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昌战役是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打的。该部除一个师在福建，余下的三个师由南丰方面出发，分三路向我革命根据地进犯。5月10日，占领了广昌、头陂、白水镇，在闽的一个师也入赣协击。此时，第五路军和第二十六路军相继遭受各个击破，于是朱绍良恐怕他的部队地位突出，就将部队撤回南丰，仅留一个师守广昌。5月27日，我红军主力进攻广昌，击溃余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30日，我红军主力又由广昌东进攻击建宁，将由闽入赣协击的朱部一个师打得只剩下五六百残兵败将。
第二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蒋介石又马上部署第三次“围剿”。一面令其原在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赣、闽各部分区扼守，一面增调嫡系部队入赣力图缩短战役间隔，尽快发动进犯。1931年6月7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孙连仲说：“中定旬日后来赣督师，陈主席铭枢昨已入十九路指挥，此时请兄等严督所部死守现在防地，切不可再望增加兵力，自馁其气。中来赣与诸兄共生死，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部队调遣与增减，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请勿过虑可也。”13日，蒋介石发表了《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14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说：“战斗序列仍以敬之为行营主任，兄为前敌总指挥兼右军团总指挥，孙连仲为中央军团总指挥，朱逸民为左翼军团总指挥，未知兄意如何？盼复。”20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熊式辉，提出了他这次“围剿”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作战计划”。蒋说：“中意赤匪主力虽向赣东闽北转移，而我军仍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故第十九路仍由吉安、东固、龙岗以达宁都。而以第五十二师之一旅为后续部队，以留守所克各重镇。第六、第十、第二十三师为一路，仍由永丰、藤田、招携前进以达广昌。而以第四十五师与祝旅为后续部队，其主力不经乐安，即由永丰向招携进展，以留守该路所克之重镇。如此第十八军仍在抚州，同时协同第六、第二十六各路进击匪之主力，第九师为总预备队。警卫第三旅由杭州开衢州，以策应赣东或闽北防务。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将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续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
1931年6月20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策划进剿事宜。22日，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了进犯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态势。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调集一百四十三个团（实际参战兵力十三万），分左、中、右三路（右路顺赣江往南，中路由永丰往南，左路更在东面）并头插入。总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据此，部署大要：1.左翼集团军何应钦指挥各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左翼南丰方面进攻红军主力；2.右翼集团军陈铭枢指挥各师从右翼方面深入苏区进剿；3.总预备队策应左右翼集团军作战；4.四县（吉、泰、万、赣）守备军担任该地区的清剿和维持后方防务。可见，左翼是蒋介石这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蒋的四个嫡系师都押在这一线。
7月1日，蒋介石下令各进剿部按计划攻击前进。结果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黎川以南，瑞金、赣县以北地区，以南丰、宁都间及黄陂、莲塘、兴国为主要作战地带。当时国民党部队判断我红军主力已由闽赣边境移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因此左翼集团军向广昌、宁都、石城地区进攻，结果扑空；又判断我红军主力在宁都西北地区，就狼奔豕突地向古龙固、小布一带进攻，结果又扑空，这真是“累死陈诚，拖死赵观涛”（这二人是左翼集团军的第一和第二两路挺进军的总指挥）。以后，又认为我红军主力在兴国及其以北地区，妄图利用赣江障碍，实行四面包围，围歼我军于兴国以北地区，结果又扑了空。我红军主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千里回师，集中主力于根据地后部，整训部队，待机破敌；当敌发觉我迂回其侧后的计划时，即改用中间突破，向莲塘、良村、黄陂方面突进。蒋介石给参加“围剿”的部队电报频繁，但无济于事。在6月22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说：“中刻抵南昌，计划已定，决先恢复南丰与南城间水陆交通，请转告毛、许、周各师长，此次固守南丰，牵制赤匪主力，勿绞猖狂，厥功甚伟。孤军奋斗，无任感慰，请为我代劳各将士为要。近情盼复。”29日，蒋介石对陈诚自抚州拍给他的表忠的电报（陈在电文中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职当小心谨慎，以盛气临之。但求有补于党国，勿辱及钧座，寸心无悔憾，其他非所知也。”）复电说：“古云，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又云：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请弟审慎出之。”7月2日，蒋介石致电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说：“中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当来右翼。请兄如期进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袭打吉城。兄以常驻吉安往来于前后方之间，可也。”第二天，又致电左翼和朱绍良、孙连仲、陈诚，“告以我军左翼兵力部署并指示作战要领”，电文说：“中正刻抵临川，前来巡视，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但行军间之前卫部队如一遇匪军，即应停止，一面详察敌情之虚实，一面选择据点构筑工事。如遇强匪则暂取守势，列阵抵抗，切勿急攻散斗，免中匪军狡计也。