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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时代递嬗中的思想接力与超越(2)

由此,二人在“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关系这一问题上观点迥异。梁启超主张:真爱自由的人,应该以关注一群一国之自由为己任,而不应争取一身一事的自由为目的。所以他批评:“今世之言自由者,不务所以进其群其国于自由之道,而惟于薄物细故日用饮食,齿齿然主张一己之自由,是何异箪豆见色。”在救亡主题的牵引下,梁氏更主动地收缩自由观中的“个人主义”,强调:团体自由比个体自由更具时序重要性和价值优先性。故而他提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胡适则坚持“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前提。

1929年,在《介绍我的思想》一文中,他相当直白地告诉年轻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虑及民族危亡、国力凋敝的时空背景,梁启超的观点有其现实合理性,并对后来者影响至深;不过毋庸讳言的是,它所引发的流弊亦是相当大,至今仍然有待克服。胡适的观点在某一短时段内可能不合时宜,但从长远来看则应会被肯定;因为权利从本质上说是个人的,过度强调族群或社群的权利实则是一种误导。

二、胡适与储安平

1909年,储安平生于江苏宜兴。这一年,胡适正寄身于中国新公学,担任低年级英文教员,直至10月间该校解散。胡适幼年丧父,由寡母抚育;储安平的身世更为凄凉,虽是望族之后,但出生6天即丧母,14岁时又丧父,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亦于此年逝世,他的成长以及求学端赖于伯父储南强。1928年,储安平入读光华大学政治社会系。这一年,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1932年,储安平大学毕业,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副刊;同时在戏剧学校兼课,往来于曹禺、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这一年,已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创办《独立评论》;并在武汉讲学期间,5日之内三会蒋介石——11月28日初会并共进晚餐、次日会面中赠蒋氏一本主张“无为而治”的《淮南王书》、12月2日他则就学制及学风问题“很不客气”地发了一番议论。1938年,抗战军兴,于1935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师从著名费边社员哈罗德·拉斯基教授的储安平,学业未卒提前归国,先任《中央日报》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后去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这一年,胡适临危受命——“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于9月17日正式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6年,继《客观》之后,储安平主办《观察》。这一年,胡适去国9年之后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储安平于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1日发表“党天下”言论后成为知名“右派”,并在11月12日被免职。这一年,退踞台湾岛的国民党大力“围剿”胡适;不过鉴于他在海内外广泛的影响,又在11月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逝世之后数年,约在1966年9月中旬,储安平“失踪”,不知所终。

梁启超作为最后一代的“士”,比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胡适年长18岁;同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作为第一代的核心人物,比第二代的典型代表储安平亦年长18岁。如同前述梁、胡之间的分际明显,胡、储二人在言论自由的实践与理念上亦有鲜明差别。在言论实践上,储安平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两份政论周刊——主编《客观》及主办《观察》。

《客观》于1945年11月11日创刊于重庆,16开本,每期正文6万余字,发行人张稚秦,储安平任主编。该刊共出17期,储安平负责前12期,后6期则由吴世昌负责。该刊颇有影响,储安平曾追述道:“那时正是抗战刚告胜利,政治酝酿改变的时候,多年以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的许多积郁,我们这时秉笔直书,亦确能畅所欲言。我们愿意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确有许多读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观》的出版。这些读者后来都成为《观察》的读者,今日《观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带有广大的销路,一部分应归因于《客观》的影响。”

按照他的设想,《客观》应能成为一份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

创刊号上,在以“本社同人”之名发表的《我们的立场》一文中,储氏指出:“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客观》第1至12期的“长篇连载”栏目,分期刊登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此外,作为主编,他还以“安平”为名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颇为引人注目。在前12期中,除第6期由吴世昌撰稿外,其余11期中的该专栏均由他执笔,共54篇,如表三所示。综合而言,这些政论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时局的观感与评析,它们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对国民党的批评与劝告;对共产党进行深入分析;期盼进步中产阶级的崛起。

储安平“客观一周”专栏文章续表《观察》于1946年9月1日创刊于上海,16开本,每期6万字。它的诞生与《客观》的影响颇有关联,储安平曾指出:“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考察两刊的宗旨、名称、栏目设计、主要撰稿人等诸因素,它们之间确存在延续性,《客观》可谓是《观察》的“前身”。1948年12月24日,《观察》遭遇“查封”之厄,至此共出5卷18期。

