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人物的暗示,权威人物的话语,往往具有非常巨大的震慑力。说话者若是地位高、有威信、受人敬重,那么他所说的话就易于引起他人的重视并使人确信其正确性。周恩来也常常巧用威严增强沟通的效果。
敢怒敢言
“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关键时刻,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起桌子来,张国焘也不敢不听。
凡是伟人,都善于战斗,也知道发怒对支配人的作用,但他们绝不以引起他人畏惧为能事。他们不是懦弱的人,也不是嚣张的人,更不是易怒好斗的人。富兰克林曾说:“凡是必要的战斗,我从不回避。”这就说明了一切关键的所在——这些人只有在必要时才从事战斗,而不是滥用战斗。
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很少发怒,但在关键时刻他也拍过桌子。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又策划了“七一五”分共。
全国一片腥风血雨。
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选择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
还在4月16日周恩来参加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时,他就提出:“军事上,我们对蒋介石的军队并不是毫无办法,现在可以派人到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会后,周恩来建议,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加快准备。不久,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武装起义的建议。
中共中央果断做出了由周恩来领导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宣布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接着前敌委员会详细讨论了关于起义的各项事项,进行了周密部署:贺龙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会议还正式决定30日晚举行起义。
一切都在计划中。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
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7月29日上午,周恩来接到了临时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在九江以“中央代表”身份发来的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我到后再做决定”。
周恩来有些费解,中央已经决定成立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全权处理起义事宜,为什么又要等张国焘到南昌后再做决定呢?他不在乎什么权力,但是,这是关系到起义能否顺利举行,起义举行后能否胜利的大事,如果有什么不测的话,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所以,周恩来同前敌委员会其他成员商议后果断地决定:暴动绝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到了南昌,前委召集了紧急会议。
江西大旅社一楼大厅一片紧张气氛。
周恩来双眉紧皱,沉默不语。
张国焘正在极力进行取消起义的游说:“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就是蛮干,就是盲动。共产党人应该全部退出军队。”
到这个关键时刻,要放弃起义必然造成严重损失。至于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已经不可能了。
张发奎是粤系军阀,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政治态度是中间偏左。在酝酿组织南昌起义时,中国共产党对他寄予厚望,力争张发奎参加起义,并设想让他担任起义总指挥,期望借重他的个人声望发动更多的人参加起义。但是,这个时候的张发奎其政治态度迅速向右转,事实上他不仅不可能参加起义,而且成为了起义的障碍。
所以,没等张国焘说完,李立三站起来说:“万事俱备,一切都准备好了,哪有现在还讨论?!按照原计划,起义!起义!”
其他几个前委成员也指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能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的包围,绝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
周恩来对大家的意见表示支持,果断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退出军队,不能把枪交出去,不能束手待毙,紧迫的形势告诉我们,起义不能再拖了,否则将断送革命。”
他十分坚定地对张国焘说:“不能听你的那一套,我们还是干,按计划进行。
我周恩来对此负责!”
张国焘一看受到这样强烈的反对,便把手中的电报往桌上一摔:“这也不是我张某人的意见,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
周恩来拿起桌上的电报瞥了一眼。平时对人很温和的周恩来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激动地说:“我到南昌来筹划这次起义,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给我的任务,怎么现在又给你这种命令?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也不能不顾当前的情况嘛!”
