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期间，周恩来要工作人员整理一份代表团对协议草案意见的材料。工作人员经过一番准备，不久就把一份打字稿送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过材料后，对工作人员说：“看得出你们是花了些功夫，整理得很干净，可这怎么行呢？我不是要材料好看，而是要知道原文是什么样，现在是怎么改的，要能比较。这样才便于分析研究其中的变化……”
工作人员的脸顿时火辣辣的，心里十分敬佩周恩来。因为他们感受到周恩来对他们的批评完全是出于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况且意见十分中肯。这些同志把这份不合格的“作业”拿了回去，重新进行了认真的整理。
当他们把新整理的材料再次交到周恩来手里时，周恩来看了后非常满意，对他们充满歉意地说：“这材料让你们重来了一遍，这怪我事先没有交代清楚……”
听了周恩来的这句话，他们更感到歉疚和不安，作为工作人员由于自身的疏忽而影响了总理的工作，却由总理先说出了表示歉意的话，多么不应该啊！在这件事的教育和鞭策下，他们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得更认真、更仔细、更有干劲了。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熊向晖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新闻办公室的工作。
有一天，熊向晖向周恩来报告说：“我们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拒绝了。我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
周恩来问道：“为什么？”
熊向晖振振有词地说：“国民党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周恩来蹙了一下眉头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呢？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于理都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授人以制造‘两个中国’的把柄？”
周恩来一番点拨，熊向晖豁然开朗，说：“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纪律性的错误。”
周恩来却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先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代表团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为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先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
你也作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工作就会有把握。”
熊向晖说：“我马上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讨论。”
周恩来说：“好啊！不过，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周恩来还特别关照熊向晖：“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在周恩来看来，一个领导者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领导有关的。他总是这样自勉自励、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他也是这样做的。先责己，后正人，人不得不服。
他中有我
周恩来的结论使人感到“他中有我”，又无数倍地高于“我”，使人心悦诚服而又毫无高低之感。
如果你要对方接受的观点是和对方反复商榷后得出的结论，那沟通还有什么障碍呢？所以，沟通之前多商榷、多征求大家的意见，才能使沟通水到渠成。
1956年11月，中缅两国关于边界的联合新闻公报发表了。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作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周恩来原计划在这个报告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说明；但在报告前，他看到人大代表王季范、政协委员于树德、研究中缅边界问题专家尹明德写给他的意见书，认为这几位先生的意见提得很好，所以决定把这个问题推迟另作报告。为了把材料掌握得更充分，准备得更好，周恩来邀请了云南多位相关人士来京座谈讨论，同时还和王季范先生交换意见。根据大家商讨的意见，周恩来在3月16日的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事后，周恩来深有体会地说，由这个问题联想起来，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凡是关系大的，都应该尽量多讨论、多商榷。中缅边界问题我们虽然经过了一些法定手续，但在发表后，得到这几位先生的宝贵意见，提醒我更进一步地研究。周恩来继续说，我希望不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对于政府内政外交工作凡有所见，应该时常提醒我们，使问题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这对于事情总是有好处的。
人的潜在心理经常会对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有一种参与意识，有一种“想了解得更深”的“参加欲望”。周恩来的经验是，对部下不要用命令的方式，而要用询问、商榷的方式，在听取对方的意见中，诱导出对方的参与意识。如此一来，可使对方的意见充分地表达出来，使对方的参与意识发挥到最大限度，让对方最后觉得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自己的主意。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务院，当时副总理4人中有一位是党外民主人士，政务委员15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9人。每次做出重大决策之前，周恩来总是一个一个地请他们发言。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孙起孟回忆说：“在政务会议的讨论中，政务委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人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和谐，至今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
政务委员、民盟的负责人罗隆基有一段时间因病住院治疗，但遇到行政事务会议的日子，他竟然带病坚持开会。别人劝他不宜勉强，他很坦率地说，在此期间他差不多谢绝各种政务活动，唯独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他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参加的。不仅参加讨论，而且不论会议开得多长，他也舍不得中途退席。
他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还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来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恩来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演得出神入化，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而又毫无高低之感。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钱学森回忆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大家的意见。
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总是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总理最后决定怎么办。
记得有一次会中总理问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跑过来对总理小声说：
“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总理大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周恩来做出决定，既与人大、政协、政府要员、专家学者讨论，也与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商量，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1962年6月的一天深夜，在大连宾馆，人们早已入睡，周恩来仍在灯下伏案工作。这时，服务员小刘来送水，周恩来便同她攀谈起来。周恩来问：“小刘，你家的粮食够不够吃？”
“基本够吃。”小刘回答说，“听老人讲，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
“你说得很对！”周恩来满面笑容地望着小刘缓缓地说：“今晚请你坐一会儿，我要同你商量一下克服眼前困难的事。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我有个想法：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食支援夏锄，你看行不行？”
“我们保证做到！”小刘立刻坚定地回答。
周恩来笑了起来：“你一个人做到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民都这样做，是否能行？”
小刘没有立即回答，低着头，沉思着。周恩来接着说：“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这样吧，我给你个任务，请你和家里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商量的结果尽快告诉我，一定要讲真实情况。”
两天过去了。小刘兴高采烈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调查结果：一天节约三钱多，每餐只一钱多一点儿，也就是一两口饭罢，但夏锄搞好了，就会迎来千车万担的大丰收，大家说能办到。
周恩来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才找当地市委负责同志商量，对他们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地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
周恩来的决策很快传遍了东北三省，全区各城市迅速掀起了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节粮高潮。
做决策要多谋划、多商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倾听和接受与决策者不同的正确意见。这也是周恩来能够做出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正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200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讨论中有一个用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
还没等大家发言，一位20多岁的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但开始周恩来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这一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参加会议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同周恩来争论。这个年轻人就是总理办公室的秘书纪东。
经过反复争论，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
最后，周恩来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于周恩来高超的沟通艺术，事件经历者无不叹为观止，接受他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