《观察》创刊之际,“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创刊号上,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中,储安平有描述:“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得获得广多的读者。”在此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储安平深感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因此,确定《观察》具有如下两条宗旨。其一,“要对国事发表意见”。对此,他强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其二,“希望对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对此,他指出:对于青年的“信左信右”一无成见,只是强调青年对政治思想的信仰应该“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同时期望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以及“现代化的头脑”。在此宗旨之下,该刊“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该刊同人必须共守的信约——被确立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观察》是一份同人刊物,主要经营管理者是储安平,资金则由他的一批“多是以教书为生”的朋友集股而成,具有“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特征。学者汪荣祖对其有此评价:“在现代中国不获资助的政治性杂志中,《观察》是罕见的成功者。”这一论断并不为过,无论从思想文化的影响还是商业运作的成功而言,皆是如此。

关于前者,学者余英时写于2002年的一段文字可资佐证:“1947—1948年间,我曾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的一个年轻读者,当时在思想上、知识上所受到的种种新鲜刺激至今记忆犹在。当年的《观察》以‘独立’、‘超党派’自律,而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观察》的作者从左到右都包罗在内,他们之间也往往互相争论,针锋相对,一步不让,使我这样一个初入大学的青年大开眼界。我自然是没有能力判断其间的是非正误,但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在一个刊物中纷然并陈,对我后来的思想形成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我从那时起便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自以为代表正义、代表唯一的真理,把一切与我相异或相反的论点都看成‘错误’或‘邪恶’了。”

至于后者,在当时政治激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之中,自我定位为“高级硬性刊物”的《观察》,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0.5万份(包括华北航空版及台湾航空版)。国民党政府的不少高级官员如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人都是《观察》的读者。储安平曾不无骄傲地写道:“假定每份平均以10个人阅读计算,它的实际读者约在100万人以上。就读者的阶层来说,它的主要的读者包括着广大的学生群众、公务人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里的将领士兵。

就发行的分布来说,除华东、华北、华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以及华中、华西、西北、西南的内地大城市以外,它的发行广泛的渗入了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一直达到边疆省份的辽远角落。”该刊的盈利亦很可观,1947年9月22日,储安平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去年一年,盈余2.33亿万……1000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20倍。”以一介书生之力,办一份同人刊物,何以取得如此佳绩?有论者曾探讨储安平的经营策略——“刊物主旨契合时代需求,定位明确”;“以发行为重,兼顾广告”;“执事负责、严谨、高效”。

经营管理之外,储安平还为《观察》撰写了22篇“干净利落,情文并茂”的政论,如下页表格所示。它们赢得时人尤其是知识界的好评;囿于历史情境和思想观念,某些论述或有偏颇不当之处。这些政论大致可划分为:批评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维护言论自由的价值;对美、苏的观感。

胡适往往是在知识分子使命感的驱使下才“忍不住”议政,言论实践虽颇为丰富,但其重心却是讲学。1990年,著名史学家邓广铭追忆胡适时就明晰地指出:“尽管他也经常关注国家大事以至世界大事,并且还做过几年外交官,甚至还因此遭受一些人的嬉笑怒骂,而他始终把学术工作视同他的本职工作,始终不失其学者本色。所以,虽然不能说他是‘无终食之间’忘怀于学术研究的,然而说他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却都是完全符合实情的。”

相较而言,储安平的重心是议政,虽然他也有过讲学生涯——1940年起任“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教授,主讲“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期间还曾先后担任桂林《力报》、湘西《中国晨报》主笔;1946年起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讲学、议政孰轻孰重,只是胡、储二人的分际之一。

更重要的区别,则是他们与政治权势网络的关系。作为民初第一代的知识分子,胡适虽然甚少但毕竟对实际政治有所参与,且不可避免地与当时政治权力核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公开议政之外还有幕后活动。储安平则纯粹地追求言论“干政”,一方面固然是因在权势网络中缺乏胡适那样的能量;另一方面则是他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期望能以舆论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所以,1946年4至5月间,正是筹办《观察》最为艰辛的阶段,国民党政府两度“以高级公务员见委”,皆被储安平拒绝。在《观察》创刊半年之际,他对此解释道——“我极其赞同张东荪先生所言:士的使命是‘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第1卷第13期)。‘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必须是一种‘组党’的做法。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谈不上‘具体主张’;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无意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是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

就《观察》提倡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基本原则而言,胡适应会采取支持态度。不过,胡适始终与《观察》保持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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