谭平山也十分气愤,会后,他找到周恩来说:“我们不如把张国焘绑起来,否则他会误我们的大事。”
周恩来制止了,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
7月31日再次开会,张国焘又使出新的花招,他说:“我们不妨把这次武装行动只作为一次‘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偃旗息鼓地回广东去。”
周恩来一听就十分气愤,“啪”的一声,桌子一拍,义正词严地指出:“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我们要成立在我党领导下、有国民党进步人士参加的政治组织——革命委员会。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定要向全国、向全世界发布宣言和政治纲领。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什么‘兵变’”。
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拍起桌子来,张国焘也不能不有所畏惧,只好表示服从多数。周恩来终于签发了起义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8月1日,伟大的南昌起义终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周恩来在说服张国焘的过程中一是坚持了原则,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忠心耿耿,不因张国焘代表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而盲目服从。在当时,张国焘红极一时,他曾经参加党的一大,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为中央组织局主任,到南昌来又是以党中央的代表的身份出现。但是,很显然,张国焘放弃起义的主张是错误的,如果盲目服从张国焘的命令,就可能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二是有耐心,一时说不服又继续开会,反复分析形势,耐心说理。三是讲究策略,对于张国焘,既然他是党中央的代表,就不能把他绑起来,如果把张国焘绑起来,就会把问题弄得非常复杂。四是显示出无畏的胆量,周恩来温文尔雅、待人十分和气,但是在关键时刻桌子一拍,威严就在其中,张国焘不得不服。
当机立断
在时间紧迫、意见又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周恩来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自己的意见上。
在时间紧迫、情况危急、意见又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快刀斩乱麻,果断地做出决定,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解决复杂的问题,无疑是最好的方法。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内一声枪响,划破了长夜的静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正式打响。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夜,到清晨6点钟,城内的敌军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
南昌起义成功了。
起义后怎么行动?当时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上山,第二种选择是原地不动,第三种选择是南下。
中共中央在做出发动南昌起义决定时就明确规定: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这实际上是下下策。
既然党中央早已决定南下,尽管是下策,周恩来也没有提出异议。所以说,到广东去,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如何贯彻党中央的意志?如何南下?这是起义后决策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当时起义部队领导层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沿赣江南行,经过樟树、吉安、赣州等比较富庶的地区,取道韶关,直下广东;另一种主张由赣江经寻乌直取东江。
周恩来主张走后一条路线。
但是,怎样说服大家接受自己的主张走后一条路线呢?
周恩来对两条路线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前一条路虽是大路,却也是敌军重兵驻扎的地区。朱培德的第三军在吉安,钱大钧部在赣州,李济深可利用粤汉铁路的方便,集中兵力在粤北与我决战。张发奎余部1万多人也可能沿着这条路尾追而来。走这条路势必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走第一条路是很危险的。
“后一条路是一条小路,但也是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东江是广东农民运动发达的地区。”周恩来曾经在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对这里的敌情和地形比较熟悉,所以也最有发言权。他接着分析说:“直取东江,可以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使兵力得到补充;汕头又是重要海口,占领汕头可以取得出海通道,并得到国际援助。”
周恩来的耐心分析让许多人都觉得合情合理,但指挥部中还有一部分领导在犹豫。因此,必须统一认识才能统一行动。
但是,当时的形势又不允许坐下来用很长的时间来讨论,于是周恩来果断而坚定地说:“我们只能走由赣江经寻乌取东江这一路。”
其实,这也是一种艺术。在情况紧急时,决策者不能含糊,不能犹豫,因为决策者的犹豫,就可能导致下属束手无策,就可能动摇军心,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周恩来在做了仔细的分析之后,在时间紧迫、意见又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自己的意见上。
气势镇人
“你看我像当兵的吗?”周恩来一副颐指气使的有钱商人派头,镇住了日本水上警察。
沟通就是攻心,就是一场气势的对决。当我们既不能说明实情又无法讲道理时,用气势也能够镇住对方。
1928年5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登上了一艘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准备辗转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周恩来留着长须,穿着长袍,化装成一名古玩商人。邓颖超穿着一件半旧的旗袍,完全是家庭主妇模样。为了保证安全,组织上给他们订了头等舱。
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买了许多报纸,引起日本水上警察的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三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紧盯周恩来,一言不发、盛气凌人地挡住去路。
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易于在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中乱了方寸,许多极富经验的斗士也难免栽在其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镇定,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
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察没有看出破绽,便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
“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知道得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
“做古玩生意,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消遣消遣。”
“你要去哪儿?”
“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望舅舅。”
三个日本水上警察交换了一下目光,指着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周恩来显得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水上警察厅。”
“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瞪了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
周恩来转身望着三名警察说:“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到旅馆住下。”他又像个做惯大生意的商人那样加上一句:“要大连最好的旅馆,我的太太最讲究卫生。”
周恩来一副颐指气使的有钱商人派头镇住了日本水上警察。
三名警察不觉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慑力,三名警察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走。
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情况,然后点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
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连目光都不颤一下。
“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
“姓周。”
“叫什么?”
“曼青。”
“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这几句问答如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
可是,主审官嘴角突然流露出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
“姓王。开始我说过。”
警察口气陡转,又凶又急地问:“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警官先生,你是东方人,又在中国工作,应该清楚这一点的。”
警察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拿枪杆子的。”
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他那一双修长的手:“警官先生,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恩来,猛地大叫一声:“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