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贝克街寓所里，我们对坐在壁炉前闲聊，他对我说：“我亲爱的老兄，生活是何等的奇妙啊，生活的奇妙让人们的想象望洋兴叹。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事，我们可能连想都不敢想。假如我们能手拉手地飞出那扇窗子，翱翔在这个大都市的上空，轻轻揭去每所房子的屋顶，窥视里面发生的千奇百怪的事情——奇异的巧合、缜密的策划、激烈的争执以及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事儿，这些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代代相承，演变出荒谬绝伦的结局；面对我们的这种经历，那些毫无创意和程式化的小说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我回答说：“可是，我认为你的说法不可信。一般说来，报纸上报导的那些案件都单调乏味，俗不可耐。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在警察的报告里，实用主义达到了极点，案子的结局既无趣味，更乏艺术。”
福尔摩斯接着说道：“要产生一种逼真的效果，必须进行某种选择，并且采取慎重的态度，而警察的报告里恰恰缺少这种作法。这些报告重点突出的是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而不是观察家们看重的整个事件必不可少的那些实质性的细节。请你相信，司空见惯的事物最不可思议。”
我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对他说：“我十分理解你的这种想法。三大洲深陷困境的人都请你指点迷津和给予帮助，你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当然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奇异怪诞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说着把那份晨报从地上捡起来——“我们来作一次实验吧。这儿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的篇幅占了半个栏目，但是我用不着看就知道其中的内容。当然啦，这篇新闻的内容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女人、狂欢滥饮、推推搡搡、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还得有富有同情心的姐妹或者房东太太。这些粗制滥造的内容就连最拙劣的作者都能拼凑出来。”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下，然后说：“就你的观点而言，你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很不恰当。这是邓达斯夫妇分居案，碰巧我整理过与该案有关的某些细节。丈夫是个绝对戒酒主义者，也没有牵涉到另外一个女人。他被控的行为是：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每餐结束时，他总是取下假牙，朝他妻子扔过去。你会认为，普通的小说作者不大可能构思出这样的事来。大夫，来点儿鼻烟吧。从你所举的这个例子来看，你得承认，是我赢了。”
他把他的金制鼻烟盒递了过来。这只鼻烟盒已经用旧了，盒盖的中央处镶嵌着一颗硕大的宝石，宝石呈紫蓝色，光彩夺目，与他朴实的作风和简朴的生活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我禁不住开口评论一番。
“啊，”他对我说道，“我们已经几个星期没见面了，我把这个给忘了。
这是波希米亚国王赠送的小小纪念品，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相片一案中对他的帮助。”
“那只戒指呢？”他手指上戴着一只光耀夺目的戒指，我看了看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你一直友善地记录我侦破的一两个微不足道的案件，可是我为荷兰王室侦破的那个案件真是太微妙啦，即便是对你这样一位朋友，我也不便透露给你。”
“那么，你现在手头上有没有什么案件呢？”我兴冲冲地问他。
“有十一二件，可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也没有。通常不那么重要的案件反倒值得观察，值得麻利地分析出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样的调查也就很有吸引力。罪行越大，案情往往越简单。这是因为罪行越大，动机就越明显，一般都是如此。我早已发现了这个特征。现在我手头上的这些案件，只有一件案情相当复杂，这个案子是从马赛送过来的，其余的案子特别有趣的一件也没有。不过，也许再过一会儿，我就会得到更加有趣的案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的一个委托人来了。”
于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帘已经拉开。他透过窗子看着伦敦那条灰暗萧条的街道。我从他的肩上望过去，看见街对面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她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厚的毛皮长围巾，歪戴着一顶宽边帽，帽子上插着一根又长又卷的红色羽毛，显露出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的姿态。她身着盛装站在那里，身体前后晃动着，手指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上的钮扣，神情紧张、迟疑不决地窥视着我们的窗口。突然，她就像游泳的人从岸上一跃入水那样，几步就穿过了马路。我们立时听到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进壁炉之后对我说：“我以前见过这种征兆。站在人行道上晃来晃去通常意味着发生了色情事件。她想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却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样微妙的事情该不该告诉别人。但是，我们对此要区别对待。一个受到男人严重伤害的女人，就不会站在那里晃动了，她会急切地拉响你的门铃，急得把门铃线都可能拉断了；通常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把眼下这个案子当作一桩恋爱案，不过这个女子并不怎么气愤，而只是感到迷惘，或者说感到忧伤。好在她现在亲自登门，我们的疑团可以迎刃而解了。
