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出现
一、国民会议
中原大战结束后，几个大的军事集团在表面上都归顺于蒋介石。蒋介石为了在法统上制造剥夺反蒋各派借口的依据，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正式在南京召开。
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致开幕词。他认为训政时期已经开始，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在于和平统一救中国”。他说：“自国民革命军北伐，迄于讨伐冯、阎军事告终，我革命将士之死亡者，已达三十余万人，伤者且倍于此，民众生命财产，直接间接由战争而受之损失，何可胜计，国家财富之耗丧，更无论矣。……凡此空前重大之牺牲，悉为此次统一和平之代价。”怎么来完成训政时期的任务呢？蒋介石认为必须“对于训政之理论，应有正确之了解”。他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张党治者有其二。”接着，蒋介石详细地论述了他的看法：“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阶级合为一体，以为昔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故以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不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联邦会议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任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在分析比较了这三种主义之后，蒋介石亮出了他的底牌，他说：“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又说：“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很显然，蒋介石主张用“统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义来治理中国，可以消除已经出现的“非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军阀坐大于中原”。
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这样，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用国家大法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了。会议还通过了《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一案》，声称这个决定是针对“军阀余孽及政治官僚”和红军的“破坏举动”。会议确定了所谓当前最紧要之工作是“扑灭赤匪”，为此发布了《剿灭赤匪报告书》，说国民政府“已集中全力于剿除赤匪之工作，聚大军于赣鄂等省，努力痛剿，期于最短期内，彻底歼灭赤匪之毒祸”。可见，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已把围攻红军作为重要任务。
国民会议开了十二天，最后由蒋介石致词，向与会者提出了“巩固统一与完成建设”的六大要求。即巩固统一于尊崇法治；确认民生为建国首要；培养民族之毅力；推进教育之设施；安定地方秩序；完成地方自治。蒋介石说，这六条的关键是第一条，而第一条的中心点是要全国人民“只需以全力维护约法之尊严”就可万事俱成。
这次会议公然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从法制上巩固了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基础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产物。当时一个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刊物说：“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恐慌逐渐扩大，资本主义就到了一个决定没落抑或再生的歧路，法西斯运动是在这种时期发生的。资本主义的恐慌，不论在先进国或在后进国，产生国民经济的不安，社会大众的动摇，以及对外斗争的激化等各种危机。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的政治上纷争，扰乱全社会的组织秩序，结果法西斯运动就应运而生，排斥各派，恢复秩序。”同样地，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现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虽然不能像中国宣传法西斯主义刊物所吹嘘的那样“法西斯蒂的产生，纯然由于社会的需要，是社会自然产生的”，但也不能说成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种刊物的鼓吹就冒出地面并轰动一时。这种社会基础既有反动的，也有不是反动的。归结起来，有这样四个情况：
一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使一些人感到要振兴中国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要振兴中国靠什么呢？他们认为要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他们说：“九一八东三省事变突发，老弱的中国被日本实行开刀宰割，亡国的惨痛刺醒了麻痹的慢性病的中华民族，有毅力的志士奋然愿以热血来救国。在这潮流下，那法西斯蒂在中国社会便蠢然思动。”又说：“中国能够团结，不要说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全世界帝国主义一致来围攻，也有力量打退他们。只是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团结，却是一个问题。……有毅力而彻底明了事实的志士，都感觉中国必须放弃惰性的民主，实行正义的独裁。这样，法西斯主义就成了中国的对症下药了。”有的人干脆就说：“九一八暴日的侵略事变，形成了中国法西斯蒂的基础。”
