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同样一个月赚200块美金，美国人讲究吃好饭，租好房子，鞋子一天擦一次，衬衫一天换一件，皮鞋两个月买一双，家里面弄得好好的，剩下十几块钱就够了。犹太人却一个月用10块钱；省下190块钱储蓄起来。他计算不擦皮鞋就可以省多少钱，不买皮鞋又可以省多少钱。衬衫不换让它脏，肥皂的钱又省下了，住的地方小一点不要紧，吃的东西也可以马马虎虎，不像美国人那样讲究舒服。只要银行里的存款多起来。犹太人看不起美国人，因为他们穷得很。美国人也看不起犹太人，说他们的衣服不整洁，住的地方脏得很。”
倪柝声认为，文化差异并不能为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感张目，相反，他认为西教士必须去除其西方文化优越感，入乡随俗。如果西方传教士把人为的区别带来，人际关系就会受到损害。倪柝声所采取的方法不是依靠西方传教士施予让步性的调适，而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直接“文化对等”的方式。这种“文化对等”的依据，既不是西方哪国、哪派的文化，也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基督教的《圣经》，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信仰的本能。
倪柝声根据《圣经》中的经文，提出在“新人”里面是没有区别的，他更进一步具体分析西方对中国人有“五个区别”必须要彻底消除。第一项是“希利尼人”和“犹太人”的差别。对此，倪氏认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因此，希利尼人和犹太人指的是民族、国家的优劣区别，但在《圣经》里，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把乡土观念、地域观念一带到教会里来，就根本不认识教会。此外，倪氏认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这一个区别，还有第二个意思：“犹太人所代表的，乃是宗教性的民族；希利尼人乃是代表哲学和聪明。在历史上，你要说到宗教，你就提起犹太；你要说到哲学，你就提起希腊。今天所有基本的科学、哲学，都是从希腊出来的。一直到今天，所有科学上的名词，都是以希腊文字作根据的。所以智慧，是以希腊作代表的。要说到科学哲学，就说希腊；要说到宗教，就说犹太”，而且“各地方的人，常有不同的国民性。比方南边的人都比较热情，北边的人都比较冷静。南边的人都比较轻浮，北边的人都比较稳重。像热带地方的人，他们是整天跳跳蹦蹦的，但是像北欧一带的人，他们不只不跳，并且好像很呆，不大动”。这是国民性的不同，这也客观存在，不应互相贬抑。
第二项差别存在于“自主的”和“为奴的”之间，指的是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的差别。倪柝声说：“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听了自主的和为奴的，或者不觉得这一个区别的厉害。但是你们要记得，保罗写这三封书信，是在罗马掌权的时代，那是奴隶制度最厉害的时候。在罗马的时候，有牛的市场，有羊的市场，也有人口的市场。就像在上海有许多的交易所，有纱布交易所，有杂粮交易所，有证券交易所，有金子交易所。当时，在罗马也有人口交易所。他们打仗多，掳来的人也多，就把所掳来的人摆在市场上卖。假定说，这些买来的人生了儿女，主人觉得他们吃饭太多，也可以把他们拿到市场上去卖。这是罗马时候很普遍的现象，人也像其他的货物一样，能买进，也能卖出；并且也有生产，生产多，市场买卖就好。所以在那一个时候，一个自由的人和为奴的人有大的区别。虽然民主政治是从罗马起头的，公权、选举、投票，都是从罗马起头的，但是那时光是自由的人能得着，为奴的人什么都没有。你打死一个为奴的人，是讲他值多钱，就还他的主人多少钱。这一个人是没有公权的，所以没有人命的关系。打死一个奴隶，像打死一条牛一样，最多不过是还牛价，不要赔命。并且如果父母是奴隶，生出儿子来也是奴隶，他们的生产是归于主人的。他们的一生没有自由，除非主人把他们放了。若是他们逃掉了，所有的奴隶都得以十字架钉死。这一种的阶级，比今天的主人仆人、老板伙计、上司下属中间的关系，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今天在任何的地方，没有这样的阶级。神的话是说，这一个阶级要消灭。哥林多、加拉太、歌罗西三处的圣经都是说，并不分自主的为奴的。这一个，在基督里已经除掉了。”
第三，男女之别，这里特指文化意义上的性别歧异。倪柝声认为，男女之间不是哪一方压制一方的问题，这种歧视性区别在基督里也已经消除了。虽然在世界里，男人有他的地位，女人也有她的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有他的地位，妻子也有她的地位。但是在基督里，男和女的地位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所以对后世西方流行产生的似乎十分“先进的”女权主义必定不会苟同，是因为在他看来，张扬某种性别而压制某种性别，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圣经。
第四，化外人和西古提人的差别：两者所代表的是教育差别。倪柝声认为：“在希腊的古典文学里，西枯西亚和加拉太人是常常并题的，所以西古提人是受人尊敬的人……说起山西人，你就想到开银号的……说起绍兴人，你就想到在前清时候作师爷的……西古提人是被人尊敬的，化外人是被人看轻看的……把一个道地的英国绅士，和一个非洲的野人放在一起，他们文化的标准差太多了。可是保罗告诉我们，不管是化外人也好，是西古提人也好，这一个分别也消灭了。”
