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外
京都访老散记周巍峙
86岁高龄的周老仍担任全国文联主席，工作十分忙碌。我记不得这是第几次上周家了，反正每次进京总要和他联系。只要得空，周老就会约好时间接受采访和拜望。此次上门，主要是因为他于2000年6月欣然应邀担任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顾问，我忝为该会会长，得当面答谢并再次请教。
作者采访周巍峙我依然记得1995年仲夏的一天，第一次来到文化部203宿舍采访周老时的情景。他和我长谈了两个多小时，讲述了许多干校往事，重点谈到敬爱的周总理对下放咸宁干校文化人的关怀。最后，老人饱含深情地题词：“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并为我惠赐墨宝：“求实、认真”，以为勉励。时隔不久，我写了长篇访问记在京汉报刊发表，后被《新华文摘》（1997年第6期）全文转载。最让我感动的是，文章发表前，周老亲笔做了不少修改，使专访大为增色。毕竟周老是文艺界的领导，以后几次见面，他总是再三强调，开发向阳湖文化要正确把握宣传基调——可不是吗？今天我在客厅刚坐下不一会儿，他又谈及这一话题：“‘文革’史是一部没有人性的历史，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将几千文化人弄到咸宁去，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极左的东西，不是辩证法，不是马列主义。那时搞教条主义，强行推广中办‘粮油肉蛋四自给’的经验，害人！”
周巍峙在题字我插话道：“我们挖掘干校文化，就是为了吸取‘文革’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幸亏这几年已抢救性地采访了一两百人，不然来不及了！”周老听罢笑道：“你们继续赶紧抢吧！但要注意，千万不能歌颂干校……”
聊了一阵，周老始终面带微笑。我汇报自己又在编辑有关向阳湖文化的书籍，其中有一本《话说向阳湖》，想请他拨冗题写书名。不料周老马上表示，“话说”二字不合适，给人的印象太轻松（如“话说长江”就带有赞美的口气），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题写另一本《向阳湖纪事》可能更合适些。我出于礼貌，对这种说法表示认可，然后随周老走进书房，为他拍摄了正在题字的照片。
周老的书法刚劲有力，不愧大家风范。辞行前，我得知他现在还兼任全国艺术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和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最近刚把《文化部17年大事记》审阅完毕，主持编辑的十部民族文艺集成志书也即将竣工。此外，周老自己的一本纪念文集正在付印中（其中还收入了书法家佟韦先生的回忆《向阳湖里向阳人》和我采写周老的文章《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仰视慈祥的周老，我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感叹：“真是一匹伏枥的老骥！”
文洁若
萧乾先生于1999年2月11日在京去世后，我曾给他的夫人文洁若发过一封唁电，遥寄鄂南人的哀思。萧老身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生前几次接受我的采访，并不时有书信勉励。由于他全家都到过咸宁干校，这以后我一直和文先生保持着联系。她曾写过几篇散文，如《老社长冯雪峰二三事》（《人物》1996年第4期）、《关于钱钟书先生二三事》（《北京日报》1999年4月24日）等，都顺便提及了我（其实，本来是可提可不提的），究其原因，大约是下放过向阳湖，她和咸宁人的感情到底不一样！更出乎我意料的是，2001年的一个秋日，我前去看望文老，刚在客厅坐下，但见墙上挂满了萧老和她的照片，其中一副大相框赫然映入眼帘，那是我几年前拍摄的她和萧老的合影《老伴图》，它居然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
文先生依然十分热情，客套几句后，马上告诉我，最近有人在筹备成立萧乾研究会，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可以入会。我正从事向阳湖文化研究，而萧老是文化人中的大家，自是应关注的重点对象，我正求之不得哩！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然后打趣道：“文先生，加入这么高层次的学会，我应该拿什么做见面礼呀？”75岁高龄的老人思维十分敏捷，立即进书房找出一本书递给我，说：“这是百花文艺出版社新出的萧乾萧桐的书信集《父子角》，给你布置个任务，写个书评吧！”
文洁若爽朗热情“遵命！”我接过她题签的赠书，同时仿佛也掂出了分量。文先生则顺便说起了“父子角”的来历——他们全家是1969年9月底到达向阳湖的，10月18日，军宣队就宣布深挖“五一六”了。由于萧乾早就戴过“右派”帽子，相对倒没什么事。两年后，林彪摔死，萧乾凭自己的职业敏感，觉得社会形势不同了，个人命运终究会发生转折。此时，全家已分到一间小房子，对面的村庄叫王六嘴，他便抽空去那边找个地方辅导儿子学英语，并戏称为“父子角”。