惟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贵在相机应变，此乃特举所见，以期稳健而已。希各官长审慎之。”15日，蒋介石复朱绍良电说：“广昌之宁都大道正面重要，兄是在正面为宜，则派铭三到白水指挥可。敬之约今日到南城，中将于一两日回南昌一行，请兄督促各部如期进展。左翼前方务请兄全权负责办理，勿稍客气为要。”19日，蒋介石复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告急电说：“请兄主持一切，共肩艰危。此间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余容续详。”同时，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朱绍良、蒋鼎文说：“第九师除留一旅守南丰外，其余两旅速向宁都前进，而康都、傅坊防务，即由第十师派水南或白水部队之两团接防。第九师派宁都部队务于廿二日以前到达。”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剿匪宣言》。宣言讲了他这次亲自指挥“围剿”的经过：“中正奉命剿赤，于六月廿日由京入赣以来，即于本月二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吹嘘说对我红军“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宣言的中心点是公开打出“安内攘外”的旗号。蒋介石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介石又表示他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决心说：“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2】30日，蒋介石给北平、南京、汉口、开封、洛阳、彰德等文武官员发了电报，说：“赣南各匪老巢东固、龙岗、黄陂、小布、古龙岗皆已为我军击破，确实占领，散匪不难于十日内肃清也。”末了，由于我红军主力发挥了打运动战的特长，先后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月，将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消灭了两个师、两个旅，击溃了一个师。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就在“九一八”后以惨败收场。
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又上台后，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蒋介石确定这次“围剿”的整个步骤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我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然后全力进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以这种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我红军的目的。
1932年5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曾浩森为参谋长。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何成浚指挥，为对付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右两路全力围攻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路军司令部设在信阳（后移广水），由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刘峙为副司令，下辖六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六安，由李济深兼总司令，王均为副司令，下辖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两路合计有三十万兵力。4月7日，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前往武汉（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18目，在庐山召开了所谓五省（河南、湖北、安徽及湖南、江西）“剿匪”会议，何应钦、何成浚、陈诚、熊式辉等人自南京前往参加，并有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数十人参加。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匪”方针，“确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3】计划第一步攻占我黄安（即现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我红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皖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我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之地，再由北而南，将我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歼灭之。还采取编织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反动党政机关和地方反动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其军事进犯。同时，蒋介石拟定一个“剿匪”要诀：“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4】在此前，蒋介石接到了徐庭瑶、陈诚、曾万钟、何成浚等先后电告所谓“匪势猖獗”，并作了电复。同时，蒋介石又专电各地将领。4月12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六霍匪情，非我七师往剿，必致弥漫皖北，请兄即照前令如期进剿为要。”6月8日，蒋介石致电朱培德、李济深说：“兹决派第十四军与八十七师到汉口，第九师到蚌埠，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而第一、第四师仍先恢复六安、正阳、霍邱之线可也。”同日，蒋介石又另致电朱、李说：“中刻抵安庆，定本晚赴九江，现决定第一、第四、第七与十二各师同时向六安、正阳、霍邱前进，限本月廿日以前确实占领渒河两岸地区。”6月28日，蒋介石再次到武汉加紧部署。7月2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会议，“指示：（一）注重守土责任。（二）县长应具与县城共存亡的决心。”【5】3日，“召见鄂省地方豪绅，垂询意见。”【6】12日，蒋介石又亲自召开湖北省所属各县县长会议，作了长篇训话。