二是南京政权建立后，国内新军阀混战一场接一场，尤其是中原大战，双方陈兵百万，人民的生命与财产蒙受洗劫，许多人对此十分不满，要求革新国民党政府的呼声很高昂。靠什么来革新国民党呢？他们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法西斯蒂”。他们说：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所受到的社会惰性作用使党内增添了不少消极分子和腐化分子，使组织渐渐离开主义而走向没落”，“三民主义并未实现一丝一毫，然而一批巧于投机的官僚政客们却觉得三民主义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弄别种玩意儿了，于是‘宪政’咧，‘民主’咧，一股脑儿都陈列起来，中国政治正好成了历史的垃圾箱，什么过时货色都被政客们当作了时髦的政治膏药”。于是，他们就大声疾呼：“现在，我们如不愿坐视国民党自然毁灭，我们如不愿中国革命再回到循环衰落的路上去，我们便应当在精神上在组织上立刻找出一种新的力量来帮助中国国民党，帮助中国革命；这种新的力量，正就是现在掀动世界的法西斯蒂。”他们更加形象地说：“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能有生路！”
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后，这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一种掘墓性的威胁。如何来消除这种致命的威胁呢？他们认为：“普及于大部中国的共祸，没有法西斯蒂的阶级协力主义，便无法消除一般深入民心的阶级仇恨。”
四是法西斯主义的推行，在意大利、德国所取得的“成效”，也刺激了一些中国人要去效法。他们认为：“法西斯蒂统一了意大利，法西斯蒂主义又统一了德意志”，法西斯主义“现在已掀动了世界，不论反对者的诅咒和詈骂是怎样的尖刻恶毒，法西斯主义并未因此落入地狱，却是那些喜欢诅咒，喜欢詈骂，逃避现实的人一天一天地与地狱接近了。事实总是事实，不论反对者怎样的富有文学的想象力，富有艺术的理想力，坚硬的事实绝不为圆妙的空想所击毁！人类的脑际今后大半潜伏着一个信念，这信念不是‘上帝’，不是‘佛’，不是‘美人’、‘黄金’或者‘自由’，而是任何人都看得见听得到的一句话：‘法西斯蒂！法西斯蒂！’”
上述这些特殊的中国社会情况，正好被蒋介石所利用，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适应他们阶级和集团内外政策的需要，中国封建法西斯主义就应势而登台表演了。
三、把法西斯主义抬到救国的牌位上来
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要实行法西斯主义，经过了几个月，“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又促使了国民党内部新的分裂，由于蒋介石软禁了胡汉民，导致宁粤对立，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开张，同时全国民众运动也出现高涨。这样，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台，打出来的搞法西斯主义的旗号，也暂时熄火。待到1932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法西斯主义之火又重新点燃，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恶浪，把法西斯主义抬到了作为救中国的精神支柱的牌位上来。以复兴社及其“中国文化学会”、“CC”及其“中国文化建设学会”为主体，会同安插在各机关、学校、团体内的法西斯分子和鼓吹法西斯主义者，结成了一张大的蜘蛛网，施展各种魔力。他们凭借官方的政治保护与经济支持，建立“学术文化”团体，开办书店，出版报刊。什么“拔提书店”、“文化书局”、“前途书局”、“新生命书店”、“正中书局”、“新光书局”、“辛垦书店”等数十家，遍布全国各地；什么《中国日报》、《晨报》、《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月刊》、《文化建设》、《复兴月刊》、《人民评论》、《汗血月刊》、《前途》、《青年与战争》、《老实话》、《社会新闻》、《中国与苏俄》等二百来种报刊，充斥各个角落。大批的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书籍蜂拥般地出笼，从1932年至1935年内，就出版了《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蒂主义运动论》、《法西斯主义之组织理论》、《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基础》、《法西斯主义运动论》、《法西斯蒂之怒潮》、《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蒂教育》、《法西斯圣意》、《法西斯主义研究》、《法西斯主义浅说》、《法西斯国家论》、《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以及《希特勒生活思想和事业》、《希特拉》、《希特勒组阁》、《希特勒与国社党》、《希特勒》、《希特勒成功史》、《希特勒征服欧洲的计划》、《我之奋斗》和《莫索里尼传》、《莫索里尼与新意大利》等等。这些翻译和专著，纷纷以“独裁政治论丛书”、“社会科学小丛书”、“法西斯蒂小丛书”、“国际名人传记丛书”、“初中学生文库”等等名目出版发行。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就从《社会主义月刊》这个多么好听的刊名的杂志来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章，都是鼓吹法西斯主义，什么《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东北问题的世界观及中日法西斯蒂的前途》、《德国政权归希特勒》、《法西斯蒂在中国社会之基础》、《介绍希特勒》、《青年法西斯蒂》、《论法西斯蒂》、《Technocracy与法西斯蒂》、《德国法西斯蒂运动》、《希特拉传》、《法西斯蒂的技术》、《中国法西斯蒂的前途》、《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的出路》、《法西斯蒂革命的步骤》、《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世界大势所趋”——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三民主义》、《德意志国家社会党法西斯下的三大企业联盟》、《从历史上的国家观说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观》、《日本的法西斯运动》、《论中国法西斯蒂应采取之策略》、《国民党恢复总理制与中国法西斯蒂的组织问题》、《法西斯主义的协作经济理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等等，还有什么《暴力论》、《独裁论》等等。以上这些还仅是《社会主义月刊》第一卷上的若干文章，可见这个刊物是实实在在的“法西斯月刊”。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组织了各种考察团去德、意考察，派人前往受训。