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静
1942年初，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在绥德赶走了顽固分子何绍南，把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五个县解放出来，成为陕甘宁边区的警备区。
新区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解除群众思想上的种种疑虑，把群众动员起来参加抗战。党中央决定让边区各群众团体抽人组织工作团下去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边区妇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女大，于是女大三、四班的九个同学就组成工作团到了绥米警备区。团长是吴敬，团员有以群、申余、王馥、吴云勉、林青、林维、骆岚和我。
毛主席早在女大开学典礼上就讲过：“女大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到前线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组织两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如果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群众的觉悟，我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按照主席的教导，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我们都很乐意去。
我们背上衣被等行装，步行300多里地，经过四五天的跋涉到达绥德。警备区、专署和绥德县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警备区司令员兼专员王震、副专员李景波、地委书记张秀山、县委书记惠必海等负责同志都亲自接见我们，为我们介绍情况，并分别设宴为我们洗尘。警备区妇联筹委会主任邵清华同志，不仅给我们作了详尽的妇运情况介绍，还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的安排。
我们刚到时，地委发动各界给前方战士写慰问信，吴敬让我以妇联名义写一封，我遵命执笔。谁知这封信竟得到绥德日报社负责人黄植同志（地委统战部部长）的赏识，登在《绥德日报》上，因此就把我留在警备区妇联筹委会做宣传工作，正式成立警备区妇联时当选为宣传部长。
当时警备区青联办有《绥德青年》小报，工会办有《绥德工人》小报，我也着手办了张《绥德妇女》报，是四开油印小报，从编辑、刻字、印刷、发行都是我一人，经费是米脂一个姓杜的女士捐了点钱，稿件主要来自各县妇联。有时我也亲自下乡，在实际工作中写点报道。
一次，我到绥德一个农村去组织各界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妇联），进村后先找到村公所，这时的村政权尚未彻底改造，村干部中仍有旧政权人员，旧意识也较浓。这个村长从未见过女兵，他以奇异的眼光打量我，当我拿出介绍信，说明来意后，他毫无表示地说：“那就先找个地方盛下吧（住下）！”
他领我往一个高门楼的院子走，说：“先头联保里下来人，常住这达！”我一听止住了他，我倒不怕这家是否是地主，只要不是汉奸、叛国的人，一切主张抗日的阶层都是团结的对象，我是要和顽固的旧政权人员有所区别，不能踏着他们的脚印走。
“你再找一家给我吧！”他没说话，看看我，迟疑后又领我到一个普通人家去。陕北人睡热炕，为了省柴火，一家男女老少都睡一个炕上。他们让我和他家的女人挨着睡。“这多不方便！”我不愿意。
“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孤寡老太太家去住，哪怕条件差一些！”他仍然没有说话，但脸色不好，大概嫌我难说话，无奈，又领我进了一个老太太家门。60多岁的老大妈一脸不高兴，她说：“咋领到俺这达了！俺没烧的！”我赶快接上说：“大妈，我来和你做做伴儿！我不在你家吃饭！没烧的我帮你搂些！”她的炕不热，她的脸和她的炕一样。
从我进村打听村公所起，就跟上了一群孩子，一直尾随到大妈家。当晚村里就传遍了，“来了个‘妇宣传’，来拔女兵哩！”有年轻女孩的人家把门关得死死的，连我去吃派饭的人家，都见不到年轻女人。
我和村长商量，让他把村里男人们找来开个会，说明我的来意，让他们回去做做家人的工作。会开始了，一屋子人，我讲了一通，让他们说说对抗战的认识，组织起来好不好。没人说话。一人一杆旱烟袋叼着，满屋子是“叭叭”的抽烟声和浓烈的旱烟叶子味。我再三说：“谈谈嘛！谁也能谈！”村长也说：“新政权讲民主，叫你们说话就说！”仍然没人吭声。我急得满头大汗，不由得内心一阵怨艾：新区的群众这么落后。
开会时，我不会盘腿坐炕，坐在炕边上双腿下垂。我讲话时一个瞎子模样的男人挤到我的身边，用手捏我的大腿，我下地换个地方站着讲，他又挤来捏我的胳膊，这人怎么这么不地道？！我停下讲话，让村长给他在炕上找个坐的地方，“照顾照顾他这个盲人！”人们笑着把他拉上了炕。后来大妈才告诉我，那瞎子不是实瞎，只因人常说共产党里男女混杂，“女宣传”没一个“正经货”，他才故意试探！“你看我正经不正经？”我问她，她笑了：“有汉们一炕睡的热炕头你都不去住，硬睡俺这凉炕，再不正经啥叫正经！”我还听说这热炕头家的男主人也是个惯于偷鸡摸狗的“馋猫”，幸亏我没有在那里住下。做女人难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给农民的头脑中深深种下了对女人的种种偏见，一见到女人，一种蔑视，一种只看到男女关系中女人的世俗观点便油然而生，我庆幸我的慎重，我在群众中为自己树立了自爱的形象。
