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
类书是分类编排各种资料的供检索的工具书。相当于今日的百科全书。类书是中国古代文献学上的一大创造。类书的编纂是从前人积累的文献典籍中，选录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整部、整篇或整段原始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所以，人们通常把《永乐大典》称之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类书一般采用分类编排，先划分成若干大的部类。例如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通常设帝王、后妃、职官、州郡、政理、产业、人、礼、乐等部；属于社会生活方面的，一般设居处、服饰、器物、珍宝等部。在每个大部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每小类下先录书名，再录材料，并注明出处；材料按原书时代先后顺序排列，也有的类书按韵、按字次编排。
中国古代的类书，一般认为始于三国魏文帝曹丕时期刘劭、王象等编撰的《皇览》，以后历代均有纂修。现存最早而较完整的类书，是唐代虞世南所编的《北堂书钞》。
唐代以后，官方编纂类书成为惯例，存世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帖》、《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明成祖永乐年间，解缙、姚广孝编《永乐大典》22877卷，卷册最具规模，惜毁于战火，缺失甚多，今约仅及原书1/30。清代康雍时期陈梦雷、蒋廷锡编《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成为今日中国之最大类书，达到了古代类书编纂的高峰。
类书不仅保存了我国古代大量的接近原作的珍贵资料，以供校勘典籍、检索、诗词文句、查检典故成语出处之用，而且为研究者直接提供了专题研究的资料。
前四史
前四史指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和东晋陈寿的《三国志》四部史书。
三国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东晋时期的《三国志》，总称为“前四史”。
史学观点
一字褒贬
“一字褒贬”是指《春秋》编撰史书的思想和方法。《春秋》为孔子所整理，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又是最早的编年史，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共242年的史事，内容主要是各诸侯国间会盟、战争等政治事件。孔子因伤王道不行、诸侯专咨而作《春秋》，以正王化。孔子不是以议论来表示自己的褒贬，而是在记事中选用褒贬之词来达到寓褒贬，别善恶的目的。凡于人名，褒则称字，贬则称名，其引文用笔，常用一字寓意褒贬。如记叙鲁隐公元年五月郑庄公讨伐其弟公叔段，孔子只用“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表面上看，是客观地记事，实际上却含非常明显的贬义。左丘明曾做过解释：“段不弟（同悌，指弟不尊重兄长。）故不言弟。如二君，故言克。称郑伯，讥失教也。”孔子以“礼”作为褒贬的标准。所以，当时的君大夫之属，“凡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过于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这就是影响深远的“春秋笔法”。后人称为“以绳当世”、“立天下仪法”、“为后王制法”。孔子本人将这种寓褒贬、别善恶的做法为著述的宗旨和灵魂，深沉地感慨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很推崇孔子的做法，认为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虽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并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高度评价了孔子褒贬书法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威慑力量。
书法不隐
古代史官修史，对材料处理、史事评论、人物褒贬，各有原则、体例，谓之“书法”。“书法不隐”就是不隐瞒历史，是先秦史官的书事原则。晋灵公荒淫骄横。他常站在楼上，用弹弓射路上的行人，以取悦身边的美人。有一次厨师煮熊掌不合他的口味，晋灵公便把厨师杀了，并分尸八块，抛尸荒野。相国赵盾对这些残暴的行为非常愤慨，屡次向晋灵公苦苦进谏。晋灵公不但不听，还怀恨在心，要秘密除掉赵盾。赵盾只得逃亡避难。逃亡途中，赵盾的侄子赵穿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复任相国。史官董狐在史简中写道：“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见后极为震动，便前去找董狐解释自己并无杀君之罪。董狐坚持说：“你身居相位，国君被杀时虽然离开了都城，但并未走出国境；国君被杀后，你也没有惩办凶手，杀君罪名国相不负，当属何人？”后来，孔子听到了这件事，他评论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书法不隐”是由先秦“国史”及其“书法”的性质与功能所决定的。先秦史官在记录史事时，遵奉着他们看来是国之“大本”、“大经”的“礼法”为基本标准，“君举必书”，在陈述史事的同时，“寓褒贬义”，“明善恶”，向人们表示一定的行为准则，以维护邦国、家族的安宁长久。这种“书法”便是当时的价值评价标准。
正统之辩
“正统”是古代评判某一政权是否合法的标准，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就看它是否符合“正统”。符合“正统”的，就是合法政权；不符合正统的，就是“伪政权”。
“正统”首倡于汉代，班固著《典引》中写道：“汉继尧运，以建帝业。天乃归功元首，将受汉刘。”这是将“正统”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开始。“正统”一词作为宗法概念也开始于汉代，《汉书》中写道：“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以上两段记载道出了正统观念的精髓，即正统之辩，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是在王朝更替时候，编写前朝史书的人为了本朝的利益，在编写前朝历史的过程中发生政治概念上的正统之辩；另外一种情况是在皇位继承发生危机的时候，就会发生宗法概念上的正统之纷。
