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老舍先生之子舒乙我去拜访舒乙先生那天上午，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在召开一个短会，副馆长周明热情叫我稍事等待，先去馆中“作家文库”等地方看看。他告诉我，1996年10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亲笔为文学馆新馆题写了馆名，题名揭彩仪式和新馆奠基典礼最近同时举行，它竣工之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业文学馆。周明先生曾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一年前已接受过我的采访。
会刚散，他向常务副馆长舒乙简要介绍了向阳湖的历史，我们便马上开始了访谈。趁舒乙先生首先翻阅我带来的有关资料、照片的工夫，我仔细打量了四周。会客室不算宽敞，沙发等陈设虽然显得简陋，但墙上悬挂着的一幅幅大作家们的头像无不光彩照人。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巴金、老舍、曹禺、夏衍等等，令人肃然起敬。我又随手翻开摆放在茶几上厚厚的签名本。其中一页有舒乙的母亲胡絜青老人1987年一次参观时的留言：“这是读者最热衷盼望的现代化的作家收藏广泛的窗口”，赞美之情跃然纸上。
看到这里，我自然想起了广大读者所景仰的老舍先生。他是“文革”之初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的第一人，1978年6月3日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两个月后，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曾在胡絜青女士的上书中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为沉冤九泉的“人民艺术家”彻底平反一锤定音。这段往事，文艺界人士至今难以忘怀。我顺便问道：“老舍先生当年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如果没投太平湖，后来也会下放到向阳湖吧？”舒乙回答：“那不会，他那时还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市文联下放在京郊。”
我向舒乙介绍道，“文革”时期的向阳湖干校分文化部机关、出版、文物、电影和文联作协五个口，后者本不属文化部管，是临时划过去的。这样，向阳湖才有缘和中国现当代许多知名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人又和现代文学馆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之亲，因此，咸宁地委、行署特地派人前来汇报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进展情况，希望今后引起重视，帮助进一步宣传咸宁。
作者和舒乙年逾六旬的舒乙是50年代末留苏理工科学生，中年从文，著有《父亲最后的两天》、《老舍和朋友们》等。他一副方正的国字脸，鼻子棱角分明，眼睛酷似乃父。刚听出个眉目，他便取下眼镜，习惯性地紧抿双唇，语气凝重地说：“你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很有价值。巴老（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原意就是要在文人受难的地方留下纪念，对‘文革’进行深刻批判，不让极左的东西再重演。虽然目前实施起来还有困难，但我觉得这种思想无论如何要坚持。换一个题目也可以做，也可以在北京城外做。中国那么多文化人集中在咸宁，确是一件历史性大事。你看，俄国普希金时代的十二月党人，以及后来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都曾流放到西伯利亚。那地方是沙皇政治犯的流放地，风景也并不见得多么好，条件极其艰苦，但是由于去过那么多名人，其中许多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后来才成了名胜。你们咸宁是一大批中国文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受难地，那么，借助它历史上的名胜，借助它现有的风景，借助这一段历史，把它开发出来，自然是有意义的。如搜集文化人当时的作品和现在的回忆文章，把那段艰苦岁月反映出来，会非常真实……”