1933年7月，蒋介石派宋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去意大利见墨索里尼。墨对宋说：“意大利再生之经验，当有可为中国参考之供者。”宋说：“中国最重视贵国之经验。”1934年春，蒋介石派郑介民等一行七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对德、意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做了研究，晋谒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1935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国，蒋介石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蒋介石还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工人员到中国直接教练。当时上海的报纸公开报导：“蒋介石的蓝衣社，聘请了二三十个德国人，作为法西斯蒂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员。”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提出“本党既为革命集团，自应有重心，有干部，有生动之细胞，而后机构严密，运用灵活。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以重心始终未能为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反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重心既未具体建立，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确规定领导制度，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部，商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辅弼”。决定修改总章，增加“总裁”一章，“本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之”，总裁“代行”总理之职权。于是就确定蒋介石为国民党的总裁，是“合法领袖”。中国的法西斯分子借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威信大增之机，大肆叫嚷服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38年7月陈诚发表了《领袖的真谛》的讲演，说：“最近十年来，从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产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就是蒋委员长，他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中国国民党总裁，也是全民族所一致信仰、一致服从的领袖”，“只有竭诚拥戴领袖，国家才有办法，民族才有出路”，“领袖是整个国家的意志的代表”。陈在《领袖的真谛》一文中，详尽地说了为什么要服从领袖，领袖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才算真诚地服从领袖，最后在结论中说：“把自己的精神、自由、智慧，甚至生命，忠实地贡献于领袖，鞠躬尽瘁，终身以之，随时随地，对人对事，以领袖之心为心，以领袖之行事为行事之法则，做他的手臂，做他的股肱”，“我们还要抱着一种圣洁的胸襟，像欧洲殉教徒一样的衷肠来服从领袖。使领袖的伟大精神如太阳光辉，如明珠宝璧那样普照于天下。凡是为了执行领袖的命令或意旨，一切困难险阻，都要不辞劳怨，勇敢地予以克服，为着领袖，虽牺牲个人生命，也是最大的荣誉，因为领袖就是代表整个国家民族的幸福，领袖成功，便是国家民族的成功，所以在这个总目标下的一个牺牲，便是成功之成仁之高尚的行为”。在当时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刊物更是有许多鼓吹三个“一”（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新鲜语言。他们说：“现在，中国已经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了，如果要找到出路，惟有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这样，中国民族才有复兴起来的希望。”“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的运动使命来！”“多数的民族和党员都承认蒋介石完成北伐的功勋，信服蒋氏的伟大精神与毅力，信仰蒋氏必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完成中国的革命；……中国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着这个中心领袖而凝结起来。”【1】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把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形态更完备化了。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以及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蒋介石的报告和讲话的中心点就是面临国民党内有“许多重大的缺陷”，外有“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竞起”的“艰险”环境中，要“强化”国民党。怎么个“强化”法呢？蒋介石提出要唤醒“党魂”，即唤醒三民主义，要发扬“党德”，即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一个唤醒，一个发扬，以此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即所谓“巩固党基”。在五中全会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抗战以来，国民党即以已转入第二时期，“吾人既深切明了今后责任之重大，即须使本党之基础更加稳固，而本党之基础，实建立于党魂、党德、党史与党纪之上。凡我同志，应首先坚定其信仰，振奋其志气，发挥党魂，砥砺党德，光大党史，维护党纪，以充实凝固本党之精神，所有本党革命之理论方略与步骤，均昭示于三民主义之中，本党同志应如何虔诚研究，努力阐扬，总理于精神教育中，更扬示智、仁、勇之三达德，本党同志应如何相互勉励，躬践力行，至于本党党史，为本党数十年来总理及本党先烈所共同为党努力之历史，亦应如何加以爱惜保持，以谋进一步对于党之贡献。党的基础稳固，尤有赖于严明之纪律，盖党的纪律，为一切组织及工作所由维系，党员对于党之忠实，以及对于工作之成就，胥有赖于党的纪律为其最高约束”。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并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指挥，由蒋介石任委员长。会后，国民党又陆续制定和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一系反共反人民的文件。