他说：“今天，集合湖北的县长于一堂，就是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蒋介石还提出“剿灭赤匪”的方法“不要注重到军队，完全注重人民，要拿地方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来维持地方，剿灭赤匪”。在训话中又大肆吹嘘了曾国藩、胡林翼如何“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要县长们效法曾胡的精神。7月上旬，各路纵队陆续开始“围剿”行动。蒋介石给参加“围剿”部队的将领是电报频繁，调兵遣将。7月15日，蒋介石致电林蔚转朱培德、李济深，“霍邱既克以后，皖省剿匪交王均总指挥负责处理”。8月20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匪之主力全在鄂东，此次在黄安七里坪决战，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则皖西各部应乘机急进，如期占领指定地点，并严令督促勿延。”同日，蒋介石又致电曹浩森说：“七里坪匪既东退，则我军部署，拟以第三、第八十、第八十三各师，为一纵队，归陈继承指挥，向新集进攻。而以第二师调回开封，第十师调回武昌，整顿补充，第八十九师暂驻七里坪附近为陈纵队之预备队。第三十师驻黄安附近清乡。第十三师调麻城，第三十一师调武长路，第十一师仍调罗山集中，为豫南总预备队。如此布置较妥。希以此意转商经扶，并催限期速占新集为要。”9月22日，蒋介石为了庆贺胜利，致杨永泰条示：“新集县名准称经扶县，金家寨县名准称立煌县。”同一天，蒋介石向林森（国民政府主席）报告说：“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廑念。”
蒋介石在鄂豫皖“围剿”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还在1932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复陈诚的电报中已确定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的军事头目：“已定敬之为江西总司令，陈伯南为副。”5月1日，何应钦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部，拟定了“围剿”的方针和部署。总的是采取军事与政治并进的方针。军事上，划分地区，逐步“清剿”，先行消除各区分散的红军，夺占一地，即恢复其反动统治秩序，然后对赣南大举围攻。政治上，按其庐山会议决定，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我根据地，加强地主武装，加强镇压和诱骗民众等。其部署是将赣粤闽湘边区划分为九路，全赣又划分为六区，先是“清剿”。“围剿”部队分为三路，中路军陈诚，左路军蔡廷锴，右路军余汉谋。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鼐、蔡廷锴、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曹浩森说：“中今日到沪，明日赴杭，请以中正名义以分别代电前方各军师旅长努力清剿。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取华北，甚望我剿赤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竟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清，则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欲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不先安内，何以攘外，必陷进退两难之境。希深明此意，耐冻忍苦，完成剿赤抗日之全功。”26日，蒋介石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说：“倭寇侵热北犯，其期在即，如赣南匪剿不早日击破，则到时内外并顾，更陷不利，如十九路军能早短期内进逼瑞金，则陈伯南部必可由筠门攻会昌与于都，十八军即可由南丰、黎川进宁都、石城，未知兄处最快何时可以实施？”同日，蒋介石又致电陈济棠说：“兄清匪计划与中完全相同，倭寇北侵，不过时日问题。故又不能不迅速准备，尤望于赣南匪巢早日肃清也。”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更彻底地反映了这一反动思想与决定。他说：“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计暇计焉！”【7】
1933年1月1日，陈诚带领的中路军在北方展开进犯。当时蒋介石的战略构想是谋求迅速歼灭红军主力，以三路分途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剿，置主力于中路。具体的：“1.中路军之第一（罗）纵队、第二（吴）纵队、第三（赵）纵队，分别集中于宜黄、临川以南之龙骨渡及金谷地区，向广昌、黎川进攻，包围匪军主力于黎川地区而歼灭之。2.左路军，负责闽西北自崇安、邵武、永安、龙岩地之肃清，维护境内交通之安全，防堵共军向闽北窜扰，并协同中路军进击光泽、泰宁及连城等地。3.右路军，负责闽西、赣南、粤北边区，自永定、上杭、安运迄赣州一带零星共军之清剿，并维护交通安全，及防堵共军向南窜。4.如共军主力向临川，或向闽北建阳一带，或向赣南瑞金移动时，另按指导要领行动。各部队统于六月六日前集中完毕。5.航空第三队则以南昌为基地，与各路地面部队配合作战。”【8】27日，蒋介石由南京前往江西“督饬剿匪战事”。30日，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表训话，分析战况并说明内心的准备，叫嚷：“完成剿匪任务，才不愧做一个江西革命青年。”31日，在南昌举行了“剿匪”军事会议，重新决定“剿匪”的作战计划。2月6日，蒋介石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设置行营，统一指挥“剿匪”军事。
这次“围剿”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又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一方面是日军于1933年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热河侵犯，民族危机加深，国民党许多爱国将领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参加“剿共”。蒋介石在3月23日打给何应钦、黄绍竑的电报可以集中地反映出来。电文说：“此次剿赤挫失，短期内必难进展，且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可否请商两广与闽先负剿赤任务，陈部仍在赣中堵剿，以期早日肃清，俾得一致对外也。”蒋介石也深感抗日与“剿共”两头顾不上。他在3月27日给何键的电报中说：“中刻回京，闻江西进剿失利，匪势猖獗，众议非中亲往主持，则应另派大员督剿。中此时以抗日之任，未能诿御，故不能兼顾剿匪，未知兄能赴赣督剿代我职权，以分忧劳否？如能毅然慨允，则南顾无虑，公均感矣。”
