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音乐与喜剧的结缘
音乐喜剧的萌芽与发展。从《都市风光》到《马路天使》，我们不难想起袁牧之对中国电影的另一巨大贡献：将音乐喜剧发展成熟。“音乐，我想不该是几支主题歌或几支西洋老调所独占的，所以，我诚想在这里贡献些其他部门的新鲜音乐。”[5]“喜剧，我想不该是跌跌打打的噱头总是哭哭闹闹的低级趣味的范围的，所以，我试想着能在这里贡献些能在笑里显现出丑恶的笑料”。[6]在《都市风光》中，导演尽量用音乐来描写剧中人的动作、心理变化以及剧的场面转化。在当时欧美音乐喜剧电影的影响下，奉献一部本土的音乐喜剧，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新的刺激。音乐首次在影片中成为一种表现手段而不再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点缀。《马路天使》的喜剧效果是全方位的。笑料的安排匠心独运、意味深长，如赵丹变戏法从口中叶出一个银角；魏鹤龄从报纸上一条新闻里划出了“白银出口”四个；以及工人粉刷太平里隐喻“粉饰太平”等等，在当时都是切中时弊的讽刺与嘲笑。时隔近七十年，《马路天使》更让现代人难忘的却是影片中的音乐和歌曲。周璇的金嗓子、赵丹的小号符合故事情境设定的人物身份，一吹一唱，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喜剧风格。赵丹的表演让观众忍俊不禁，周璇的表演和着音乐的节奏，洋溢着一种舞蹈之韵。珠联璧合的表演和相得益彰的音乐，给人的感觉是一部生活化的歌舞喜剧片。袁牧之曾在一篇名叫《漫谈音乐喜剧》中坦言，他是在欧美音乐喜剧的刺激下开始写《都市风光》的。我们也可以从《马路天使》中见到美国歌舞喜剧的影子，但是影片的背景不是模仿中的美国社会，而是作为中国缩影的上海；主人公已不是阔少与歌女郎，而是在时代悲音中乐观向上的中国贫民；音乐不是那几支西洋老调而是最中国化的民歌唢呐。《都市风光》、《马路天使》是本土土壤中绽放的两朵音乐喜剧奇芭。有声电影兴起之后，加入的对白必然使动作趋于缓慢。对喜剧电影而言，作为动作喜剧之生命的运动感，正在被另一种节奏所取代，那就是音乐的跳跃感。音乐成为喜剧的一种结构性因素，使默片时期的追逐打闹喜剧走到被淘汰的边缘，同时标志着一种新类型——音乐/歌舞喜剧的诞生，它同时提供歌舞、音乐、故事的美感，用一种新的节奏把喜剧体现为一种“愉悦”。[7]
三、理想主义与歌颂喜剧
孙瑜的电影严格地讲不能算作喜剧电影，甚至不能算是喜剧电影的变体。它们是一个理想者的一系列歌咏，《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体育皇后》、《大路》、《到自然去》等影片多严肃而少滑稽，多热情而少谐趣，甚至缺乏喜剧特征。但其中掩抑不住青春朝气和生命热情与时代悲音形成鲜明比照，往往给观者心灵注入欢乐、憧憬和希望的亮色，让人们于悲苦之中也能开怀一笑、远离苦海，发挥了喜剧功能。孙瑜电影的灵魂是中国人的乐观精神，表现形态是理想者的歌咏。其中的喜剧趣味不是源自对敌人的讽刺，也不是源自对常人的玩笑，而是对生命的歌颂。笔者认为他开了中国歌颂喜剧电影之先河，对后世电影有重大影响。中国虽有悲剧题材，但很少悲剧电影，观影者每看一部影片虽“历尽”千辛万苦，“遭受”重重磨难，“饱尝”悲欢离合，却最终好人有好报，落成欢乐的结尾而绝少悲剧结局。不管是大“团圆结尾”还是“光明尾巴”，我们都可以在孙瑜电影的浪漫情绪中找到源头，孙瑜的影片是一种特殊喜剧形态的胚芽。