第五，“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差别。倪氏认为这一个区别，是在于身体上的记号，是宗教的外在表现。割礼是犹太人在孩子婴儿期时候，对身体进行切除男性生殖器上的一块皮，以这种特殊宗教仪式作为其归属上帝的身体记号。犹太人高崇这种割礼记号，将身体上没有这种记号的民族一律视为“犬类”。这种差异造成了人类最极端的宗教歧视。
倪柝声承认，文化在客观上的确具有差异，但他认为文化从价值上并无优劣贵贱之别。当时倪柝声针对的主要是，从其文化上必须除去西方人的优越感，而不是进行表面的、文化上的调适。他还指出，根据基督教会信仰就必须真正做到，消除文化上的差别，西方传教士必须做一个“大的人”，容纳不同族类的文化，而不能高高在上，必须代以无上的爱。在他看来，西方人在文化上维持差别、泾渭分明、标榜自己文明的优越性是仇恨、战争的根源；而放下身段，俯就别人，将所有文化都摆在同一水平上，人类才有和平的希望。要消除文化上的高下差别，西教士应该首先做出榜样，千万不能把民族的优越感、社会地位的差别、性别的差别、教育的差别以及身体记号的差别带进中国。首先，必须否认、放弃自己民族的文化优越感，降卑俯就，甘愿与他人处于同一水平，才能达到与中国人的和平共处。其次，人们要学习，“在罗马人中就作罗马人，有律法之下的人中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在什么种文化之下的人，就做什么种文化之下的人。倪柝声说，如果有非洲的弟兄到中国来，就应当用筷子吃饭，他不应觉得自己更低，不配用筷子。同样重要的是，倪柝声提出，自认为代表了近代先进文明的大英帝国的国民一旦来到中国，他就应当学做中国人。千万不要自以为高明，否则的话，就会使别人受伤害，就得不着中国人。
四、小结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赖以栖息的所在，文明又需要在交融、碰撞中更新，而且需要在交融中坚持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近代以来，来闽西教士对福州社会的方方面面多有记载和描述，对西方社会认识中国、认识福州产生深远影响。处在文化交融中的本地民众对西方的认识往往却为人忽视，而中国基督徒对于西方文化的某些理性批判和真知灼见，更不为人知，如倪柝声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就是其中之一。他面对西方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狂妄自大，而是将东西文化都摆在同一水平上，去除其文化的尊卑高下，不让强势文化压抑弱势文化。
在倪柝声看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夹杂着太多的西方文化中的“细菌”，并不纯净，他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洗脱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上附加的因素。他也对中国人能够解读西方经典高度自信，这是源于他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从而能够摆脱西人的羁绊，同时又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中有益因素，建构了中国人的信仰理论，将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手中，建立了中国人的本土教会。上海的《通问报》认为，倪柝声这个中国人“打倒”了西方传教士的“长老宗”、“内地会”、“弟兄会”等等，建立起独立于西方差会的本土教会。倪柝声对西方文化的理性批判，尽管激起了西方传教士的嫉妒和批评，但他最终还是赢得西方基督徒的佩服和尊重，许多西教士就谦虚地来到这个中国人这里，承认自己的错误，低下他们骄傲的头，聆听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的教导。对此，某些西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失误，而对倪柝声不由地敬佩。如西人传教士牧如农在1934年的《通问汇刊》上的坦言：要以倪柝声为榜样，“更正我们的方法”。他们也承认倪柝声的确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西教士从未有过的新鲜和活力。
福州基督徒处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第一线，对西方教育、科技、文化既有感性的直观体会，又有理性的批判。作为基督徒的倪柝声，多次以其略带福州腔的官话在西方基督教大会上公开发言，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以中华文化的本位来回应西方文化，对西人和西方文化既不盲目信从，也不一味地吸收。这对一个基督徒，乃至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从倪柝声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中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又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
〔作者简介〕林金水，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