同年5月7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不像在国民会议开会词中那样公开打出中国要搞法西斯主义的旗号，而是把法西斯主义中国化了，把法西斯主义披上三民主义的外衣。虽然在演讲中，蒋介石在否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法西斯主义，他说：“现在世界各国政党所揭示的主义，最主要的就是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其实这三种主义皆有缺点，而且它的内容是很不完备，譬如共产主义，它固是重视经济，近于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和民权主义，而且共产党人倡导民生，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注重民族主义，却不重视民权和民生主义，而且法西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并且只注重自己民族的利益，忽视其他民族的利益；至于倡导民主主义的政党，就一般国家而言，他们虽然是注重民权，而以全民利益相号召，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气味太重，不能给民生问题以完满的解决，而且现在所谓民主主义，对于选举方法，极不平等，不能算是真正的民权主义。所以这些政党的政策，都可以说是偏而不全。”虽然在讲演中，蒋介石一再宣扬三民主义，他说：“惟有我们总理所创造三民主义则不然，它以‘公’字为出发点，所以能涵盖一切，把各方面皆行均衡顾到，无丝毫偏颇之弊。”实际上，蒋介石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下，不能明目张胆地继续鼓吹法西斯主义，就来一个招牌换记，抛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摘取三民主义的某些词句，膨胀三民主义中某些落后的东西，来构成蒋记三民主义体系。
蒋记三民主义实质是中国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它披着三民主义的外衣，里面是法西斯主义的货色。1939年3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制作了一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分为六个部分，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我所制的这一张表，大体上分为六部分。（一）是三民主义的原理——就是总理思想的出发点，亦就是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二）是主义的本身；（三）是革命的原动力；（四）是革命的方略；（五）是革命实行的程序；（六）是最后的目的——就是三民主义的实现与国民革命的完成。”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中，蒋介石具体解释了他画的这张表：
关于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蒋介石认为是“民生哲学”，它“既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惟有精神与物质并存，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在字面上，蒋介石虽然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一视同仁，他说：“中外哲学史中，有两个最重要最有力的学派，其一是唯心史观，其二是唯物史观”，“这两种学说，都可说是一偏之见，不能够概括人类全部历史的真实意义”。即使在字面上，蒋介石借用孙中山的话，道出了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而且是封建主义的一套货色。在《程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记得民国十年总理在桂林，共产党第三国际有个代表马林（瑞典人）曾经问过他：‘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总理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于是蒋介石就说：“总理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
关于主义的本身，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情、法、理”的体现，“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此话怎么得出来的呢？蒋介石有一大段解释。他说：“依照三民主义，就民族方面说：人类感情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感情，是民族的感情；因为民族是天然力量造成的，所以团结民族，就要靠人类天然具有的感情。就民权来说：人类组织的最良法纪，是全民政治——即民权主义的政治；规定各个国民的业务和权利，就全靠法制和纪律来做平准的标尺。就民生来说：人类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切人民经济平等，无相互压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会上大多数利益相调和，能够真正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地步，这不能专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而必诉之于判别是非利害之理性。由此得出：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的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
