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举朝议论学算术是否会亡国
■年度事件：同文馆开设算术课引发清廷高层激烈内斗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唯一由晚清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的改革机构。其设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语不通，经常因为词不达意而导致小事酿成大衅。基于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设立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当1867年，恭亲王奕讠斤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改革派大臣认可了“一切西学皆自算学出”的“新思想”，而决定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却挑战了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底线，进而引发了一场清帝国权力最高层的激烈内斗。结果两败俱伤，晚清自强改革也因此迟滞多年。
朝廷决定设立天文算术馆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
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层在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专门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
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出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育已无法输送适当的人才。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自算学出。”这种观点今天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奕讠斤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正面冲突：恭亲王与士林领袖倭仁两次论战
应该说，奕讠斤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奏章里，奕讠斤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的认可。在天文算术馆顺利进入筹备阶段的同时，一股抵制、反对的暗流也在悄然汇聚。1867年3月5日（公历，下同），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盛藻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搞，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