《小玩意》是一悲剧题材，影片结尾也是悲剧的。叶大嫂没有和失去的女儿及阔别十年的丈夫团圆，她疯了，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向大众疾呼“警告疯子”。但导演却在悲剧之外给自己也给观众开辟了一个理想之乡：世外桃源桃叶村，叶大嫂明艳、智慧、泼辣、深思明理；老叶憨厚老实；大学生袁先生婉颖多情；螳螂干和小黑子惹人怜爱；整个桃叶村的人们生活得亲爱和祥，乐天精神和时代悲音相对照，既寄托着理想，也指斥着现实，（当时的评论家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找不出这样的村庄而批评孙瑜空想，这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者并未打算机械地反映“现实”）既诱发了观众的憧憬又激励观众去抗争，让悲剧洋溢着喜剧的情绪。另外，孙瑜的影片热情澎湃、严肃认真但并非板着面孔说教。他喜爱的人物是劳苦大众，特别是青年男女、孩子和老人，他们的淳朴、青春、生气蓬勃和天真无邪，滋生不少笑料和幽默情趣。在《火山情血》中，“不笑的人”的妹妹爱皱鼻头，后来的情人也爱皱鼻头，习惯动作的巧合唤起了感情的联系。《天明》里的革命少女临刑前笑着要求刽子手，在她笑得最好的时候开枪。《小玩意》里鼓励孩子不哭，用手指拭去她的泪珠，却弹到玩具弥勒佛的脸上，使傻笑着的佛流了泪……孙瑜也用夸张手法制造笑料，《小玩意》开场是清晨，叶大嫂没起床是为了不惊醒她，女儿和丈夫走路蹑手蹑脚，屋外行人也用舞蹈化的步子轻轻走路，连跑路本不会出声的哈巴狗，四脚也包了棉花……孙瑜在谱写他的理想颂歌时贯穿着轻松喜剧的手法和材质。
影片《大路》更加充满喜剧的明朗性、轻松的情调和纤细的构成，表现劳动者的生活余暇的欢乐，纯真的情谊，昂扬的斗志，涤尽悲观情绪，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诱人的憧憬和热情，乐观主义精神在此完全化作了浪漫主义的理想和喜剧化的轻松愉快。由“小六子（韩兰根）”与“章大”（章志直）搭档，体现了导演对喜剧人物形象的自觉关注。章韩二人表演上的独特性与喜剧性，以及对观众兴趣问题的照顾都为影片整的喜剧风格增色不少。在《小玩意》里孙瑜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热情希望都市各样人等起来反帝，在《大路》里他以同样的热情呼唤筑路工人为民族生存而战斗，影片结尾，被敌人用机关枪射杀的筑路工人的重新复活，陆续从地上站起来，唱着铿锵有力的歌，迈着坚定自信的步伐，绘成一股人流，朝着一个方面前进……超现实的手法把孙瑜的理想和热情推向了极至。成为中国电影中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结尾的典范，这种手法（近似于大团圆结局）对中国电影影响极为深远。我们可以在《十字街头》、《红色娘子军》等许多影片见到相同或相似的手法。可以说孙瑜电影并非严格的喜剧电影，但却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人的喜剧/乐观精神，对歌颂喜剧电影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四、乱世中的商业喜剧
在中国电影史上总是存在一股与主流电影相对照，置身现实时势之外的潮流。它曾被当时的评论家批判，又不被后来的电影史家重视。它未对国运或时代做出超越的贡献，因而现存的大量的杰作中也找不到它们的身影，我们仅从文字资料上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而且数量众多。那就是“唯杰作传统”和“政治正确性”原则所谓的“商业片”，其中的大部分是喜剧片。从早期的滑稽短片到后来的神怪武侠片、“软性电影”和租界区的商业电影，一直被当作时代的旁观者和剧场中的新消遣，随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从那些重新翻出的残片断简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又能得到什么呢。
