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求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我每天都会得到好几本文艺刊物，大概都是匆匆过目，翻开书来，首先注意的是作者名字，再就是文章的题目。但对于《人民文学》，因为过去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因此看得比较仔细。不料第九期来了，我一看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和副题，就使我动心而且惊心。虽然这两位作者我都不认识，这题目使我专心致志地一直看下去，看得我泪如雨下！真是写得太好了，太好了！
我一向关心着中小学教师的一切：如他们的任务之重，待遇之低，生活之苦，我曾根据我耳闻目睹的一点事实，写了一篇小说《万般皆上品……》。委婉地、间接地提到一位副教授的厄运，而这篇“急就章”，差点被从印版上撤了下来——这是我六十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据说是“上头”有通知下来，说是不许在报刊上讲这种问题。若不是因为组稿的编辑据理力争，说这是一篇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为什么登不得？此后又删了几句刺眼的句子，才勉强登上了。因为有这一段“经验”，使我不能不对勇敢的报告文学的两位作者和《人民文学》的全体编辑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这篇《神圣忧思录》广闻博采，字字沉痛，可以介绍给读者的句子，真是抄不胜抄。对于这一件有关于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的“报告”文章，我还是请广大读者们自己仔细地去考虑、思索，不过我还想引几段特别请读者注意的事实：
“小平同志讲：实现四化，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但这个精神，并没有被人们认识，理解，接受。往往安排计划，总是先考虑工程，剩下多少钱，再给教育……日本人说，现在的教育，就是十年后的工业。我们是反过来……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工资太低，斯文扫地呵！世界银行派代表团来考察对中国的贷款，他们不能理解：你们这么低的工资，怎么能办好教育？可是我们同人家谈判时，最初提的各个项目，没有教育方面的，人家说，你们怎么不提教育？人的资源开发是重要的。后来人家把教育摆在优先援助地位，列为第一个项目。我们要等人家来给我们上课！”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感到“无地自容”吗？我忆起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们是第一拨到日本去的，那时的日本，真是遍地瓦砾，满目疮痍。但是在此后的几次友好访问中，我看到日本是一年比一年地繁荣富强，今天已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为什么？理由是再简单不过！因为日本深深懂得“教育是只母鸡”！
香港的中小学教师也亲口对我说，他们的待遇也比一般公务人员高。
一九八四年底新华通讯社发出通稿——教育部长何东昌在接受本社记者访问的时候非常高兴地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关怀和研究教师的问题，教师将逐步成为社会最使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但是，真是说来容易，听来兴奋，事实上：“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就瘪了，后来闹‘文革’，教师的罪比谁都多，从此地位一落千丈。后来拨乱反正了，世道清明了，是不幸中之大幸，可是教师的地位，恕我直言，名曰升，实则降。其他行业的待遇上去了，教师上得慢……就是中教一、二级的老教师，月薪也不过百十块，还不抵大宾馆里的服务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位中学老教师提出的问题！还有一位教师充满着感情说：“教师职业是神圣的，这神圣就在于甘愿吃亏。可是如果社会蔑视这种吃亏的人，神圣就消失了。做教师的有许多人不怕累和苦，也不眼红钱财，但唯有一条，他们死活摆脱不了，那就是对学生的爱。除了学生四大皆空。他们甚至回到家里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耐心，不愿再扮演教师这个社会角色，但无论心情多坏，一上讲台什么都扔了，就入境了。这种心态，社会上有多少人了解……”
这种心态，我老伴和我都能彻底地了解：死活摆脱不了的，就是对学生的爱。但也像另一位教师说的：“像我们当年，社会那么污浊，自个儿还能清高，有那份高薪水撑着呢……”
不过如今我们的两个女儿（她们还都是大学教师），没有像我们当时那样高薪水撑着，她们也摆脱不了教师的事业。她们有了对学生的爱，也像我们一样得到了学生的爱。
“爱”是伟大的，但这只能满足精神上的需要，至于物质方面呢，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办法有多种多样，是不是会有人“跳出”，离开教师的队伍？
大家都来想想办法嘛，我只能回到作者在文前的题记：“我们从来都有前人递过来的一个肩膀可以踩上去的，忽然，那肩膀闪开了，叫我们险些儿踩个空。”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日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