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几种主要器物的演变进程是这样的：瓿在西周时期多仿青铜瓿的造型，敞口、圆腹、圈足，肩有小圆饼，腹身饰弦纹，像后代的坛子。西汉初期的瓿，平唇短直口，斜肩，扁圆浅腹，平底，底下安有三个扁平的矮足，肩部有对称的铺首双耳，耳面翘起并高出器口。上有扁圆形盖，盖面中心有捉手，便于揭取。盖沿下面作出子口，与器身吻合紧密。到西汉中期，肩部渐鼓，耳的顶端则逐步降低，与器口接近平齐，底下三足消失。
到西汉晚期，瓿的形体变得又高又大，敛口，宽平唇，圆球腹，肩部的双耳已大大低于器口，形如大罐。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瓿已不再生产，为印纹陶罍所代替。
汉初的原始瓷鼎由战国时期的陶鼎演变而来，兽蹄形三足较高，附耳高翘，耳根突出。盖似半圆球形而顶面稍平，上附三个高钮，仰放时可当三足用。西汉中期，鼎的双耳短直，兽蹄足显著变矮，逐渐与底平齐以至完全消失，盖钮也逐渐变小而成乳钉状，像个罐形。西汉晚期以后，鼎与盒等仿铜礼器不再生产。
壶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各地窑口生产的大宗产品。汉初的原始瓷壶，口部微向外侈，颈部较长，器肩斜鼓，并装有人字形纹的对称双耳，腹下圈足较矮，称为圈足壶。到西汉中期，口缘趋向喇叭状，颈部缩短而器腹加深，圈足更趋低矮以至变为平底。肩部附耳作半环形，也有在双耳上端贴铺首或塑龙头的。到了西汉晚期，壶口已明显呈喇叭形，腹部球圆，极少发现圈足。双耳常作铺首衔环。长沙五里牌汉墓出土的喇叭口壶，耳部配装活动的铁环，是非常罕见的。壶耳也有作成鱼形的，或者在竖耳的上端堆贴横“S”形纹，除喇叭口壶外，还有长颈壶、蒜头壶、匏壶等不同的造型。它们的数量不多，但式样新颖别致。如长颈壶，在扁圆形的壶腹上，配以修长而细圆的直颈，稳重端庄；蒜头壶，长颈球腹，颈上为形似蒜头的小口，造型别致；匏壶小口束腰，整器像上小下大的两个圆球联接而成，其状颇似葫芦。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装饰艺术，大致说来前期比较简朴，一般器物上都只饰简单的弦纹或水波纹，未见有繁复的装饰纹样。到了西汉中期及其以后，装饰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有了简单的刻划花纹，如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等，尤其喇叭口壶和长颈壶等器物，往往在器物的口缘、颈部、器肩及上腹等部位，于醒目的凸弦纹带的区间内，分别划以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等。云气纹线条柔和流畅，使人如觉流云浮动，在流云之间往往还配以神兽飞鸟，画面十分生动优美，可与同时期的铜、漆器图案相媲美。在浙江义乌发现的一组西汉中期原始瓷器，其装饰图样颇为特殊，如在壶的耳部堆塑鼓睛突目，两角卷曲的龙头；在瓿的腹部划有对称的两个半身人像，其下为佩璧图样，佩带穿璧作迎风飘舞状。瓿的耳面则印出面目狰狞，一手举剑、一手持盾，威武凶猛的武士形象。同时在盖顶堆出躯体蜷曲、毒舌前伸的蟠蛇形钮，刻划精细。这种装饰手法和题材内容，为同时期的陶瓷装饰艺术中所罕见。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制作，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到西汉中晚期以后，这种既有艺术装饰而又具实用价值的原始瓷制品，不仅在当时的产地浙江和江苏一带广为流行，而且在江西、两湖、陕西、河南、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有发现，表明它已成为当时人们所乐用的制品，被作为一种畅销的新颖商品的而远销外地。
第四节东汉到隋代的瓷器
一东汉时期瓷器的产生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由原始瓷发展到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也是中国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又远比铜、漆器的造价低廉，而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广为烧造。这种新兴的事物，一经出现即迅速地获得人们的喜爱，成为十分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但是刚从原始瓷演变而来的东汉晚期的瓷器，无论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与原始瓷相似之处。