另一方面是“围剿”的国民党军队遭我歼灭。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中路军第一纵队罗卓英指挥官奉命由乐安进击围攻南丰之共军主力，乃命所属第五十二师由乐安经蛟湖的黄陂集中，第五十九师经霍源向河口附近集中，嗣该两师为共军假情报所欺，于二月廿七日进入乐安以东山区之蛟湖、霍源地方，分别中伏，与共军主力第一、三、五、七军团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9】实际上，在黄陂登仙桥地区，陈诚苦心经营的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遭我红军主力全歼。3月4日，蒋介石专此致电陈诚安慰与打气。电文说：“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义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惟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此令。”《剿匪战史》又说：“中路军陈总指挥决心向赣南挺进，仍以第一纵队为主力，将第五、九两师配属该纵队，先行进剿招携太平圩之共军。第十一师受命为先头部队，于三月二十日午后经东陂攻占草台岗；入晚因山路崎岖，乃露营于霹雳山一带，然国军之企图及行进路线事先已为共军所侦知，乃在该山区集中主力围攻第十一师，并切断与第九师及五十九师之联络，经激战至二十一日二十时许，十一师余部方转进至黄陂附近收容整理。”实际上，在东陂草台岗，第十一师全线崩溃，旅团长伤亡过半，师长负伤，全师只剩下不到三千人。当时陈诚在电话中接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报告时，震惊几乎晕倒。陈诚对收容的残部大骂：“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说什么过去十一师只有个人带伤服务，现在要“集体”带伤服务，以“报仇雪耻”。
二、庐山训练
1933年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进而进犯长城。在紧迫的华北情势之下，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6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保定。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弥漫全国，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受影响，要求北上抗日者颇不乏人，不但在下级军官，就是在师级以上的人员中也有其人。第十一师的师长萧乾就曾愤慨地说：“在江西‘剿共’负了伤，到后方去就医，不敢抛头露面，而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住在北京协和医院里，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他。相形之下，谁愿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到了这一年4、5月间，华北的形势相对地逐趋稳定，蒋介石马上赶回南方，筹划新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围剿”。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为《剿匪要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25日，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题为《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对以往四次“围剿”的失败与今后的作法谈了一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大概土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现在我们就可以就几点来研究我们今后剿匪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的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统军作战制胜之道》和《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两个报告，还解释了所谓“得胜歌”。在“制胜之道”中，蒋介石讲了七件事，着重讲了“对剿匪被俘而放回的官兵处置办法应加研究”，极力鼓吹：“现在我拈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一、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二、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三、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果真被俘，更要切记这一句话。’”在“安内与攘外”中，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地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么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的武力，若是遇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危急，那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蒋介石在报告中十分露骨地说：“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病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会毕，蒋介石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这次崇仁会议，是蒋介石的心理战的一次会议，目的是以他独裁者的影响，来压制军队中的抗日情绪以及畏共而厌倦“剿共”的情绪。5月13日至1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题为《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开幕词与闭幕词。其间，蒋介石在所谓国父纪念周上作报告说：“江西完全匪化者六县，人口三十万，民国十八年以来，战死者十万，被匪杀死者五六万。匪在经济、武器及其他方面均败坏，惟组织严密。剿匪战争非武器战争。”政治训练会议后，蒋介石在南昌科学会馆对在“围剿”我革命根据地中遭到惨败的第五十二师“官兵”作了打气性的讲话；随后又传见了“剿匪”部队军官，讲了“带兵要领”。21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蒋介石先令控制崇仁、乐安之中路军主力及赣粤边境之右路军，与赣闽边境之左路军，严密堵剿，从而便利全盘“围剿”部署。6月2日，蒋介石在庐山主持了牯岭会议后赴南昌。