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上校，”陈赓站起来，十指撑着桌面，说道，“说话要有证据。我建议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实地调查。”
王靖国看看外面的天，说：“外面正在下雨，改日再去吧。”
“不！”陈赓厉声说道，“如果谁都可以信口雌黄，谈判岂不成了演戏？”
贝尔只得认可。三人冒雨驱车赶往15里外的鹅舍村。问当地居民，居民们摇摇头，说没有听见枪响；问王靖国所部，他们说兵营里没有少人，也没少枪。贝尔十分不满，踩了一脚烂泥。
第二天，照常开会。贝尔双手一摊，对昨日之事深表遗憾。同时重申临汾执行小组第三号命令，督促双方部队各守原防，恢复1月13日午夜位置，和拆毁交通线工事规定事宜。
王靖国一歪身子，出言不逊：“这个规定和二号命令相悖，暂时用用的话……”
贝尔的自尊心又被刺了一下，提高了语调：“我请王将军注意，这个命令与执行小组一样有效，如未获得执行部新的命令，它就是永久性的。”
“我们愿意遵守。”陈赓的目光落在眼前的报纸上，“这里有份报纸，请看一下。像这样的广告出现在执行小组眼皮底下，不知王代表如何解释！”
王靖国抓过报纸，嘴角一撇：“这个，是属下不慎……”
“还有这个！”陈赓又递过去一份材料。
王靖国急忙翻开一看，竟是自己和阎锡山签发的向解放区进攻的命令，和一个被俘师长的口供记录。王靖国恼羞成怒，拍桌子：“我抗议中共盗窃我方军事机密！”陈赓冷笑：“这是你们进攻解放区被缴获的文件，被俘师长的口供里说得明白，你看看吧！”王靖国开始咳嗽，掏出一块大手帕捂住脸，说道：“我头痛！”便离席而去，叫来沈国甫顶替。沈国甫一问三不知，贝尔气急败坏。
连担任翻译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美国军官，都冲着王靖国的背影骂：“哼，看见戏子、妓女就不头痛了！”他对陈赓却颇有好感。陈赓让他翻译的材料都是美观通俗、书写整齐的横行字。而蒋方的文件，满篇“之乎者也”“专奉此布”之类，再加上常使他串行的竖写体……
王靖国退出，使蒋方代表们一片混乱。趁此机会，陈赓重申中共太岳军区的立场。他的话是机智的，不时妙趣横生，没有仇恨的语言，没有偏激的思想，而是百分之百的诚意。因为是在王靖国司令部的院子里，不少军官挤到窗外偷听。他那令人鼓舞的话语和抑扬顿挫的嗓音，使军官们也激动不已，竟忘情地鼓起掌来。
等他讲完，贝尔朝他伸了伸大拇指：“你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有将军风度的将领！”
陈赓平静地说：“有什么好夸奖的，我们和你们美国的将军本来就不一样。”
会后，贝尔向他的上司汇报情况，顺便问道：“陈赓怎么这样不好说话？”
“你别惹他。”上司告诫他，“他神通广大。”贝尔脑袋一偏，叹道：“真是一条难缠的眼镜蛇！”
陈赓来到随从人员住的大房间。同志们围上来关切地问：“司令员，今天你冒火啦！”
陈赓坐下来，怒气未消：“咱们的地方，都是人民用鲜血换来的，他们想凭空抢去，我能不冒火！王靖国他想拿上将的牌子压我，什么豆瓣酱、辣椒酱，还不是我手下败将！”
大家都轻松地笑了。
他又说：“同志们，咱们可别见那个杠杠、星星眼红，留恋城市生活噢。”他的目光转向王亭兰和史丁文，称赞道：“你们的材料输送得好，我说起来腰杆才硬。”他发现窗外的哨兵探头探脑，低声说：“这屋子不隔音，你们想想办法。”
“想好了，马上上街买纸，把窗户糊上。”
陈赓指指哨兵：“注意安全，把他也带去。”
史丁文、陆迪、姜英等几个人，来到临汾街上，哨兵紧张地端着枪，跟在后面。跟他说话，他不搭腔。八路军说说笑笑，臂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经不住八路军热情询问，哨兵终于放下枪，说话了，渐渐地走成一排。看热闹的人们越聚越多。有些大胆的，还上前问长问短。他们挨个商店进出，尽量扩大影响，打破阎军散布的“八路军不敢进城谈判”的谎话。街上到处是穿黄衣服的国民党兵，步枪、刺刀、炮车和暗堡——真是一座地道的兵营。他们把这些如数记在心上。也许是怕“赤化”——偌大个临汾连张红纸都买不到，只好买些粉红纸和胡琴、乒乓球、笛子之类。回来以后，把窗户糊上。每逢开会，他们就在桌子上打乒乓球，或者拉胡琴吹笛子，使外面的“耳目”失灵。
敌人又换了新的“耳目”：在隔壁房间架了电台，窃听我方电台。无奈通讯人员何渭信、常纹都是电台老手，经常改频，敌人有时刚刚收到就结束了，收到的一点报屁股也译不出来。于是气急败坏的他们开始疯狂地施放干扰。然而，还是拦不住红色电波穿云破雾，飞向侯马，飞向延安……敌人开始怀疑八路军使用的机器，想过来看个究竟再谋对策。国民党代表不好提，就鼓动“中立”的美国人来探听虚实。
贝尔找到陈赓，在一番虚情假意之后，便把话题转到电台上来：“我对贵方的通讯设施极感兴趣，可否让我参观一下？”
“请进。”陈赓指指报房，让贝尔先进。
贝尔叫一个内行的随员先进。边看，他边问那个随员：“你看这些机器先进吗？”
随员只是轻瞄一眼，便把脸扭向一边。
贝尔问：“怎么样？”