我接上说：“舒馆长，冒失一点讲，我们的工作也是在为现代文学馆作贡献，不管是采访、编书，还是积累资料，将来都可以为你们提供一些有益的东西。”周明听了插话道：“咸宁人可以说是巴老提议的最早实践者，而且并没有美化干校。尽管它确实是一段痛苦的日子，但反过来可以教育人。”我又补充说，周总理秘书、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下放向阳湖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他最近为咸宁的题词就是：“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周明接着举例说，向阳湖有个年轻的军代表真厉害，有次教训冯牧俨然像训小孩。舒乙很同情地叹道，这也难怪，因为他无知，根本就不晓得冯牧到底何许人也。谈笑间，我向舒乙详细叙述说，向阳湖和北京许多知名的文化单位有关联，除文联作协外，还有故宫、荣宝斋、革博、历博、北图、中影，以及中华、商务、人民、文学等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都是“一锅端”下放到咸宁。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向阳湖可以说和文坛巨星们都攀得上“高亲”，如鲁迅的战友、郭沫若的弟子、茅盾的媳妇、夏衍的秘书、田汉的儿子等，都是咸宁干校的学员。前文化部长、大作家王蒙因父亲曾下放向阳湖，日前接受我采访时，欣然题写了“牢记文化人的足迹”。由此可见，如果碰上有远见的儒商，他会看好名人效应，积极到向阳湖投资，这样也可以提高商家自身的知名度，带来更大的效益。中国作协搞创作基地，中央电视台搞外景基地，如果看中鄂南独特的人文资源而定点咸宁，将会推动“向阳湖文化村”的开发。
舒乙边听边点头，随意问起著名美术家去没去向阳湖，我一时不知道他指的是谁，告知人民美术出版社全体都去了。原来他对“文革”时期的文人画十分感兴趣，索性打开话匣，聊了起来：“李可染、吴作人的画都难免存在那个时代的烙印。什么风格呢？不敢乱说乱动，画得极其工整，基本上不是写意，而是类似半工笔的东西，特别小心，生怕哪一笔画错就不得了，但确实又是写实的。比如说，拼命画韶山、画工农兵、画劳动生产；花鸟画家拼命地画棉花、画老玉米和牛猪鸡鸭等；人物画呢？大都是画毛主席像。近年来这类‘文革’画拍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不少买主。买这批画，意义有三：一是这种画以前没被挖掘，实属珍稀艺术品；二是这种画的时代性，属近代画，没有现实意义；三是空前绝后，只有有限的那几件。这跟邮票一样，越少越值钱。”
我正寻思这番话对开发向阳湖“文化金矿”不无启示，舒乙又告诉我一桩雅事。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80寿辰的时候，夫人特意为他刻了一幅大红剪纸，由酝酿到完成大约花了半年时间，最后出来的成品是一棵树。这棵树取材于一幅古典的版画，拿掉了其中的叶子，显露出12个不同物象，分别表现了王老一生的主要经历和成就，如玩蛐蛐、赏家具等，其中有一块就是刻画他在向阳湖放的牛。舒乙因此评述道：“这么大的专家，一生中在咸宁那段也占了十二分之一。中国历史上的文人流放，如李白、白香山、柳宗元、苏轼等受贬，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宝贝，后人都把它保存下来，建祠堂、设故居、修纪念馆，变成了千年的历史文化遗迹。这些文人所经历的岁月，不管是辉煌时还是倒霉时，反正是他人生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片断，这就值得写。向阳湖是文化人集体劳动和生活过的地方，抛开其他一切不说，单凭这一点就值得开发。许多小地方发展经济，就是靠宣传文化名人。”
我感慨道：“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不幸诗家幸，文人不幸咸宁幸，政策无情民有情。虽然极‘左’路线是错误的，但咸宁群众对文化人并没有歧视，反而给予了不少关照。在采访众多京城文化人的过程中，我时常被他们对鄂南人民的诚挚情感所打动。如牛汉先生说，虽然在咸宁吃了那么多苦，但还是十分怀念向阳湖。许多人还说，‘有向阳湖这碗酒的垫底，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经过了干校生活，其他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
舒乙又关切地问及向阳湖现在还能否找到大文化人的故居，当听说冰心、沈从文、张光年、臧克家的旧居和中国作协五连的几排房子都在时，连声说：“要想办法保留。因为越往后越有价值，十年二十年以后，全国独一无二，其他地方可没有这么‘荣幸’。”
这时，我提起周明过去为向阳湖的题词——“历史在这里沉思”，请舒乙先生也为咸宁写点什么，他稍加思索，认真地写下一行长句：“咸宁向阳湖是六千中国文人生命中一段抹不掉的历史！”
舒乙题词我们这次访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我的内心却难以平静：从人文意义上讲，向阳湖的价值，已远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湖泊可比。正像太平湖一样，自会列为将来《文革辞典》中重要的词条。向阳湖水既是静止的，又是流动的，它浪花飞溅的过去，汗青大写抹不掉，口碑长存忘不了。君不闻，“五七”战士们在咸宁干校的种种故事流传至今吗？毫无疑问，伴随着向阳湖水，仍将长久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