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孝经》提出忠孝一体、以孝治天下的主张，提醒后世帝王要以父子之谊对待大臣，坚持君臣一体，使臣民百姓心悦诚服。
孔子说：“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孔子的主张反映在《春秋》，人伦思想体现在《孝经》，由此可见《孝经》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由《孝经》集中阐述的孝道，对于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在儒家十三经中，《孝经》是较为古老的一部。西汉初年，“《论语》、《孝经》皆置博士”，在大学里设专科教授，已广泛流传并受到推崇。
关于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有人怀疑是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孝经》中有多处袭用《左传》、《荀子》、《孟子》的痕迹，而最早引用《孝经》的文献是《吕氏春秋》，所以它应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达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伦理学著作，是一部论述封建孝道、孝治和宗法思想的著作，全文不足1800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篇。它继承西周尤其是儒家提倡孝德的传统，不仅把“孝”看作宗法道德规范的核心，而且把“孝”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孝经》以“孝”为中心，集中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第一章假托孔子表明“孝”在各种道德中的地位，认为“孝”是先王的至德、要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并且把“孝”提到了“天经地义”的高度，“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天地之间以人为最贵，而人的行为最高尚的莫过于“孝”，即使是圣人，他的人伦美德之中，也不会有加在孝德之上的。“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因此，“孝”统率各种品德，是伦理道德规范中的至高至上者，“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应该受到惩罚。
《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做了系统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穿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身体发肤是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它们还属于父母，并非己有，不能随便损坏，这是孝的开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是孝的终结。“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事亲、忠君都是为了留名后世，显耀父母。
《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概括了先秦儒家关于孝和忠关系的理论，把“事君尽忠”归纳到孝的范围内，认为“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子如同君臣，事亲就能事君，“以孝事君则忠”，而“忠可移其君”，这样忠孝一体。因此，孝不仅是家庭成员对家庭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人们作为社会成员必须履行的责任。
《孝经》还进一步把孝等级化，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对不同等级的人，孝的内涵和要求不同，只有恪守其位，各尽其道，做到“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才能“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达到先王“以顺天下”的目的。其中，着重强调的是“天子之孝”，并推衍出“以孝治天下”的主张，其实质是使天下都心悦诚服地服从统治者，统治者以孝教化民众。
在十三经中，《孝经》是惟一一部在成书之初就以“经”来命名的，它宣扬孝道，倡导“以孝治天下”，适应了君主统治的需要，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和尊崇。梁武帝、唐玄宗、顺治、雍正等都亲自参与对《孝经》的注疏。《孝经》在封建社会中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封建纲常起了很大作用。两千多年来，“孝”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评判人德行的标准，对人们的生活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孝经》把封建道德规范与封建法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助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
《孝经注疏·解》说：“《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范将来，奥旨微言，已备解乎《注疏》。”
《孝经》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日本小说《栖山节奏》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日本有一种陋俗，由于穷困，人们总是将老人背到远处的丛林中弃而不顾。一次，儿子背老妈上山去丢掉，儿子一边走，老妈一边扔树枝，儿子问老妈干什么，老妈说怕你等会儿回家找不到路，扔下树枝给你作记号，后来儿子终于翻然悔悟……
《孝经》是最早传入日本的儒家经典之一。作为中国的蒙学读物、官方大力倡导推行的儒家经典，《孝经》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显示了儒教对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德川时代（1604年～1867年）是汉学空前兴盛的时代，《孝经》被大量翻刻，广泛流传，被各藩学校普遍用作教科书。《孝经》在日本的传播是文明之风的熏陶，是礼仪之光的普照，是先进思想雨露的滋润。
《孝经》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对后世管理者有很多有益的启发，首先，它提出忠孝一体的观念，认为忠是孝的扩大和发展；其次，它提出以孝治天下的主张，提醒后世帝王要以父子之谊对待大臣，坚持君臣一体，使臣民百姓心悦诚服。
第一，“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
《孝经》全书以“孝”为中心，集中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在中国伦理思想中，《孝经》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
中国传统社会一向重视家庭的组织功能，“家国”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家”为“国”之本，认为家庭道德是国家治安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根本。因此，《大学》中提出“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的观点，意思是，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对兄长的恭敬可以用于侍奉长官，对子女的慈爱可以用于统治民众。
在家庭内部，一个男人扮演着丈夫、儿子和父亲等多种角色，而公司也是一个与家庭类似的社会组织，个人身上承载着上司、下属等多种身份。领导者要考察和识别一个人是否待人友善、具备团队意识，是否临危不惧、敢于承担责任，是否兢兢业业、对公司负责，完全可以从家庭关系中找到答案。一个对父母不孝顺、对妻子不关心、对儿女不爱护的人，很难在一个公司里忠诚地工作、与他人团结合作。因此，管理者通过家庭关系识别人才，可以真正了解对方，避免用人失误。
识别人才是一门大学问，组织领导者只有准确把握对方的性格、优缺点与心理特征，才能恰如其分地使用人才，发挥其工作潜能。但是人们在不同场合通常表现出迥异的言行，其中既有交际工作的需要，也有人性复杂多变的诱因。这种情况无疑增加了领导人科学、有效地识别人才的难度。
原日本西武铁道集团公司董事长堤义明曾经表示，自己在提升一个职员出任高级经理的时候，必须先见见他的老婆，如果把一个经理晋升为公司董事，就得连家里的孩子都叫出来见一见。
在公司里面，员工出于各种原因会隐藏自己的锋芒和缺点，表现出领导所期待的优秀品质；而在家庭生活中，他们往往会彻底放松自我，人性的种种特征都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所以，堤义明通过与员工家属的交流和沟通，通过家庭关系这种最基础最常见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下属，就能从日常小事中发现员工真实的个人品质。
《孝经》中认为，忠孝一体，“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一个人如果能够孝顺父母，才有可能对组织负责；如果为人廉洁，才能在组织里公正地做事，不接受贿赂；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家庭内部矛盾，才会建立与其他组织成员的良好关系。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家庭和公司是个人活动的两个重要场地，而公司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如果一个骄傲自大又看不起同事的人担任高层职员，首先会妨碍正常业务的运作，而随时可能爆发的内部分裂更严重威胁着公司的发展。所以，通过与员工家属交流和沟通，了解对方真实的个性与心理特质，从家庭关系来鉴别人才，才能做到科学、合理。
第二，以孝治天下
《孝经·天子章第二》中明确提出，天子之“孝”要“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要把亲爱恭敬的诚心尽到自己父母的身上，身教之德普及到百姓身上，外人看见了，也要摹仿实行，争相取法。《孝经》中提倡天子要以孝治天下，要以父子之谊对待大臣，君臣一体，要对百姓施行德政。
康熙曾经以父子之谊对待大臣，在京设立南书房，网罗了一批知识分子，侍奉左右，询问国事，探究学问，以备顾问之选。以父子之谊对待大臣是康熙对待汉人臣子的一种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