关于原动力，蒋介石认为是“诚”。他说了四层意思：第一层提出所谓“革命的原动力”是“智、仁、勇三个字”。第二层提出“智、仁、勇三者之中，特别以‘仁’为最要”。第三层提出“归结其总的原动力”是“诚”字。“诚”是什么呢？蒋介石说：“至于整个的‘诚’字的意义，则是‘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意思。因为惟有诚乃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惟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惟有诚乃能创造，能奋斗，能牺牲”。所以蒋介石认为“无诚不智”，“诚通于仁”，“惟诚乃勇”。第四层提出“力行”，“有了这个诚字和智仁勇三个字的革命的原动力，我们还要能够‘力行’”，力行什么呢？蒋介石说：“我们所行的就是在行仁。”
关于方略，蒋介石突出了一个“党”字，他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关于程序，蒋介石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加以具体化，使其更符合他的口味，认为当时“应该以军政时期为本，而同时加紧训政时期的工作”。训政时期怎么搞法呢？蒋介石说：“应该包含五项建设，就是（一）心理建设；（二）伦理建设；（三）社会建设；（四）政治建设；（五）经济建设。”这里面货色就很多了，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什么“组织保甲及社会法定团体”，什么“平均地权工作”等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总之，蒋介石在演讲中认为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皆有缺点，而且他们的内容很不完备”，惟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是最“完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进而，蒋介石就开出了他的“药方”，认为只要按照他的“体系”去“切实研究三民主义”，按照他的“程序”去“努力奉行三民主义”，“就可以战胜敌人，也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中国”。
到了1943年3月，蒋介石授意陶希圣用他的名字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他的中国封建法西斯主义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本书从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到对内对外的现行政策，都有所论述，其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这本书的目录是：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第四章“由北伐到抗战”；第五章“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及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第八章“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结论。全书的核心是第七章。在这一章里，蒋介石明确提出了“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怎么个“内政”法呢？蒋介石一面主张：“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思想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液。”这里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已经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他吹嘘这种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而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这里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也已经是蒋记的国民党，他吹嘘这个党要“来改造，来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翻下来的遗产”，要“来开创，来充实”“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说到底，蒋介石在这里无非是在兜售“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货色。另一面主张：“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甚至说：“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销，怎么能不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这里所指的“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就是指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说到底，蒋介石在这里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充满了杀机，说什么“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就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蒋介石在第七章里将他“内政”主张“一正一反”和盘托出，这就是他挽救中国之命运的药方。
围绕着第七章这个核心，蒋介石在书中歪曲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用法西斯的民族血统论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自吹要担当起“再生”国家的责任；歪曲了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历史，处处颂扬他自己和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吹嘘是他领导废除了“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一句话，论述中国历史是为了说明蒋介石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国民党把它作为全国各界的必读书，搞了几个研究大纲，列了一大堆参考书目，供中学教师、大学教师讲授和大学教授研究之用。这本书的发表，标志蒋介石的中国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理论形态更加完备了。
