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
我始终认为，兰州是一座神奇的、尚未被国人和世界充分理解的城市。它的神奇何在？首先，从地理位置看，兰州不偏不倚，恰好居于中国版图的中心点。第二，进入兰州盆地就会发现，环绕兰州的群山逶迤如一条巨龙，皋兰山若是龙头，九州台便是龙尾。经科学测量，九州台是黄土高原土层最厚的地方之一，故兰州又有“黄土高原之宗”的称呼。第三点尤为难得，黄河从巴颜喀喇山奔流而下，东流到海不复回，所经城池不少，但是，黄河穿城而过的，惟兰州而已。仅此三点，足可见其造化之巧，难道这还不算神奇吗？
兰州的神奇何止这些？兰州的历史甚为悠久。秦置陇西郡、榆中县，汉置金城郡，十六国时期为西秦国都，隋置兰州，清康熙五年（1666年）陕甘分治，兰州遂成省会，自此成了甘肃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兰州是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最好见证地。兰州得名于皋兰山。匈奴称天为皋兰，皋兰山也确有直薄云汉的突兀感。兰州又名金城，据说依《墨子》“金城汤池”说法得之，因其地形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在历史上，它是胡汉之间的著名驿站。汉代以来，汉民族的中央集权与西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杀伐征战多从这里引发。经过漫长历史的磨合，兰州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虽以汉族为最多，但也有回、藏、蒙、满、土、东乡、维吾尔等民族往来其间，不同信仰的人在这里同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这里并存，于是多民族、多宗教的交融互渗，兼容并包，成为兰州文化与众不同的突出特质。
我认为，古兰州或古金城郡，其实又是一个文化圈的别称，这个文化圈的圆周还应包括河州、湟州、临洮、循化、榆中、皋兰等青海与甘肃接壤的地带。这是因为，与仰韶文化同期的无比绚丽的马家窑文化诞生于斯。若加细分，又可分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等，兰州花寨子、牟家坪、沙井驿等地就有丰富精美的陶器出土。它们证明，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这里曾创造过辉煌的彩陶文化，它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举世共认。瑞典大科学家安特生在其《甘肃考古记》等著述中叙之甚详。
到了近现代，兰州作为西北政治重镇和交通枢纽的地位更加显要：陇海、兰新、兰青、兰包诸线，均奔凑兰州而来，交会之后又各奔西东。川陕及沿海各地的货物要进入青海、新疆、西藏，或者，青海、新疆、西藏的物产要运到内地，大都必须经过兰州这个“瓶颈”地带。
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描绘过兰州的城市性格：
兰州城的性格，就像它那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一样，晨与昏，夜与昼，骄阳与大雪，旋风与暴雨，反差十分强烈；又像皋兰山与黄河的对峙一样，干旱与滋润，安静与狂躁，父亲与母亲，对比极其分明。这里既有最坚韧、最具叛逆性、最撼天动地的精神，这里也有最保守、最愚昧、最狡诈、最麻木、最凶残的表现。后者如马步芳集团的所作所为。兰州是封闭的、沉滞的，但又是雄浑的、放肆的。不信，你往黄河老铁桥上一站，南望皋兰山，北望白塔山，下望黄河那并不张扬却又深不可测的浑浊旋流，会感到一种山与河暗中较劲的张力，或蒙克绘画中才有的紧张惑……我不知道我的描述是否触摸到了兰州城独特的个性和深层的气质，但是可以肯定，兰州具有一种内在的复杂的文化底蕴。
现代以至当代，兰州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特点愈益突出了。仅在现当代，兰州就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潮：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支边，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九十年代的西部大开发，使得兰州城市的面孔、色调、时尚乃至服饰、语言，总是那样丰富多彩。某些被“兰州愚昧落后论”蒙蔽的内地人士，到兰州一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慨叹，没想到兰州这么“洋气”，饮食文化如此发达，兰州人如此善于享受人生。现在，生活在兰州的土著居民并不很多，“兰州话”也只能作为土著们的精神家园残留着。兰州大多是从各地涌来的大学生、工人、干部、打工者和来开发西部的东南部的商家。尽管“新西兰”的谑称，“孔雀东南飞”的人才外流现象，一度成为兰州人心中的痛，但是必须看到，建国以来至今，兰州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开发上所做出了卓越贡献，所创造的奇迹，足可光耀史册。
今天的兰州是美丽的，洋溢着活力，用“日新月异”不足以形容其变化之巨大。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兰州物质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精神上丰富的人文资源，都留出了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大开发的巨大空间。愿黄河明珠兰州更加灿烂，祝高原古城前程更加远大2007年7月写于北京前言张津梁《兰州历史文化》，经过全体作者辛勤笔耕，历时两年，终于定稿付梓。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同志题写了书名：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同志作序；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雷达先生也应邀作序述评。谨向他们表示深切敬意和感谢编纂出版该书的目的，是力图向人们展示兰州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据现有考古资料证实，兰州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约为1．5万年。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兰州的远古先民就为我们遗留了极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5000年前后，生活在黄河两岸的先民创造了以灿烂的彩陶文化为主要标志的马家窑文化，这便是兰州黄河文化的开始。距今4000年前后，羌戎文化开始形成，在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中，羌族人开始创造了早期的农耕文化。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帝国在今兰州市区东部的东岗镇一带设置榆中县，从此开始了兰州的建置史和城建史，汉族的前身、中原华夏族人口也在此时进入兰州，至今已有2220余年了。西汉武帝时，随着汉匈战争的胜利，西汉在兰州一带先后设置金城县、金城郡，兰州古名“金城”即由此而来。西汉时的兰州是中原王朝保障河西，联络西域，疏通丝路的前沿基地，所以，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祖禹评论说：“（兰）州控河为险，隔阂羌戎，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兰州的丝绸之路文化也因此发轫于秦汉而繁盛于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兰州成为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地区，多个少数民族在这里争夺，其中鲜卑族乞伏氏所建西秦政权立国都于金城。这个时期，随着法显西行、西秦凿窟，佛教盛行于金城，开始了兰州的宗教文化。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正式设置兰州，兰州从此得名。隋唐时期，兰州成为丝绸之路东段中线的必经之地，商贾、使者、僧侣、军士、诗人往来东西，路经兰州，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记载、实物遗迹和优美诗篇。北宋时期，汉族的宋、党项族的夏在兰州以河为界，分而治之，兰州成为各民族间贸易的重要地区，这是后世兰州成为全国茶马互市中心地区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