此时常见的器形有碗、盏、盘、钵、盆、洗、壶、钟、罍、瓿等，此外还有少量的砚、唾壶及五联罐等。瓷碗是古代瓷业生产的大宗产品，汉代始见，魏晋流行，唐以后大量生产。东汉晚期平底碗的造型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口沿细薄，深腹平底，碗壁圆弧，就像被横切开来的半球形；另一种口沿微微内敛，上腹稍微鼓起，下腹弧向内收，平底，器型较小。两种形式的碗底都微向内凹。盘，多属大件，器形与原始瓷盘十分相似，通常作耳杯的托盘用。盆，直口折唇，上腹较直，下腹向内斜收，腹中有较为明显的折线，廓线挺健。罐的种类相当丰富，有直口球腹的双系罐和四系罐等，完全承袭了原始瓷罐的形式，而四系罐最为多见。它的形状是直口圆唇，鼓腹平底，肩部凸起，肩腹之间装有四个等距横系（个别也有作六系的），系孔扁小，不便系绳，故系下内壁往往有凹窝，系的两端留有按捺的手指压痕。肩部有弦纹或水波纹，腹部常见有麻布印纹，也有通体素面的。这种罐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在上虞县的许多窑址中都有发现，在不少省市的墓葬中都有出土。壶也是一种发现较多的器物，它的造型仍类似原始瓷壶，但也有了某些变化。那种腹部遍饰粗弦纹的作风已经少见，盘口较浅。浙江鄞县发现的一件形体较小的青瓷壶，外形颇似战国时代楚国的陶壶，肩部有半环耳二个，并划弦纹和点线纹，底部刻隶书“王尊”二字，可能是匠师之名，也可能是买主王尊定制。钟，口颈较大，腹部稍扁，下有高圈足，腹部贴有对称的铺首，显然是仿照铜钟的形式。奉化县白杜熹平四年（175年）砖室墓出土的五联罐，颈肩贴堆纹，显然是对褐釉原始瓷五联罐的模仿。
此时瓷器的装饰花纹，仍旧为弦纹、水波纹和贴印铺首等几种，与原始青瓷的装饰手法无甚差异。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的瓿、罍等器物，外壁拍印麻布纹、窗棂纹、网纹、杉叶纹、重线三角纹、方格纹和蝶形纹等，也与印纹硬陶的装饰图样基本相似。这些也都说明东汉时代的瓷器，从造型艺术到装饰手法，均存在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明显烙印，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说明它刚从原始瓷中脱胎而来，仅仅是迈出了它的头一步，然而这恰恰是划时代的一步！
越窑瓷器素以青釉制品闻于世，但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却发现它还同时烧制黑釉瓷器，此外，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这种黑釉瓷器的坯泥炼制不精，胎骨不及青釉瓷器细腻，器形也较为简单，以壶、罐、瓿、罍等大件器物为多，也发现有碗、洗类器物。它们的造型和纹饰与青釉器相同，唯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画像石墓中出土的一件四系罐，肩部饰有一圈莲瓣纹，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以后在瓷器装饰上的最先反映。根据国家建筑材料总局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这种黑釉瓷的胎含SiO2高达73～76％，Al2O3含量较低，占15～18％，Fe2O3含量为2.3～2.8％，系用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原料，所以能在1200±20℃～1240±20℃中烧结。器物外表所施的玻璃釉，是含有高达16％CaO的石灰釉，由于釉内氧化铁含量达到4～5％，所以使釉呈现绿褐色乃至黑色。器表施釉一般不到底，器底和器壁近底处露出深紫的胎色。瓿、罍、罐的内壁还常常涂有一层薄薄的红褐色涂料。釉层厚薄不均，常常有一条条的蜡泪痕以及在器表的低凹处聚集着很厚的釉层。由此可见，黑釉瓷的烧制，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成为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色釉瓷器。