三国时期蜀魏的正统之争，成为后世的理论基础。曹魏为正统是因为皇位来源于汉献帝的禅让，是为政治概念上的“正统”；而蜀汉的正统是因为刘备家族为汉室宗族，是为宗法概念上的“正统”。至于谁为正统，便各说各有理，争论不休。
实录
“实录”是史家记录历史的标准和原则，即“不虚美，不隐恶”，如实记载历史事实。“实录”是西汉时期班彪班固父子在评价《史记》时提出的。随着修史过程中“直书”与“曲笔”激烈斗争，“直书”、“实录”成为衡评史家、史著的主要标准，被历代史家强调和论述。班固在论赞中引用其父班彪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说：“然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吏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直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见，实录的标准在于文直，即史文“质直”的表述史事。
史馆修史与私人修史
古时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一般来说，官修史书都是国家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集中论述了史馆修史，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利弊得失，充分肯定了史馆修史的成就。
史馆是国家设立的机构，具有相当规模，由一些有学问和较高历史造诣的史官主持、担当史馆工作，合众人之力能集思广益，取各家之长，成书既快，质量也比较高，如唐代贞观年间史馆修《晋书》、宋代司马光带领刘恕、刘玢、范祖禹等史学学者历经20年于崇文院修《资治通鉴》，以及清乾隆年间纪晓岚率领当世名家160余人历经十余年编成《四库全书》都是很好的例证。而且史馆藏有大量图书可供修史使用。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典籍掌故，藏于秘府，私人很难参阅，而修一代之史又需要参阅大量资料。史馆修史既能广泛利用官藏图书，又能利用众人之力，即使是相当浩大的工程，也容易完成。从这方面讲，史馆修史比私人修史史料来源更广泛、真实，史料掌握更全面、充分。
但是古代史家私人修史也有一定的优势，他们能够秉公于朝，书法无隐，无愧于心，有自己的旨趣和评判标准。自南北朝以来，修史之局，深居九重，设于皇宫禁内，虽然可以起到杜绝请托之事，避免修史中的诸多曲笔，但史馆人多嘴杂，对如实撰写的史实很快便张扬出去，很难保密。历史上不少史官因秉公直书而得罪权贵，身遭不幸，家破人亡，这些也使史官们有所顾虑，不敢直笔而书。所以不少有志的史家都热衷于私人修史，如唐朝著名史家刘知几就是因为史馆修史不能够忠于历史，而毅然选择辞去官职，自己修撰历史，编撰了史学巨著《史通》。
史家三长
“史家三长”是唐代史家刘知几对史家修养提出的独到见解。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所谓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的能力，叙述事实、记载言语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这是作为史学家的基本要求。所谓史学，是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历史知识及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所谓史识，就是史学见解和观点，核心就是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修史态度。刘知几论史识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注重“博采”和“善择”，反对无选择罗列史料，以多为胜。第二，刘知几提出“兼善”和“忘私”。兼善是兼取各家之善，不要拘泥一家的成见。忘私是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第三，刘知几提出“探赜”。探赜就是要探求众论的烦言，实事求是，反对臆说，要能够采取审慎的态度去处理问题。刘知几认为，“三长”必须兼备，最难得的是史识，其次是史才，再则是史学。刘知几的“三长”说，被时人称为笃论。
“史家三长”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章学诚加以继承，并认为史学只讲才、学、识是不够的，还当讲史义与史德。所谓史德，是指著述历史的写作态度，即史学家的思想修养问题。
历史名人
炎黄二帝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中国原始社会中两位不同部落的首领。炎帝是传说中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又称赤帝、烈山氏，一说即神农氏（或神农氏的子孙）。相传其母名任姒，有一日游华山，看见一条神龙，马上就怀孕了，回来后就生下了炎帝。炎帝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所以号为炎帝。炎帝小时候异常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他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教百姓耕作，百姓得以丰衣足食；为了让百姓不受疾病之苦，他尝遍了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日中七十次毒。他又作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
黄帝传说是上古时期姬姓部落的首领。据记载，黄帝号轩辕氏、有熊氏，姬姓，一说姓公孙，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相传其母叫附宝。一天傍晚（也有说是夜晚）突然看见北极光，然后就怀孕、生下了黄帝。据传黄帝统一了中国各部落，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