让大妈给个适当的评价谈何容易，她不知道我是什么样人，村长把我送到她家，她不敢不要，村长走了，她就一个劲儿地盘问我：多大了？哪里的家？有爹娘没有？兄弟姐妹几个？成家了没有？拔出来几年了？能见上爹妈吗？……当她听到我已几年没回家时，啧啧连声，极表同情地叹息：“唉！看娃惶（可怜的意思）的！爹妈都见不上！”她以为我是拔兵出来的，当我说到我是自愿出来参加抗日的时候，她不能理解地摇头：好好人家的闺女，不在家里守着爹妈，还有自己愿意出来，跑到这穷村里来的？！又问我一月多少饷，我说没饷，只发几个零花钱，她更不能理解了：“光管吃穿你就干！？”“这不是为了抗日嘛！”她把我问了个底朝天，只差没有查三代了，她才心里比较踏实地收留下我。以后我帮她扫院子、搂柴、喂鸡、捣钱钱（把黑豆煮熟，用斧头一颗颗砸成薄片，做稀粥吃）、干家务。她才相信我真的不是坏女人，我不会干坏事。她在村里到处说：“人家可是个好闺女，又勤快，又懂事！识字！还会写！人家来这里开会，不拔兵！”由于她这一张嘴，我才在村里趟开了点路。
吃派饭使我进入了村里的每个家庭，接触了各家的男女老少。到哪家去吃饭，首先就得接受一次审查：多大了？哪里的家？有爹妈没有……和大妈提出的问题一模一样，有时在村里碰到些妇女，每人都要这么问一遍。每次我必须有问必答，一天不知要重复答复多少次，有时我真有些烦了，但一想到不是要向群众学习的吗，群众不了解我，什么也不会告诉我，我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于是我又一再耐心地答复着那些没完没了的盘问。
吃派饭碰到的另一问题是不卫生，有的人家还干净，有的人家简直不像样子，特别是有小孩的家。主妇正做着饭，孩子拉屎，从地上捡块小石头给孩子擦一下屁股，不洗手去继续做饭。有时在炕上正吃着饭，孩子拉在炕上了，叫狗上炕去舔，我在这边吃饭，狗在那边舔屎，那呱嗒呱嗒的响声，那臭味……我不知这顿饭是怎么吃完的。又一次我到一家去吃饭，他们特意磨了一锅豆腐招待我，那石磨上的苍蝇黑压压一片，碗边的苍蝇赶也赶不完，午饭后我要等这家女主人带我去找一个人，在炕上一坐，苍蝇立即爬了一身，我用一个大手绢蒙住脸，苍蝇隔着手绢往眼、鼻、嘴里钻，一挥手嗡嗡地飞，这一顿豆腐弄得我拉了几天肚子。至于虱子，那就不用说了。一次吃完饭，那家男主人一边和我说话，一边脱下贴身小褂，翻过来平摊在炕桌上，两手按住一个碗边，用力在衣缝上来回蹭，随着碗边的移动，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不知多少虱子虮子被消灭了。说真的，这种不卫生的情况，对于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农民，不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经济不独立，不发达，人民何至这么穷，这么落后，这么不卫生！革命不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吗？！于是我又到处讲苍蝇、虱子的害处，杀灭的方法，讲卫生，大人孩子不生病。
经过各种考验，群众终于敢和我说话了，我去串门也不再关门了，有的还拉我到他家去坐。我教孩子们唱歌识字，孩子们喜欢我；我帮媳妇们抱孩子，帮老大妈干家务活，她们不再把我当外人，她们把村里的什么事都告诉我；我知道男人们对抗战关心不够是觉得“日本鬼子离咱这达远哩”，不愿开会是想着“不管国民党、共产党，谁来了咱也是老百姓！老百姓就是纳粮、纳税，开会干啥！？”针对这些思想我个别讲、开会讲，慢慢地他们能够听进去了。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村里哪个妇女热心公众的事，能干、人缘好，哪个妇女不为人等等，选干部时我心里有了数。我把她们一片片叫到一起，组成妇女小组，在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全村的妇联会。
村妇联组织起来了，我深深信服了群众是真正的教师，依靠他们才使我从进村时的两眼摸黑变得比较心明眼亮。不依靠他们，即使我再有文化，有理论，群众也不会理我。特别是一些老人，你别看他们大字不识一个，他们心里装满了这个村里的古古今今，多年的人和事都如数家珍，说得一清二楚。我尊重他们，诚心诚意向他们请教，他们才把心里的话掏给我。同时他们也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端给了我，他们的诚挚、朴实、憨厚、勤劳，我将永远难忘。
十来个月的工作，我们收获很多，1940年底我们完成任务返回女大时，九个人成了六个，王馥、林青和骆岚三个姑娘已有了女婿，已婚的待嫁的都留下了。她们的女婿都很能干，王馥的女婿是地委宣传部长邹文宣（邹韬奋之弟），林青的女婿是吴堡的县委书记×××，骆岚的女婿是三五九旅的政治部主任王恩茂。好姑娘找下好女婿，也是工作团一大收获，工作团真是双喜临门。在吴敬团长的带领下，我们欢欢喜喜地凯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