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早晨，是救灾大会募捐员出发的日期。天气虽是很阴沉，我们女校同学里签名列队出发的却有七十多人。出发之先，有一个聚会，由诚冠怡教授主领，她说：“你们手里抱的扑满，是人平素所最不尊重的瓦器，然而它今日有它巨大的工作。”我们都深深地受了感动。
同学黄玉蓉女士，李淑香女士和我，是分在本京各女校去募捐的。我们先到的是华语学校。那几天恰巧是他们放假的日子，寥寥只几位在校的学员，居然捐了不少的钱。又有一位中国教员，可惜忘记了姓名，还要我们留下一个扑满，和几十个纪念章，要在下午他们校中集会的时候劝募。我们谢谢他，交付了扑满和纪念章，便和他们告别。
这时街上布满了学生，都挥着旗子，抱着罐子；走过北河沿一带，街上有许多的行人，都胸前挂着纪念章，随风飘展着，穿过天安门，看见有不少的学生，四下了望着，又追着车儿奔走。我心中不禁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可喜的现象呵！几十年或十几年前的中国，有几个丰衣足食的人，肯在朔风怒号的街上，替灾民奔走呢？
经过新华门，陆续的看见了几面燕京大学的旗子，又看见陈哲甫教授，刘次轩教授他们也站在学生中间。
又到了女子高师，我们进去见了学监，他便带我们到大礼堂门口。一会儿学员们唱完了歌，三三两两地出来，一面和我们谈着话，一面往扑满里投钱。那时真是手不暇给，差不多都捐过了，便又到女高师的幼稚园和附属小学，这些可爱的小孩子，蜂蚁似的，把我们都围住了，一片“给你们钱”的声音，颤动我们的耳鼓，这真是天使的歌声，天国的音乐。我的感想，泉水似的奔涌出来，间不容发之顷，竟没有沉思默味的工夫，只得任它又奔泻了去。因为他们人数太多，纪念章分得不匀，我好几次从大群里抽身出来，要给那离我较远的孩子们，不过一二秒钟，我仍旧困在圈儿里。直到我们都双手空空，他们都笑着跳着的走开了，才抱起那沉重的罐子来，谢谢他们，又出去了。
我们只得商议着请黄女士到女青年会去取纪念章并一个扑满。李淑香女士和我又到了培华女校，承他们学员的盛意捐了铜子几十枚，他们的校长却絮絮的问我们这款的用途，又说了许多别的话，我们略应了几句，便回身出来。
到了笃志女校，我们却没有向他们募捐，只在那里等着黄女士。那时已近午，狂风渐起，黄沙蔽日。一会儿黄女士来了，我们匆匆的包起纪念章，便又到女高师附中，可惜到得太晚，学生们都回家去了。我们在应接室等了半天，校役一定回说教员们都不在校，不便久坐，只得出来。
到了第一女子中学，正遇见他们学生，也拿着旗子出来，相逢一笑。他们便请我们到校内去坐，学监招待我们极其殷勤。谈了一会话，便又告辞。
那时候风越大了，街上又遇着好几面燕京大学的旗子，同学们风尘满面，站在街上，还是精神百倍。可敬呵！中国的将来，都在这些青年人身上。
走到东长安街，风推着我们走，对面说话都听不见，抱罐的手也僵了。“风呵，再大一点，我要请你试一试青年的精神；风呵，再大一点，我们要借着你，预备和万恶的社会奋斗！”我低低地说着，其实那时即或高声疾呼，除了我自己，也没有人能听见。
天色渐渐的昏了。我们又到了孔德学校，我们是第四五次的募捐员到他们那里的，那天又是他们放假的日子。只为第二天他们开展览会，还有少数的学员，在校里预备陈设，十几个孩子捐的却实在不少。当我们站着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女校役，提着茶壶走过，谁也没有注意她和她说什么劝捐的话，她忽然自己站住了，往里投了一个铜子，“大家都是苦人呵！”她说着叹了一口气，自己走了。我们连忙追上她恭恭敬敬的送她一个纪念章，我注目看着她半天。
又回到华语学校，将留在那里的扑满，取了来，又重新谢了他们一番。
回到学校，天色更昏暗了，风仍是刮着，同学陆陆续续地都回来了，都吹得不成样子，大家杂乱着相问答。以后便到科长的办公室，将每一组的扑满都砸开了。我们的四个扑满盛有三十几元零些铜子，数目记不清了，因我计数金钱时又起了感想。金钱的确是可爱的，这样得来的金钱，是有它的真价值。咳！孔德学校的一个铜子，女高附小的几百个铜子，这价值是自有金钱历史以来，未有的价值！
事实有一半是模糊记不清了，感想却又写不完。今天追记起来，无端又起了许多的感触，这工作有可记的价值么？人类不是应当互助相爱的么？这样，你们一天冒着风捐了几十块钱，便是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么？这其中岂不是也有你自己的名誉心，自利心么？果然要做功德事呵，就应该一个字都不写。我写到这里，呆了，放下笔，抬起头来，看见了大礼堂里对面壁匾额上的“见义勇为”四个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