这样，蒋介石就把法西斯主义经过一番打扮，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披着三民主义的外衣而抬到救中国的牌位上来。
第二节 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
一、连续“进剿”的失败
还在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蒋介石在1929年6月22日就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望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一俟该股剿灭，即派第十师入延平助兄肃清全闽”。第二年，1月23日又致电驻在汀州的金汉鼎，说：“现朱毛窜赣，抚州告急，请兄速派有力部队追剿，先肃清朱毛，而后澄闽也可。”这一年8月2日，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速集所部，魁期进剿，俾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剿匪”总指挥部，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在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王金钰为督办；在湘鄂西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徐源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三省反共军队，筹划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围攻。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所谓“共匪攻陷长沙，湘、赣、鄂、闺、粤各省匪祸蔓延”的情况下，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召开湘鄂赣三省“会剿”会议。11月2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在《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确定后，“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湘鄂赣区亦须如此，请电告该两区”。4日，蒋介石又复电朱培德令江西部队限期收复吉安：“无论湘鄂部队进行迟速，而江西部队应迅即限期收复吉安，不可延缓，坐失时机。限鲁主席于哿目前收复吉安，肃清赣上下游，限定五五师于删日前克复景德镇，勿误。”12月2日，蒋介石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浚、长沙何键：“中定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延误。”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同时由南京出发，“视察各地匪军叛乱情况”。9日，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定第一次“剿匪”作战计划，调集第六、第九、第十九路军及航空队，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投入的兵力约有四万四千人。这三支路军中，以第九路军为主，由鲁涤平任总指挥，督率第十八师（张辉瓒）和第五十师（谭道源）负“围歼”之责。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由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统一监督作战地区的党政事宜。第六和第十九两支路军分由陇海及广东入赣“协剿”。早在7日，蒋介石就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有三个内容：
第一是军队区分。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师（师长毛炳文，有六个团）、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有四个团）、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有六个团）、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有六个团）、独立旅（旅长周志群，有两个团）。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有六个团）、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有六个团）、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有六个团）、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有四个团，该部12月20日改称为第二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路孝忱，有四个团）、独立第十四旅（旅长刘夷，有三个团）。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下辖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有六个团）、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有七个团）、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有两个团）。
第二是战略目标。认为“红军朱、毛各部退居赣南之招携、藤田、沙溪、东固、万安一带，黄公略一部退居永丰、安福一带；东固附近之红军有构筑工事企图顽抗之势”，为此，命令指出这次“围剿”的战略目标是“为消灭各部红军之目的，决定于吉安、太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固红军根据地包围而聚歼之”。