这种黑釉瓷胎质较粗，用料要求不严。由于在器表施以黑褐色的深色釉，粗糙而灰黑的胎体得到覆盖，为瓷器生产扩大原料使用范围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它导源于酱色釉原始瓷，是对酱色釉原始瓷的提高和发展。所以这种黑釉瓷器的出现，同样是汉代瓷业中的一项重要的成就。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瓷器的成熟
从三国到南北朝，因为历史的原因，南方的制瓷业比北方更为发达，尤其是江浙地区成为我国瓷器的重要发源地和主要产区。
江浙地区
早在东汉时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已建立瓷器作坊，成功烧制出青瓷和黑瓷两种产品。到六朝时期，制瓷业迅猛发展，窑厂广布江浙地区，如早期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初创、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造型丰富多彩。东晋的青瓷造型偏重经济实用，到了南朝，器型演变得挺拔修长，瘦俏轻盈。众多六朝青瓷以日常用品为主流，罐、壶、碗、盂、盒、洗、水注、钵、砚、熏、炉、尊、灯、虎子、瓶、盏等是常见器形。还有的青瓷器皿取动物形象作为造型的局部或整体，优雅别致，妙趣横生，大大改变了汉代及以前陶瓷大部分都是简单的罐、碗、壶等造型单调的局面，同时又将实用器形雕塑化，诸如：卧羊、熊尊、鸟盂、虎形、狮形插座，融观赏实用于一体。
典型的代表造型有鸡首壶和青瓷虎子。鸡首壶是六朝青瓷的代表造型之一。一般为深盘口，细颈，鼓腹，平底。鸡首昂立于肩部，器柄粗壮有力，有的柄端呈龙首型。这种造型出现于东晋晚期，以后逐渐流行。关于鸡首壶的用途，根据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和当时煮茶的方法，用鸡首壶盛茶的可能性最大。中国饮茶历史悠久，《神农本草》载：“神农百草，以疗疾。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人们已经知道茶能解毒治病，至东周西汉四川等地逐渐形成饮茶习惯，东汉时饮茶之风传到长江下游，两晋时发展很快，尤其是东晋，饮茶已成为王室贵族的一种嗜好。因此，鸡首壶流行较为普遍。
青瓷虎子是越窑青瓷的另一种代表造型。如出土于浙江的青瓷提梁虎子，整器呈卧虎形，“虎头上仰，口鼻张扬，虎牙外露，环眼暴珠，双耳挺竖，须毛刚劲，面有斑纹，短颈缩项。”虎身蹲伏，背按弯曲形绳纹提梁，腹部两侧刻画飞翼。虎子的历史从考古资料看，可上溯到战国和汉代，那时出的青瓷虎子造型简单未呈虎形，到六朝时期开始有所变化。它的用途有两说，即可当便溺之用，又可作盛水之用的清水器。
六朝时期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人文观念渗透到艺术的各个领域，形成了特殊格调的时代个性，表现在对瓷器造型的审美追求上，则有别于汉代的浑厚，流露出江南水乡的灵秀之气．明显地受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经济状况、生活时尚、审美意趣的影响。从三国到南朝，其造型的演变一脉相承．从摆脱单纯的日用到追求稚拙灵巧的美与实用有机结合，形体由扁矮硕圆到修长瘦俏，轮廓从刻板的圆弧到富于变化的优美曲线，这些时代特征在六朝青瓷盘口壶、鸡首壶、虎子等器形的演变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均山窑三国、两晋青瓷窑。在今江苏宜兴丁山镇汤渡附近均山村之南山上，故名“均山窑”，又称“南山窑”。烧造年代为东吴后期至西晋。早在东汉时，宜兴丁蜀镇与南山一带已形成一个制陶中心，烧造釉陶和灰陶等，均山窑瓷业是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吸取毗邻吴兴和上虞、绍兴的早期越窑的先进技术，烧造出具有一定质量的青瓷器。与浙江上虞、绍兴等地同时期的青瓷相比，瓷胎粗松，釉色青中偏黄，有的胎釉结合欠致密，常见剥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