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文学评论家许觉民缘于一种“集刊”的积习，我坚持订阅《文学评论》已有20年历史。这本刊物于1978年2月复刊后，由著名文学评论家许觉民主持了8年编务。因此，我上门采访他，除了解咸宁干校见闻外，自然还带有“老读者”对老主编的几分敬意和谢忱。
许先生是个地道的文化人。从已出版的《人生的道路》、《洁泯文学评论选》、《当代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和《今天将会过去》等四本集子中，不难看出其行文平实，学风严谨。许先生的言行举止，更让人感到斯文、谦和，容易亲近。他家客厅里挂着一幅书法大师启功惠赠的墨宝，内容出自司空图的《诗品十六·清奇》，边款为“觉民同志指教”，又从另一面展示了主人的高格调。
退休后的许觉民刚一坐下，我便问许先生：“您是否写过关于干校生活的回忆文章？”他淡淡地回答说：“没有。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是很惨的……”原来下放向阳湖之前，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和严文井、楼适夷、韦君宜等社领导陡然成了“走资派”，处境每况愈下，有3年时间几乎每个礼拜都要挨批斗。时至1969年9月，大势所趋，许觉民拖家带口来到咸宁。虽然举家南迁，却不能住“同一屋檐下”，5岁的儿子许超住咸高共产主义学校，岳母住乌龙泉家属连，夫人张木兰和他近在咫尺，也得“两地分居”。因为许觉民已被打倒，家属均受到株连，遭人歧视。他自己更是沦为过去法国第三等人一般的“贱民”，不仅不再受人尊重，而且似乎谁都可以上前踹一脚。在田里劳动时，他经常突然被拉出来，站在田埂上接受批斗。再如，他和冯雪峰等6个人住一间大房子，冬天里革命群众进来开会，他们被赶出屋，站在外面受冻。碰上发点慈悲的还和你搭几句腔，态度不好的会叫你“滚开”。现在想起这些，仍叫人不寒而栗！
我暗处寻思，幸亏来访许先生，否则怎能听到“文化人痛说干校史”？他谈到这里，话锋一转：“当然，各人经历不同。我看了萧乾写的回忆文章，不怎么惨，原因是他在向阳湖毕竟没受到人身虐待，只不过是个老右派，当时叫‘死老虎’，不动他了，顶多训训话，没怎么挨斗。”接着，许先生详细地谈起韦君宜，她担任十四连指导员，心里对“文革”极“左”的一套不满意，但错误的政策又不得不执行，有时难免说些违心的话。而她富于正义感，敢打抱不平也是有目共睹的。例如，连里抓“五一六”，有的人大打出手，她听到群众提意见后，在大会上说：“解放军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打人骂人’也应适用于被改造的这批人。”还有一次，连里杀鸭子改善生活，有人提议要坚持政治立场，将革命群众和受审查者区别对待，前者吃鸭肉，后者啃鸭头鸭屁股，以免混淆阶级界限。韦君宜对此很恼火，批评说：“不要把两条路线斗争庸俗化了！”
“谁云人生多忘事，四年咸宁常想中。”许先生回忆至此，又谈到自己和我们党同龄，50岁生日便是在咸宁干校过的。到了1973年春，他才调回北京。考虑到原单位不少人斗过他，再回去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双方都不好意思，许先生便自谋出路，改换门庭重新“上岗”，先是到北京图书馆担任参考部主任，后来调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所长、研究员。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6月，文学所在咸宁召开全国机智人物故事学术研讨会，他还特地抽时间去向阳湖旧地重游，了却一桩心愿。
许觉民手迹1986年，许先生正式退休。10年后，他由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改任第五届全委会名誉委员。人已全退，在文学评论界的影响犹在。我便请他重点谈谈对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看法。许先生稍稍理顺思路，评价道：“我觉得这项工作顶有意义，不仅值得做，也完全可以做出成绩。北京6000多文化人去了咸宁干校，如果编几本书，至少能集中反映那个时代的缩影。老实说，要不是你不辞辛劳地采访、组稿，我们这些干校的当事人想到过却未必有力量完成此项工作。”在谈到如何把握好“度”的问题时，他个人认为，向阳湖的主流是它的悲剧性，写干校应侧重于反思。如果这批人不是带“罪”身份下去参加劳动锻炼，还是有必要的，可当年的事实是，连那些没有“问题”的革命群众也会冷静思考：为什么大家都不搞自己的专业？即使不是“黑帮”的普通编辑也丢了工作到咸宁“修地球”，实在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所以说，整个干校是一场灾难。要尽量把群众的心里话写出来，把各人不同的感受道出来，而不能单表劳动的欢乐、丰收的喜悦。只有揭示出“时代的痛苦”，才是真正的“讲真话”。最后，许先生总结说：“至为紧要的是，写干校应反映历史的真实。”
到底是评论家的眼光，我听了打心眼里赞同，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便插话道：“您的干校经历十分惨痛，若付诸文字，对否定‘文革’更有说服力……”热心肠的许先生满口应承下来。才过几个月，他就寄来一篇“伤痕”色彩较浓的纪实体小说，全文分六个部分，我转交《咸宁日报》连载了好几期。
与此同时，我自觉加快了编写《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的进度。1997年底，两书的上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不少京城和全国各地的“五七”战士陆续收到我的赠书，最早提笔写“读后感”的便是许先生。他在京、沪有影响的报纸上撰文评曰：“巴金先生力主要办‘文革’博物馆而不可得，而这两本书，倒是提供了过硬的见证”，且表示相信，“凡尊重历史的人，都会把两本书当作珍贵的史料收藏起来并传之后人的。”我愧对如此褒奖，今后可是没有任何理由对自己稍有懈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