天一公司出品的《王先生》（1934，邵醉翁导演，无声），以及秉承其衣钵由新时代影片公司出品、汤杰导演的“王先生系列”：《王先生的秘密》（1934，无声）、《王先生过年》（1935，无声）、《王先生到农村去》（1935，有声）此片取材于叶浅予早期的同名连续性漫画《王先生》，加强了上海多元商业文化上的市民趣味，但对原作的讽刺精和暴露意识有所削弱。此外，和左翼战斗电影相对的“软性电影”论者，主张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给心灵坐的沙椅”。他们也拍摄了很多喜剧片：如《化身姑娘》（1936黄嘉谟编剧方沛霖导演）、《喜临门》（1936黄嘉谟编剧、岳枫导演）、《女财神》（1937吴材编导）、《百宝图》（黄嘉谟编剧、岳枫导演）和《化身姑娘》续集等。其中以《化身姑娘》为典型。影片淡化时代背景，故事情节荒诞不经，在一种虚幻的空间中演绎着新加坡华侨家庭的变故，在男扮女，女扮男的各种荒唐的行为中收罗出许多笑料。就连当时激进的左翼评论家也说“自然，《化身姑娘》有相当有观众的，但它的得到一些观众，完全依靠轻松的‘噱头’……”。我想，依靠“噱头”赢得观众，也正是喜剧的责任和义务罢。抗战爆发后，电影家不得不离开上海或者放弃电影而改行搞话剧。中国电影在侵略者压抑下，顿时“万马齐喑”，不但没有战斗的呼声，就连“触电”的权力也快被剥夺了，部分电影人能拍上电影也就算不错了。留在孤岛中的市民在绝望中麻醉自己。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电影局面。此一时期的喜剧电影又与上海的之社会现实构成了互本文的镜象。继新时代公司之后，华新公司又推出了由汤杰导演的“王先生系列”：《王先生吃饭难》、《王先生与二房东》、《王先生与三房客》、《王先生做寿》、《王先生夜探殡仪馆》；国华公司推出李阿毛系列：《李阿毛与唐小姐》、《李阿毛与东方朔》、《李阿毛与僵尸》；艺华公司推出《化身姑娘》三、四集。其它如新华影业公司的《乞丐千斤》、《无敌武术团》、《六十年后上海滩》、《上海淘金记》等数量众多的影片构成了一个在严酷的政治，文化压迫下，受商业投机意识控制、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社会批判精神、肤浅、庸俗、与时代现实毫无瓜葛的梦幻世界，为无聊、苦闷、绝望的孤岛市民提供了一个发泄内心积郁的对象。类型化的喜剧人物成为市民的谈资，也成为他们对下一次短暂快乐的期待。当时扮演王先生的汤杰，扮演李阿毛的周曼华，化身姑娘袁美云，韩兰根等人都成为孤岛上的偶像派明星。从社会环境的角度讲，当时有良心的电影人“不求电影有功，但求无过”，“只求有谋生的机会”的行为也无可厚非。从电影本体的角度看，孤岛影坛的供献仍是不可磨灭的。最重要的是：这几部喜剧系列片的创作对电影的类型化和商业运作进行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探索。这对于当今的中国电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尴尬处境是颇有启示的：一部影片，特别是想给观众带来笑声和欢乐的喜剧片真的不宜携带过多的社会责任，喜剧片要轻松而不要沉重，类型化是文化产业化的必要环节。
（原载《上海文化》2008年第7期）
注释：
[1]作者注：“白话”在这里意指一种通俗的表达方式，并非实指语言学中的白话文。
[2]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198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
[3]见“《十字街头》座谈会”，载《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1993年，中国电影出版社。
[4]饶曙光：《中国喜剧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68页。
[5]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198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
[6]《漫谈音乐喜剧》载《电通半月画刊》1935年第11期。
[7][日]佐藤忠男《日本喜剧电影的潮流》，载《喜剧电影理论在当代世界》，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