“上校，”随员表情冷淡，显出一种毫无兴趣的神态，“不要看了，这些机器，包括那根竖起来的鞭状天线，都是USA制造！”
贝尔吃惊地后退一步，仔细地打量着机器，下颏渐渐拉长。
“看完了吗？”陈赓问他。
“噢，很好！”贝尔应付着。
“还有这个，你听！”陈赓示意报务员打开机器，只听得耳机里一阵刺耳的啸叫。贝尔连忙堵上耳朵眼，问：“这是什么？”
陈赓指指隔壁房间：“你应该问问他们，是他们制造的干扰。贝尔上校，阎方如此蔑视和谈协议，干扰我方电台的正常工作，是否需要我提请执行小组会议商讨呢？”
“不用，不用。”贝尔使劲摇晃着脑袋，想驱散噪音造成的耳鸣，朝外走去。
大约在贝尔回去的当天夜里，几个影子从隔壁夹着一部机器，乘着夜色，悄悄溜走。无线电干扰从此消失了。
陈赓突然掏出照相机对准日本兵
1946年3月，陈赓奉命去太原中心执行小组，接替许光达将军担任我方代表。
有一次他回到太岳军区，立即给直属队科以上干部做报告，讲他谈判的情况和上级指示：“我在太原见到了恩来同志，他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这是我们的法宝。恩来同志要我们坚决遵守停战协定，决不越过1月13日的位置。”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现在，和谈是大局，是中央决定的。因为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我们就应该尽力去争取。但是，斗争是残酷的，作为军人，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我们是打仗的军队，不是谈判的军队。我们去谈判，你们在家的任务就是准备打仗！谁敢侵犯就坚决消灭它。这种准备越充分，我在谈判桌上就能‘财大气粗’！”
果然，不久阎锡山出动2万余人，还拉上换上阎军服装的日本兵，大举进犯解放区。当地阎军总司令赵承绶，竟让日军第十四旅团长元泉馨少将代替他在前线指挥，致使铁路交通中断。为了应付执行小组的调查，在陈赓到达太原的前一天，即3月20日，太原《复兴日报》首先造谣：“18日来远附近之共军集结大军约2万余人，由东西两山夹击来远、盘陀间之国军守兵。”
太原中心执行小组火药味十足。阎、蒋方代表，一蹦三尺高，甚嚣尘上。陈赓的回答是：“调查！现场调查！”
3月23日，太原小组人员乘火车前往来远。当晚都宿在铁甲车上，并且命令阎军立即停火。
阎军想吓住执行小组实地勘察，连夜密布地雷。第二天天一亮，执行小组就从来远出发，向西南方向南山头走去。接近阎军阵地的时候，走在陈赓身旁的作战科长王亭兰轻轻拽了一下他的衣角，说：“你在后面，我到前面去。”
“你小心。”陈赓嘱咐他。
可是，陈赓他们刚走出去一百多米，就听得轰隆一声巨响，一颗地雷爆炸了。王亭兰和其余两人倒在血泊中。
陈赓急忙跑上前去，扶起遍体鳞伤的王亭兰对旁边的人说：“快，送往张家口医院抢救！”
可是晚了。在路上，王亭兰就停止了呼吸。噩耗传来，陈赓张开抽搐的嘴唇，狠狠地骂道：“这群恶魔！”
陈赓在和王亭兰共事的几年中，对他越来越信任。平时，王亭兰最善于领会他的作战意图，这次谈判，王亭兰也总是有备在先，提供了许多方便。陈赓还记得，有一天，王亭兰他说：“司令员，我得离开你了。我想上作战部队去。”
“行。等和谈完了，你去当营长，再当团长。”
可是和谈未完，王亭兰身躯已凉！
被激怒了的陈赓，顾不得刚才爆炸的地雷，顺着王亭兰走过的路继续往前走。当他爬到山坡上，就看见一群日军向八路军南山头阵地进攻。陈赓挥动着手中的军调处执行部的旗帜，大喊：“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敢开枪！”
连国方代表邹陆夫也急了，上前制止。
可是，前面的日军尚未停止射击，后面的阎、日军竟偷偷跟在执行小组后面，抢占了解放军南山头阵地。机关枪像爆豆子一样从侧翼响了起来。陈赓转过身去，微微跛着脚，沿着充满难闻的火药味的山坡跑。后面的人在喊：“危险！”他看见一个粗脖子的日本兵正撅着屁股在那里放枪，大喝一声：“干什么的！”
日本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蒙了，把枪抱到怀里，哇哇乱叫。
陈赓气得大骂，突然取出挎包里的照相机，对准日本兵，咔嚓咔嚓按了好几下快门儿。日本兵吓得瑟瑟发抖，不知道眼前是什么人。陈赓又拽住他的衣领，狠命把他拖到路上。
这个日本兵成了阎军留用日军向八路军进犯的铁证。
后来，陈赓提起这件事，自己也忍俊不禁：“那个日本兵给吓傻了。看见我把照相机对准他，脸刷地煞白，腿肚子直打哆嗦。其实，我的照相机里根本没有胶卷。有胶卷也没法照，那是同志们让我带到太原去修理，是个坏的。”
“不许杀俘虏兵”
胡宗南惯于趁火打劫。
他乘日本鬼子投降、阎锡山在上党血战之际，悄悄向北抵近，力图从南北打通平汉路，并配合空运、海运进入平津，威逼八路军山东、华中所部向东北、冀热辽转移的兵力。
胡宗南挟雷携电一般，席卷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