第三是各路军进展地区及到达日期。1.第六路军第八师集中黄陂后，限20日（1930年12月下旬）推进至宁都。25日前进至于都。第二十四师限15日到达东韶，推进至宁都。第四十九师、第五十六师及周志群旅由闽省限25日推进至石城、瑞金、会昌之战。2.第九路军之第十八师集中永丰，第五十师集中乐安，清剿招携、藤田、沙溪的小部红军后，限20日到达东固附近。第七十七师及新编第五师留一部在吉安、吉水，余向太和进剿，限20日到达。新编第十三师在抚州、崇仁，独立第十四旅在南昌、樟树各任后防。3.第十九路军由萍乡以第六十师向万安，第六十一师向太和，均限20日到达。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任赣县的城防。
当时，蒋介石自恃在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同时又掌握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所以，他一面对我红军力量相当低估，在中原大战结束，他将谭道源调回江西参加“围剿”时对谭说：“你马上开回江西，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讠永安（鲁涤平的别号），负责肃清。”另一面没有等蒋光鼐、蔡廷锴的后续部队集中完毕，就开始进犯。12月16日，是蒋介石指定开始攻击的日期。他们将攻击军战略展开于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一线。罗霖的七十七师在吉安，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在吉水，张辉瓒的十八师在永丰，谭道源的五十师在乐安，毛炳文的第八师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在南丰，正面有三个纵队的作战态势，即：右纵队张辉瓒（公秉藩归他管），中央纵队谭道源，左纵队毛炳文。同时，胡祖玉的第五师和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控制南城为第二线部队，防止我军的东逸。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在右纵队，张辉瓒师由吉水、永丰向前推进，按预定进度应于12月20日到达东固附近。公秉藩师如期到达东固，我红军已主动撤离，公师扑了空，却通电报捷，夸大战果，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各方面的贺电。张师在21日才迫近东固，适遇大雾，误认公师为敌，发起攻击，双方激战四个小时之久，互有死伤。事后，虽经解释，但公秉藩认为张辉瓒系功不相让，事出有意，即率部自由行动到固富，脱离张的掌握。张辉瓒也负气不再与之联络，并留下朱耀华旅守东固，自己率戴岳、王捷俊两个旅向龙岗冒进。26日到达龙岗，又错误地判断我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以外。27日继续东进，戴旅先行，离开龙岗行五六里路即遭我红军主力阻击。戴旅全部展开应战。此时张辉瓒和王捷俊旅、直属部队仍在龙岗，却不适时增援戴旅，对翼侧也不防备。我红军就由戴旅左翼迂回，直趋龙岗，王旅及师直属部队还未进入阵地，即全部遭到歼灭，张辉瓒、王捷俊及所属官兵全部被我活捉。此时戴旅更陷于四面包围之中，突围不得，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被我打死，到了黄昏，也全部被歼灭，戴岳混在士兵中逃出。留在东固的朱耀华闻败讯也后撤。蒋介石在南京得到张辉瓒被我打死的报告，写了八个字表示对张的“悼念”：“呜呼石侯（张的别号），魂兮归来！”
在中央纵队，鲁涤平一听张辉瓒在龙岗的败讯，即电令谭道源的中央纵队向左路纵队靠拢，免再被我军各个击破。谭道源按指定路线进据源头后，因我根据地坚壁清野，无法采购粮食，也找不到一个向导，如谭在战报中说的，“到了赤区作战真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因此在源头停顿未动。后奉命，于12月31日由源头移动，行抵牛头湾，后卫团即被我红军追及，打了两个小时就被我解决了三分之二。第三天，在东韶发生激战，谭师是饥疲参加，仓促应战，师部完全处于我火力网之下，指挥系统陷于凌乱，到了下午4时许，便全线崩溃，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谭道源虽打仗经验丰富，也只有单骑逃遁。谭派专人驰抚州于1931年1月5日发电南京、南昌报告战况。电文说：“职师江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某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众，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官员或死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蒋介石接此电后，在6日即给谭打了一份回电。蒋同谭总算在中原大战中还有一些交情，谭在当时是卖过力的，蒋在回电中说：“微电悉，贵师此次失利，殊深惋惜，尚喜兄等均能脱险归来，从此加以整理补充，惩于前而毖其后，则东韶之失，未始非吾人之砺。”谭败后，移驻高安，不久辞去师长职，过不久得军长虚衔，并无军权。
在左纵队，毛炳文师闻败讯也就悄悄地收了兵。
为了挽救战局，蒋介石同“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将领电文频繁。1931年11月2日，蒋介石复林蔚电说：“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迅向龙岗急进会剿。戴（戟）蔡（廷锴）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横之时急进求战。不可应此撤退，以张匪氛。戴蔡两师归朱逸民之指挥，令朱晋除（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可也。”3日，复鲁涤平电说：“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控，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诿，以一挫自馁也。”同日，蒋介石又致电鲁涤平、朱绍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说：“张辉瓒师在龙岗附近失利损失颇大，讠永安兄拟令戴师撤泰安，蔡师撤万安，毛许谭三师暂在原防云。此万不可，我等更应乘匪共得意出动之时，向其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现定部署如下：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朱总指挥率戴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切望憬然贤初二兄速乘飞机至赣州万安指挥所部，希勿延误。”结果，蒋介石这些命令起不了救命符的作用。第一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失败告终。鲁涤平亲拟电文向蒋介石报告说，“龙岗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很伤心。蒋在回电中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于是鲁涤平只好移驻吉安，收拾残局。不久，蒋介石将鲁涤平调到浙江，派何应钦接替鲁涤平。
