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阿姨发现了“嘎子”说起安吉斯最终出演“嘎子”其中还有一些小插曲。当时其他演员基本都定下来了，唯独主演“嘎子”还没有非常理想的人选。我们那时候经常去崔嵬伯伯的家里吃饭，因为崔嵬伯伯和于蓝阿姨在北影厂宿舍住前后院，很熟悉。于蓝阿姨的儿子田壮壮比我们小两三岁，我们也经常一起玩。于蓝阿姨得知“嘎子”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就推荐说她在内蒙呼和浩特有个朋友的儿子很“嘎”，演这个角色很合适。后来导演助理袁立华和黄健中就把安吉斯从呼和浩特带到北京的。
安吉斯的确很“嘎”，“嘎”的意思就是聪明和淘气，而且不是一般的淘气，我们差不多年龄，我就跟影片里面的“胖墩”一样经常受他的欺负，但是在剧组里大家在一起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
电影里的一切都非常真实这部电影我们真的“折腾”了一年多的时间，大概520多个镜头我们拍起来却异常艰苦，崔嵬伯伯导戏非常认真，而且绝对追求真实。每个镜头都要拍四五遍，去了很多地方去拍，大家都对“嘎子”和“胖墩”摔跤的那场戏印象很深。我们在大堤上摔跤一切都很松弛、自然，根本不顾周围的一切，摄影机把它纪录下来，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组镜头。
应该说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怎样表演，头脑里没有这样的概念，这与崔嵬伯伯给我们创造最真实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拍这部电影很苦的，游泳、摸鱼都是练过不知多少遍，在白洋淀和当地的十几个孩子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崔嵬伯伯总对我们说“他们都能做到，你们为什么就不行？”出汗一定要真的出汗，不像现在这样在脸上喷水，我们都是到外面跑步，呼哧带喘的跑出汗后才开始拍。被“嘎子”耍赖咬上一口，也是真咬。照我们的话说就是“一切都动真格的”。
就在拍完《小兵张嘎》没多久，遇上“文革”，我们几个人后来都像许多知青一样，到外地插队，安吉斯去了东北，我去的山西，后来安吉斯还当过兵，做生意。我接了当工人的父亲的班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现在我们还有联系，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初的“嘎子”和“胖墩”也已经是黑发染霜。
1963《早春二月》
投入时代的洪流
谢铁骊导演曾经担任过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主席，也导演过《无名岛》、《暴风骤雨》、《智取威虎山》等等几十部电影，走过新中国电影的整个发展历程。由于战乱，这位从影40多年的导演的学历只有小学五年级，谢老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电影只是看了一部被称为中国的“劳拉和哈台”的殷秀岑和韩兰根所演的电影，但是这部露天电影只放了20分钟就因放映机出故障“罢工”了。他也没想到后来竟然会走出军队进入电影界，从此走上了电影导演的漫漫坎坷路。
投入时代的洪流
在海边看《二月》《早春二月》是我的第三部作品了。在做过《林家铺子》的副导演之后，我有机会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无名岛》，紧接着就是《暴风骤雨》。当时这部影片是在1961年的新侨会议上放映，大家的反应都比较好。这个时候北影厂就好像奖励我似的，让我带着家属到北戴河疗养。以前我从来没有疗养过，也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看看书，所以那次去北戴河我就带着一大摞书去看，多是一些五四以来的作品。看过许多作品后，非常欣赏柔石的《二月》，觉得可以拍成电影，对《二月》小引中的那些话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那句“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在柔石的《二月》中主人公的情感交流、发展是通过书信来表现的，这对于电影要用形象、动作来表现其实是个难题。但是我对萧涧粥塞个人物很熟悉，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主^公所处的大革命时代，但是这个人物身上有我长兄的影子。所以萧涧秋的思想和情感很能够打动我。小说中陶岚的形象，我也能从我一位远房亲戚的身上找到感觉。选择这部小说，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那些江南水乡小镇的风土人隋，常使我想起家乡淮阴，回忆起少年时代的许多时光，所以我有很强烈的愿望想拍这部影片。