炎帝部落自西方游牧进入中原，与以蚩尤炎黄二帝为首领的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今河北省）。炎帝部落得到黄帝部落的援助，打败蚩尤。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阪泉在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打败了炎帝族，由西北进入了中原地区。
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居住在东方的夷族、南方的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的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在当时中原地区的民族和部落中，黄帝族的力量较强，文化也较高，因而黄帝族就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炎黄二帝就成为汉族的始祖，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因而，炎黄子孙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据古文记载，大约在四千余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水灾害，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部落联盟首领尧，派鲧去治水。鲧用堵塞围截的方法，治水九年，劳民伤财，不但没有把洪水治住，水灾反而越来越严重。后来舜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巡视治水情况，将鲧治罪，处死在羽山，选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大禹请来了有治水经验的人，总结过去失败的原因，寻找根治洪水的办法。经过实地考察，他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一方面要加固和继续修筑堤坝，另一方面，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用“疏导”的办法根治水患，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为了便于治水，大禹还把整个地域划分为九个大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州。
禹亲自参加治水劳动，为群众作出了榜样。在大禹的领导下，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劳动，终于疏通了九条大河，使洪水沿着新开的河道，顺利地流入大海。他们又回过头来，继续疏通各地的支流，排除原野上的积水深潭，让它流入支流，使“水由地中行”，上流有所归，下流有所泄，使九河不至于为患，东方水患得到治理，于是人民可以“降丘宅土”，发展农业生产。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载：“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据说，由于辛勤工作，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手上长满老茧，小腿上的汗毛被磨光了，长期泡在水中，脚趾甲也脱落了。
商汤建国
汤是商王朝的建立者，原来是商族部落领袖，主癸之子，传说名履，又称成汤、武汤、武王、天乙。据史书记载，商族从始祖契到汤，曾先后迁居八次，至汤定居于亳。夏自孔甲即天子位后，荒淫无度，夏朝力量渐衰，至桀为天子时更甚。汤在伊尹﹑仲虺二相的共同辅助下，陆续灭掉邻近的葛国（今河南宁陵）以及夏的联盟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今河南范县）﹑昆吾（在今河南许昌）等部落﹑方国，力量逐渐壮大，成为当时的强国，而后作《汤誓》伐夏。汤与桀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桀大败，逃至南巢（在今安徽巢湖），汤放桀而归于亳。此后三千诸侯大会，推举汤为天子。汤三次推让，诸侯不从，于是汤即天子之位，建立商朝。
汤建国后，鉴于夏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又作《汤诰》，要求其臣属“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否则就要“大罚殛汝”。对那些亡了国的夏民，则仍保留“夏社”，并封其后人。汤注意“以宽治民”，因此在他统治期间，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政权较为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诗·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十三年后，汤卒。
盘庚迁殷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有一次发大水，甚至把都城给淹了，不得不迁都。
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十九个王，他即位的时候，商朝国力日渐减弱，有些小国和少数民族也起来反叛，加上水涝、干旱等等自然灾害，内外交困使得商朝的统治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
盘庚为了根除弊病，挽救商朝的衰亡，决定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
盘庚软硬兼施，完成了迁都的计划，可是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很多地方不适应，就闹着要回老家。贵族也乘机捣乱，煽动大家要求搬回老家去。盘庚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地警告奴隶主贵族不要捣乱，否则必遭严惩。过了几年，局面才安定下来。由于盘庚的治理，商朝在这时政治上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因此有了更大的发展。那时候，铜的冶炼技术大大提高，商代的青铜器冶炼、铸造工艺达到了新的技术高度，更加扩大了青铜器的制作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