1931年2月10日，何应钦兼任了南昌行营主任，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部署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特地增调第五路军（王金钰）和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参加这次“围剿”。名义上投入的部队有第六路军（朱绍良）的五个师、第九路军（鲁涤平）的两个师、第十九路军（蒋光鼐）的三个师和第五路军的五个师、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师，加上四个直属师、三个直属旅和三个队的空军，实际上直接参战的有十一万三千人，主要是第五和第二十六两路军。蒋介石深知这两支部队是杂牌，就采取了两手：一是封官许愿，分头答应过让王金钰、孙连仲任江西省主席（后来到1931年5月下旬，国民会议闭幕后宣布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王、孙都落了空）。二是制定奖惩条例，规定进攻革命根据地的部队，成绩卓著者，分别提高番号，发给奖金，记功和传令嘉奖；其因服从命令奋勇战斗，招致损失者，兵员武器优先补充；凡进攻不力，徘徊观望，贻误戎机者，予以惩罚，取消番号，撤职查办，或降级记过。同时，要戴岳写了一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印发给在赣的各部队。戴岳在这份意见书中采用问答式写了五个部分、二十八条。戴岳回忆说：这份意见书“其内容，除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恶毒诬蔑毁谤的一般反共滥调之外，有—部分也反映出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不能不改变前此对红军的估计”。于是在关于“进剿”红军的办法中，提出不能单靠军事取胜，必须党、政、军、民通力合作，以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加强协作，共同发挥战斗力，必须建立和加强地方团队武装，紧密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以减轻正规部队的负担；必须厉行清乡，彻底破坏工农革命组织，孤立红军，国民党进剿部队应分为堵击部队和追击部队两种，分区进行“清剿”以及严密封锁苏区等政策措施。
1931年4月1日，南昌行营命令各部队按计划开始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又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南丰以南，兴国、石城以北地区，以东周、黄陂、广昌、建宁为主要作战地带。先后经过东固、东韶及广昌等三次主要战役。
东固战役是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打的。该部几个师分别驻在吉安、太和、吉水、永丰，分三路纵队向东固地区推进，以右路纵队公秉藩师为主，中路和左路配合。在进犯中，“进入苏区愈深，困难愈甚”。公秉藩回忆说：“反动军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勺，没有坛坛罐罐，游击部队到处鸣枪示威，利用熟悉地形，隐藏在地形复杂的要害地方，伺机袭击队头，截击队尾，捕捉掉队士兵。反动军队进入苏区，就被搞得昏头昏脑，迷失方向。”尤其是第一次进入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对红军谈虎色变”，于是“深沟高垒，筑成堡塞”。5月16日，公秉藩师进至东固，遭我红军突击，溃不成军。公秉藩呼救无效，化装逃到吉安，分别电告南昌何应钦和南京蒋介石。何应钦复电要公秉藩速去南昌面谈。蒋介石一面复电，说先发收容费五万元，补充步枪二千支，并要公秉藩到京面谈；一面电令王金钰等调部增援。17日电令王金钰等说：“今蒋蔡各部已由岗城向东固驰援猛攻。则郝郭两师应即向东固猛进，不可延留直下，使蒋蔡孤立难支也。希即急进勿延，盼复。”19日又电令蒋光鼐等说：“昨电谅达，公师及唐师之一部虽失利，但郝郭二师尚未加入，故已严令郝郭向东固前进反攻，兄等务照昨电所定计划急进，切勿因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万望兄等合力进出，有进无退，非有死中求生之决心，则党国与官兵皆将不能幸免也。务希奋进勿延，盼复。”
东韶战役是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打的。孙部是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所收编的原冯玉祥的部队。当时蒋介石将孙部调去参加“围剿”我革命根据地，孙连仲是进退两难。若参加“围剿”，既怕被蒋介石以调往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遭到失败，落个“战败法办”的不好下场。若不参加“围剿”，又无别的路可走。终因形势所迫，硬着头皮率部去江西。部队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欢迎热烈，孙是受宠若惊。孙到南京后，蒋介石除任孙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外，还令孙兼任江西省清乡督办。1931年4月1日，孙部分别由宜黄、乐安向南推进，很得意，认为：“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当接到要增援东固的命令时，不知东固败退的部队在何处，结果自身遭我红军截击，受重创。孙部在败后撤到宜黄，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商讨如何谎报军情，结果捏造了一个情报，说：“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了不让红军逼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高师中村战败，由于指挥无方。两者罪责，请予处分。”这样一上报，不仅何应钦嘉勉，说孙的处置，顾全大局，是符合他的心意的，并答应所有损失，立即全部补充。而且蒋介石也慰勉有加，批准所有损失全部补充，计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二十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