不再是“低沉”的早春对于影片中的芙蓉镇来说，萧涧秋显然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他是想回避时代社会的洪流而来到芙蓉镇的，他厌倦了喧闹变动的外边世界，像一个思家的游子一样，希望在芙蓉镇找到“家”一样安全的世外桃源。但是他发现进入“世外眺源”却是进入了是非的漩涡中。有人说《早春二月》看起来有些《小城之春》的感觉。但毕竟时代是不同的，在影片中我有意减弱了原作中过于消极低沉的成分，增添了积极、明亮的色彩，影片的结尾也把萧涧秋为摆脱矛盾而从芙蓉镇“逃跑”了，处理成现在的结尾：丢掉逃避现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重新投入．社会的洪流之中。
另外我在影片中加入了王福生这个贫苦学生，把他和萧涧秋的关系作为另一条线，文嫂自杀后，王福生因贫困退学，这种双重打击把痛苦推向极点，也促使他觉醒。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希望影片给予观众的感觉是主动、积极的，预示一种光明的前途。可以感觉到那应该是“惊蛰”的早春，唤人觉醒的。
被批小资情调过浓这部影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是投入非常大的精力的，影片的文学本和分镜头本经他修改了一百多处，而且非常细化，包括影片的名称最终由《二月》改为《早春二月》等非常有见地的意见。
影片完成后，最后交由上级文化部门审查，这个审查除了厂领导、夏衍、茅盾等同志，还有文化部、中宣部的领导，当时很多人认为影片拍得还不错，这时候我心里还暗暗高兴，最后主管电影文艺的周扬同志不赞成这部影片，我一下子就蒙了，他认为宣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本来是要我们好好修改，就改了、拍了、还补了镜头，后来又接到通知，说镜头一个也不能动。后来明确了，是要按照原来的拷贝进行批判。我还得做检查，就在检讨中间，全国各大报纸每到星期天都有整版的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这部片子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供全国人民批判之用，直到70年代末才被彻底清算。后来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要是没有这个红头文件，《早春二月》的影响还没有这么广泛，这也真是一个笑谈了。
1963年呈现多元化风格的《冰山上的来客》
花儿为什么永远这样红
长春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成为中国电影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冰山上的雪莲》、《帕米尔的雄鹰》等插曲久唱不衰。这部影片既有一般反特片的特点，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侦察与反侦察、围剿与反围剿之外，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应该是在冰山上培植的那朵爱情的雪莲。
政治与人伦的夹缝中盛开的爱情雪莲隶属于惊险样式的反特影片，大约是五六十年代最受观众欢迎的国产片品种。几乎每部影片都有那么一两个让人永生难忘的视听符号：在《羊城暗哨》里，它是风骚妖冶的女特务“八姑”；在《铁道卫士》里，它是飞驰列车上那一场殊死搏斗；在《古刹钟声》里，它是两只为特务看守禅房的凶狠的白鹅；而在《冰山上的来客》那里，最让人难忘的，则是阿米尔和古兰丹姆那纯真而曲折的爱情。
这部影片采用了一种传奇方式来诠释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在影片中，爱情与政治是如此难缠地纠结在一起，成为敌我双方生死较量的致胜武器。当政治冲突发展到难解难分的那一刻，爱情便成了推动叙事的主导力量。政治谋略固然高深莫测，但它却难解最简单的两情相悦。影片借此想告诉观众的是，爱情的纯洁不容任何诡计的玷污，而懂得尊重爱情的智谋才是一种真正高尚和人道的政治。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氛围中，也许爱情只被看做是编织政治寓言的不起眼的毛边儿，人们也无法跳出政治重围来想象超然的爱情，但爱情的质朴和专一却能穿越层层政治迷雾，把自己升华为天边一道瑰丽的神话。