文先生断断续续地回忆了干校生活，然后感慨地说：“我觉得咸宁的风光真美，尤其是秋天，桂花真香！老百姓也非常厚道，虽然穷，但不偷东西，民风淳朴……”
因为此次只是礼节性拜见，我没有多聊，但又提及《萧乾文集》出版了，至今无缘一见，书店好像也脱销了。文老十分直爽，称家中倒是还存有一套，但240元一套，太贵，送不起。尽管我以前曾多次得到过萧、文二老的赠书，而作为读书人，无功受禄，不免有愧，现在正好主动提出购买，也算是弥补一下心中内疚。她题签后，又想起了什么，找来一本厚厚的《微笑着离去——忆萧乾》相赠。这对我可是意外收获，因为就连我怀念萧乾先生发出的一封短短的唁电，她也没有忘记收入该书中。
返程不久，我仔细阅读了《父子角》，很快写出书评，题为《“心桥”跨越“代沟”》，分别发表在《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报》和《博览群书》上，算是较为圆满地完成了文老交办的任务。
严文井
曾经有一位友人评述我写的《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以为其中对严文井先生的长篇访谈值得细读。说实在话，这篇《亦庄亦谐侃向阳》（《今日名流》1996年第5期）是我颇费心血，自己也较为满意的一篇“力作”。
严文井阅读《向阳湖文化报》“传主”严老也是充分肯定的。一年以后，我再次上门看望老人时，他说那篇专访写出了特色，为鼓励我这个湖北老乡，又欣然题了一幅字：“振兴楚文化”，并热情谈及公安三袁和李贽，推荐我一定找时间读读。而我这回第三次造访，一是“贪得无厌”，想再次聆听教导；二是代为引见，让同行的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金戈如愿以偿，一睹我经常谈及的幽默大师的风采。
因是快近90岁的老翁，严老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幸亏脑子还清醒。他说自己牙齿掉得差不多了，仅剩一颗，平时只能吃元宵；又因不便于行，已一年多没有出门。他依旧是穿着朴素，依旧是烟不离手，谈话时一根接一根地抽，没有间断。
首先，严老关切地问及向阳湖文化资源开发的近况：“我们五连（中国作家协会所在连队）的房子还在不在？”我回答说，都保护起来了，有的名人故居还挂了牌匾。严老舒心地笑笑，然后话锋一转：“向阳湖干校，一次又一次地整人，我今天不再准备谈它。建国后，运动一茬接一茬，反胡风，反右派，到了‘文革’，又将大批文化人打发去咸宁修地球！按毛主席老人家当年的计划，我们能不能回北京，还很难说哩。”我插话道，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曾寄给我一篇文章，他在干校时问过严老，向阳湖和南泥湾比起来，哪里更苦？严老的回答是，干校更苦一些，因为大部分时间得参加强体力劳动，而且精神受压抑……
严老一边点点头，一边翻了翻我递上的《向阳湖文化报》。我谈兴渐浓，又提到上次访谈时，他调侃自己在向阳湖由班长当到排长，再由排长升为连指导员，连升三级，真可谓“官运亨通”。严老听罢接过话题，风趣地说：“是呀，比较起来，张光年比我惨多了！”我连忙问何以见得，他才好似“抖包袱”一样，有板有眼地答道：“他是被审查对象，没有升级呀！”
我和金戈都禁不住被他逗笑了，他自己却没有笑，还是那么一本正经的神态。稍事休息，我们很快转入另外的话题。当谈到他的家庭和子女的近况时，他忽然若有所思，颇为认真地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我有个女朋友，前不久在美国去世了，83岁，叫张秀亚。她写诗，写散文，兼搞翻译，很有才华。她解放前离开北平后去了台湾，再后来又去美国……”
幸亏我对世界华文文学有过兴趣，说起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尚略知一二。这位张秀亚女士是台湾著名散文家，生于1919年，著有散文集《怀念》《湖上》和小说《幸福的泉源》等。我暗自感到纳闷的是，为何已是“夕阳红”的老作家此时会突然提起她，也许他们之间有过美丽动人的故事？但身为晚辈，如此猜想恐有失礼貌，只好存疑心中，且留给研究者参考吧。但不管怎么样，严老的坦诚和透明，愈发令人敬佩，这可爱的老头儿！
辞别时，严老缓缓走进书房，找出他的一本散文集《风雨回眸》（武汉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相赠，边题签边说道：“请你俩认真读一读，多提意见。”我顺便问他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老人谦虚地说，没有满意的。我立即粗翻了目录，但见其中第二辑就有作者笔下的沈从文、冰心和萧乾（3位都是我重点研究的向阳湖文化名人），不由得喜出望外，因为仅凭这3篇文章，就值得我永久珍藏了！
臧克家
老诗翁臧克家已年过97岁，不仅在向阳湖文化名人中，即使在全国的作家群中也算得是老寿星了。屈指数来，文学圈中之世纪“人瑞”，还有巴金、施蛰存……一想到这些，每次只要进京，我总要前去拜见臧老，以表敬意。
臧克家在病床上然而此次上门，事先通过电话联系时，臧老的夫人郑曼似乎有点为难。因为臧老正躺在床上休息，遵医嘱应尽量少会客人。可当她听我“保证”没有采访任务，仅仅是看望，决不过多打扰时，体谅我远道而来的诚意，还是像以前一样开了“绿灯”。