福尔摩斯正说着话，我们听到有人敲门，随即侍童进来通报，说是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未落，萨瑟兰小姐已经站在了男仆的身后。男仆身着黑制服，身材矮小。他们站在那里，犹如一艘扬帆而来的商船正随着一只领港小船进港。歇洛克·福尔摩斯对她的来访表示欢迎，他态度落落大方，彬彬有礼，然后关上门，他向她鞠躬致意，并请她坐在扶手椅上。片刻之间，福尔摩斯就以他那种特有的心不在焉的方式把她打量了一番。
福尔摩斯对她说：“您眼睛近视，还要打那么多字，不觉得有点费劲吗？”
她回答说：“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感到有点费劲，但是现在可以盲打了。”
突然，她意识到了他话里的全部含义，感到非常震惊，接着她抬起头来，她那宽大而和善的脸上露出恐惧和惊奇之色。她高声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听说过我吧，不然您怎么会知道我的这些情况呢？”
福尔摩斯对她说道：“请别担心，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各种情况。也许我已经把自己锻炼出来了，能够发现别人所忽略的情况。不然的话，您怎么会来找我咨询呢？”
“先生，埃思里奇太太跟我提起过您。不论是警察，还是其他的人都认为她丈夫死了而不再去寻找，但您却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丈夫找到了。我听了以后，就到您这儿来请您指教。哦，福尔摩斯先生，我盼望您也能这样帮助我。我虽然并不富裕，但是除了打字挣来的那一点儿钱以外，我每年还有一百英镑的收入，这笔钱是我继承遗产所得。只要能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情愿把这些钱全部给您。”
歇洛克·福尔摩斯两手指尖合拢，眼睛望着天花板，问她说：“您为什么这么匆匆忙忙离开家来找我咨询呢？”
玛丽·萨瑟兰小姐有些愣神儿，听到这个问题后，她的脸上又一次露出惊讶的神色。她回答说：“您说得对，我的确是突然从家里跑出来的。看到温迪班克——就是我父亲——对这事儿漠不关心，我感到非常气愤。他既不肯去报告警察，也不肯到您这儿来，他什么忙都不帮，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后来，我被他气得火冒三丈，穿上外衣，马上就跑到您这儿来了。”
福尔摩斯听了以后说：“您的父亲，你们的姓不同，一定是您的继父。”
“是的，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这听起来滑稽可笑，他比我只大五岁零两个月。”
“您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我母亲还健在，身体挺硬朗。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去世不久，她就再婚了，而且嫁给了一个比她年轻差不多十五岁的人，她这样做使我很生气。我父亲在特纳姆法院街做管子生意，遗留下一个相当大的企业。我父亲死后，我母亲和哈迪先生继续经营这个企业，哈迪先生原先是个工头。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迫使我母亲出售这个企业。他是个旅行推销员，推销酒类，地位很优越。他们出售了企业的营业权和产权，一共得到四千七百英镑。假如我父亲还活着，他卖的价钱会比这个多得多。”
她的叙述杂乱无章，没头没脑。我本以为福尔摩斯听了这样的叙述会很不耐烦，可是恰恰相反，他聚精会神地听得有滋有味。
福尔摩斯问她说：“您自己的那点儿收入是不是从这个企业挣来的？”
“啊，先生，不是的。我的那笔收入完全与这个企业无关，是我的伯父奈德遗留给我的，他生前住在奥克兰。他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一共二千五百英镑，利率是四分五厘，但是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道：“我对您所说的深感兴趣。您既然每年提取一百英镑这么一笔巨款，加上您打字所挣的钱，您完全可以去旅行，生活也可以过得很舒适。我看一位独身女士，有大约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不错。”
“福尔摩斯先生，就是比这个数目少得多，我也可以生活得很不错。不过，您清楚，只要我住在家里，我就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正因为这样，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啦，这只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我母亲，我觉得我光用我打字挣的钱就可以过得挺好的。我打一张纸挣两便士，一天我往往能打十五张到二十张。”