影片就处在这样一种政治与人伦尴尬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求着表达。
艺术家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它不借助任何外部动作和心理描写来彰显男欢女爱的柔情蜜意，而是将爱情的主题注入像天山泉水一样清澈婉转的歌曲当中，让它在极富异域风情的雪山草原、晴天白云之间静静地回旋、流淌。于是，那塔吉克民歌质朴的曲风，独塔尔琴弦上悠扬的旋律，便随着银幕上跃动着的光影，被深深地镌刻进人们记忆的年轮，在岁月的飘逝中渐渐沉积，酝酿出一樽浓酽芬芳地干醇。当喧嚣渐归平静的时候，艺术的余香就飘溢出来，庸碌的人生因此而点染上了些许斑斓的色彩。
“古兰丹姆”：一生只有一部电影古兰丹姆是那个时代令男孩子们着迷不已的名字，或许在美丽的外表之外，更因为身世迷离而披上一层独特的神秘感。1962年，15岁的维吾尔族姑娘阿依夏木正在新疆财贸学校就读。7月的一天，她去医院看一个同学，在医院走廊被一个人堵住：“你不要害怕，我是拍电影的，你愿不愿意试试？”而这个人就是长影厂的导演赵心水，他筹拍的这部电影就是《冰山上的来客》。就这样阿依夏木一下子成了瞩目人物，无论走到哪里都备受关注。19岁时，她结婚了，婚后生育四个小孩，后来一直在粮食系统做一名普通的职工。再后来，阿依夏木与丈夫离婚，独身十几年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对一生中只拍过一部电影的阿依夏木来说，古兰丹姆已成了遥远记忆中永恒的绝唱。
“阿米尔”：迷住了许多的女孩塔吉克族小伙子阿米尔扮演者阿木都力力提，当年23岁，是新疆排球队中的“二传手”，导演赵心水在新疆找演员时，在球场选中他演“阿米尔”。拍“阿米尔”初遇结婚的假“古兰丹姆”一场戏时。导演要求他的眼睛要表现出三个层次，一是对“古兰丹姆”的爱，二是对“古兰丹姆”嫁人的怨，三是身为解放军战士，要克制和回避。这场戏总共拍了8遍，才达到导演的要求。影片播出后，阿木都力力提收到了大约一面口袋的情书。
青春的血液来浇灌这部“象征着友谊和爱情”的影片在“文革”时被打成“大毒草”，主创人员命运多舛。编剧乌·白辛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他创作的电影纪录片《风雪昆仑驼铃声》，曾得到伊文思的高度赞扬，但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被江青点名之后，于1966年在松花江边自杀身亡；演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哈尔滨人吴影，“文革”时被下放到哈尔滨林机厂，复出后于1982年患脑溢血，现赋闲在哈尔滨市的家中；导演赵心水、满族作曲家雷振邦已于多年前去世；“假古兰丹姆”谷毓英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高材生，因多次在电影中演女特务而在“文革”中遭了不少罪，现已移居澳大利亚；“杨排长”梁音后来拍过《三进山城》、《药》等电影，并曾在《苍生》等电视连续剧中饰演角色，离休后仍在长影拍片，现居北京。
1961一1964年动画巨片《大闹天宫》
孙悟空上天入地万籁鸣夙愿得偿
动画片《大闹天宫》是一部民族风格鲜明而制作手法纯熟的杰作。
影片问世后，国外的评论家认为：“影片的导演万籁鸣在现代动画电影史上的地位。通过该片应该得到国际性的承认。”影片曾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盛况空前。40年光阴逝去，《大闹天宫》中那个破空而来、绝尘而去的孙悟空，直到现在依然是孩子心目中伟大的英雄。
与孙悟空的未了缘1920年冬天，在上海闸北通天庵路的一条弄堂里，邻里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个亭子间里，总是彻夜灯火通明。好奇的人不免要多方打听，原来这里是个特殊的电影实验室，一个特殊的创作班子——万氏四兄弟，正在搞卡通(即动画片)试验。四兄弟的名字分别叫万嘉综、万嘉淇、万嘉结和万嘉坤。当人们知道他们是在搞卡通试验后，就送给他们一个风趣的称号：万氏卡通。万氏四兄弟后来创作美术片时的署名依次是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和万涤寰，这是他们各人为自己起的号。老大万籁鸣和老二万古蟾是孪生。“万氏四兄弟”于1941年完成了中国也是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1949年，万籁鸣去香港，1954年秋回到上海，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