臧家原来住在京城赵堂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近期因旧居即将拆迁，全家搬进了红霞公寓。虽然住所换成了单元楼房，而作为一位浪漫的诗人，臧老对咸宁的深情厚谊却始终没有变。当我走进他的卧室，站在他枕边摆满了书的床前时，略显清瘦的老人激动地说：“你别看我走不得路，但我头脑清楚，干校的事情我完全记得。向阳湖在我的一生中是很重要的一页，每每回忆咸宁，总感到亲切。现在友人提到我的《忆向阳》，还会摘抄其中一些句子……”
自从我开始研究向阳湖文化，凡是臧老有关干校的诗作都拜读过，除《忆向阳》外，印象较深的还有不少，如：“难忘江湖旧日情，经时相念不相逢。南天犹忆中宵里，对坐微吟共月明。”（《赠张光年同志》）又如：“高挂娟秀字，我作壁下观。忽忆江南圃，对坐聊闲天。”（《冰心同志为我书条幅，草此致谢》）等等。——我听了老诗翁的一席话，脑海里自然闪过这些诗句，又联想到前几年他又是接受我的采访，又是赠书和题词，还欣然担任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的顾问，真是令人倍感亲切！我对臧老说：“今天只是看望您老，以表敬意和祝愿。您老以往对咸宁的关心，鄂南人将永记不忘！”他热情鼓励说：“你们从事干校文化研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容易！”
我顺便提起，上次向臧老的女儿苏伊大姐约稿，她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不久便写了篇回忆干校生活的文章《三见爸爸臧克家》，我已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以后我给她寄赠一套《中国向阳湖文化名人风采》纪念封，因其中一枚有臧老的头像和题词，她们几姊妹每人都想得到一套永久珍藏。我收到郑大妈代为“说情”的来信后，及时满足了她们的心愿。臧老对此表示感谢，又说自己再过3年，就100岁了。我祝福道：“您一定能活100岁，您诗中不是说过要活120岁吗？”（见《九十自述》：“堂堂百岁还嫌少，筹码再添二十条”）诗人马上显出老天真的一面来，认真地说：“你看我的样子可以吗？我自己觉得活到100岁很简单，不是胡说的。我在干校一走30里路，直到现在还得到好处。”我插话道：“您老这么高寿，还得归功于郑大妈照看得好啊！”郑大妈则在一旁实话实说：“客人一来，他就兴奋。等一会儿，他又会吃不下饭！”话虽如此说，她还是为我和臧老连照了几张合影，以资纪念。
为守信用，我只和臧老聊了几分钟，他主动送我一本旧体诗稿，并题了签：“城外同志存念。克家。”郑大妈见状，接过笔和赠书，补上日期，然后向我解释说：“他不能多写字，这样太劳累。平时，他给老朋友写信都困难，许多是我代写的。”臧老听罢，仍喜形于色。最后，他还嘱咐夫人带我去客厅观赏了墙上冰心和张光年等大家的书法，我猜测，这也许是老诗翁的细心，算是因不能多聊而对咸宁客人的“补偿”吧。
唐瑜
金秋时节，我能去昌平拜见著名的“二流堂”主人唐瑜先生，纯属偶然。虽然我心仪已久，早就将他列入采访人选，但以前既不知他的地址，又不知怎样取得联系，更不知他的近况如何。此次进京，我去中国电影家协会陈野同志家了解干校深挖“五一六”详情时，意外得知年已九旬的唐瑜先生住在市郊昌平县。陈野帮我拨通了电话，是唐老的夫人李德秀接的。她说唐老耳聋，不便在电话中对话；我当时考虑到昌平不在市内，人生地不熟，加之时间又紧，于是简要介绍了宣传向阳湖文化人的意图，打算今后通信联系。
“二流堂主”唐瑜真是无巧不成书，第二天上午，我去全国政协办完公务，又约了咸宁市政协副主席、画家刘三多去天安门瞻仰毛主席遗容，然后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一个画展。在那里，我们意外认识了昌平建委副主任李贵山，这位老兄是个热心人，对文学和美术颇有兴趣，见了我们的名片，立马盛情邀请前去昌平游览居庸关长城，声称自己带了专车来，方便得很。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昌平，便可访问唐瑜先生了！老李土生土长，说到回龙观小区唐家造访的话，从长城返回正好顺道。而刘三多是我的近邻和友人，他还是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和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听了我打的“小算盘”，马上表示理解和支持。一路上，我向他详细介绍了“二流堂”主人的历史，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撰文为阮玲玉之死鸣不平，震撼一时啦，如抗战时在陪都重庆自建“碧庐”，慷慨为进步文艺界人士提供食宿之便啦，如1967年底《人民日报》发表《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他因此受“中央专案组”审查啦，如下干校后和周巍峙、司徒慧敏、马彦祥并称“新四条汉子”啦……
我们到达唐家时，已是下午5点。因为事先通了电话，二老已等候多时。这次见面，因是“临时动议”，没什么准备，有关向阳湖的书报都来不及带，幸好随身还存有一套由我策划、刘三多设计的《中国向阳湖文化名人风采》纪念封第一组（其中有冰心、萧乾、周巍峙、张光年、臧克家等名人的头像），才没有失礼“打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