福尔摩斯对她说：“您已经把您的情况向我说得很清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大夫。您在他面前说话不必拘束，就像跟我说话一个样。现在请您把您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都说给我们听听。”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出红晕，两手紧张不安地抚弄着她短上衣上的流苏。她开口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一次舞会上。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是送给他舞票。父亲去世后，他们还记得我们，他们就把舞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对我们去舞会跳舞不太乐意。我们去哪儿他都不乐意，就连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怒火万丈。可是这一次我特别想去，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去跳舞。他说我父亲生前的好友都会在舞会上露面，我们认识那些人不太合适。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可是我有一条紫色毛线裤，那条裤子就放在衣柜里，我还从来没有拿出来穿过。
最后，他迫不得已，出差到法国给公司办事去了，而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去舞会跳舞了，和我们一起去的是原先的那个工头哈迪先生。就是在这次舞会上我遇见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他对您去过舞会的事会很恼火吧。”
“噢，不过，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倒是很好。我还记得，他笑了起来，耸了耸肩，接着还说女人要是想干什么，拦也拦不住，她们总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下我明白了。按照我的理解，你在煤气装修工的一次舞会上遇见了一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
“是的，先生。我那天晚上遇见了他。第二天他来看我，他问我们回家是不是一路平安。打那以后，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碰见过他——我是说，我和他散过两次步。可是后来我父亲出差回来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不能吗？”
“是啊，您知道的，我父亲对那样的事一点儿都不喜欢。他总是想方设法不让任何人来作客。他还总是说，女人家应当高高兴兴和自己家里的人呆在一起。我却经常对我母亲说，女人首先需要有她自己的小圈子，可是我自己还没呢。”
“那么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呢？他难道没有设法来看你吗？”
“喔，我父亲一个星期以后又要去法国，霍斯默来信对我说，我父亲动身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见面，这样就不会遇到麻烦。他还说，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可以通信。他每天都写信给我，我就每天早晨把他写的信取回来。这样就没必要让我父亲知道。”
“您那时和这位先生订婚了吗？”
“啊，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第一次散步后就订了婚。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个出纳员，在莱登霍尔街一家事务所工作，而且……”
“什么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最糟糕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啊。”
“那他住在哪儿？”
“他就睡在办公的地方。”
“你竟然连他的地址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写给他的信往哪里寄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的邮局，留待他本人领取。他跟我说，如果我写给他的信寄到他的办公室的话，他办公室的其他办事员就会笑话他和女人通信。
我跟他说，既然是这样，我就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好了，他的信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可是他又不肯。他说读我亲笔写的信，就像是我在跟他说话，而读我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他总是觉得我们俩中间有一台机器隔着似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恰恰表明他是多么喜欢我啊，就连这些小事情他都想得那么周到。”
福尔摩斯对她说：“这最说明问题了。小事情至关重要，这是我长期遵行的一条原则。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别的小事情，您还记得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这个人非常腼腆。他和我散步，宁肯在晚上，也不在白天，他说他很不愿意惹人注意。他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甚至说话的声音都细声细语。他告诉过我，他小的时候患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这些病留下了后遗症，他嗓子因此一直不大好，说起话来含含糊糊、细声细气。他衣着总是十分考究，非常整洁和素雅。但是他和我一样，视力不好，所以他戴浅色眼镜，以免强光刺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