越回答姐姐说，我才不会被收买呢，姐姐让她说理由，她歪着脑袋想了想，没想明白，挥了挥手溜走了。也许现在想明白了，可是姐姐也听不明白了。
喜欢一个人愿意去了解她，即使不懂中文也敢一个人单枪匹马闯荡江湖，乔越觉得那是个有心的男孩，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人。
送表的男孩走了，后来听说去了台湾，而姐姐和大哥哥办了结婚证，大哥哥去日本之前，辞去了机关里的工作正好有空，爸爸妈妈便委托他带着乔越去外地赶考。
乔越的脑海里有一盘青菜炒香菇，碧绿的菜心嫩叶好像拧成的一股花边，黑色的香菇点缀其间，正午的阳光跳跃明亮，照在白色的瓷盘上，色彩油亮的菜肴似乎散发着郁郁的香气。
一家干净的饭馆里，大哥哥坐在乔越对面，知道她喜欢吃素特意点给她，劝她吃口饭，别多想，这一场考试没过，我们再去考下一场，不要放弃机会。
乔越垂头丧气，摇头再摇头，她不吃饭也不要再考了，第一场专业考试的失利打击太大，她要回南京，哪儿都不去了。鼓励的话飘在耳边嗡嗡在响，人傻了，什么也听不进去。大哥哥无可奈何，打了电话请示了爸爸，带着乔越又回到了南京。
从长途车站下来，沿着中山北路回家，鼓楼百货店已经关灯歇业了，空荡荡的马路上，乔越一马当先，快步走在大哥哥前面，法桐树隐没在忧伤的夜色里，乔越的眼泪止不住了，哭得稀里哗啦，大哥哥慌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劝她，跟在身后默默无语。
回到家里，乔越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妈妈端来一碗水潽蛋给她，又默默退了出去。门外，大哥哥跟爸爸妈妈说着来龙去脉，听到他惋惜地叹了一口气，“乔越有点太脆弱了。”
大哥哥去了日本，一年之后的一个午后，又坐到了乔越家的外屋。那个乔越眼中目无尊长，夸夸其谈的人此刻两眼失去了神采，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对着门外灿烂的阳光，那人的眼神如一潭死水，好像一下苍老了许多，大哥哥坐等着爸爸妈妈下班回来。
乔越陪着大哥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她看着他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大哥哥低着头说了声，不用陪他，还是去做自己的事吧。乔越咬了咬嘴唇，终于小声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和我姐姐发生什么事了？那段时间乔越听到爸爸妈妈有时说起姐姐的事唉声叹气，却又不肯对她明说。
大哥哥一愣，抬起脸来看了看乔越，说了句，你还是小孩，你不懂。乔越噘起了嘴，站着依然没动。大哥哥叹了一口气，告诉她，失利太多了，有一天冒着大雪，他操着流利的日语想去一家公司面试，不到几分钟就出来了，迎着漫天的大雪，他都有哭的心情。
乔越听到哭，抬起头看看大哥哥，这个坚毅的男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她的心也和他一样沉重起来，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
不久，大哥哥和姐姐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大哥哥回到自己熟悉的天地，抛开了过去的阴影，重振旗鼓，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