8月，在南昌行营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10】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题为《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诀》、《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和《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等八个报告。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报告中，蒋介石讲了这么几点：第一，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蒋说：“这一次在预备的清剿时期中间，还有一个功夫抽出来，我们可以来讨论来研究，要希望各位将领和各位参谋长大家共同一致地来彻底讨论一个消灭赤匪的很中肯的恳切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一次请各位来开这一个会，不是平常普通的一个会，就是我们生死存亡，我们全军的生死存亡，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统统在这会关头。”第二，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蒋作过一个概括：“在这很短的会议中，我们以剿匪为核心，已经就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将各种问题详细剖说并共同做彻底的研究。”在这里，有具体怎么进行“剿匪”的十五条意见和“剿匪的要诀”，有从战争观上谈“剿匪”，有将领们如何带好部队来“剿匪”，有“剿匪必须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阐述，等等。
五省“剿匪”会议之后，在新的一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紧锣密鼓之中，蒋介石为了集中训练他的军事指挥官，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这个训练团的始末，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中说：“庐山训练团成立于二十二年的夏天，廿三年仍继续办理。廿四年蒋先生入驻四川，就改在峨嵋山训练。廿五年夏天，两广事变发生，蒋先生赴广州，暂停了一年。到了廿六年，重新恢复。廿六年以前，我虽时常往来这些地方，但没有直接参加过训练工作。而且以前的训练，完全以军队重要的干部为对象，他的作用，是将过去曾互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精神感召及恳切训导之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镕，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同时更积极的造成了精神团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促，受训人员在学术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言之，可以说是未来抗战建国的一种原动力。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这个训练团围绕着新的一次大规模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在1933年和1934年分两个阶段各办了三期。
第一个阶段是“围剿”开始前夕办的，从1933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办了三期，每期三周，共受训了七千五百多人。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是非常突出的，蒋介石在7月11日对教官顾问说：“这次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训练内容，有“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要目。
1933年7月18日，训练团“开训”。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讲。他说：“我们这次召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并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我们要想到剿灭土匪，湔雪大家的耻辱，惟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培养全军的信仰。所谓信仰，即我们做一个革命军人，一定对自己要能自信，对部下要能信任，对主义和上官，尤其统帅，格外要能信仰。”“所以，这次训练期间，一定要注意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信任力’与‘信仰力’。”蒋介石当时是“再三亲临讲堂，对学员们耳提面命”。【11】就在“开训”的第一天，又作了《革命军官须知》的讲话。7月22日、23日、24日、31日和8月3日、4日，连续做了六个讲话。8月13日，第二期开始，蒋介石作了《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的开学训词。他说：“这一次要大家到军官训练团来训练，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我们的革命精神。具体地说，就是要恢复我们民国十三年那种奋发向上、猛勇精进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从何而来呢？一言以蔽之，是由做人的道理，即革命的人生观，发生出来的。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学着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轰轰烈烈地来干一番做人的事业，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为我们的祖宗父母争一口气！现在我们要剿灭赤匪，抵御倭寇，也就是为此。因为土匪不仅到一个地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弄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爱兄弟，不要国家民族，不讲礼义廉耻，毁灭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和历史！总之，共产党要叫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一个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就是不许我们做一个人！要中国人都做禽兽的行为！不许我们过人的生活，干人的事业！所以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不让他们始终陷在匪区沦为禽兽，所以我们剿匪就是打禽兽！打禽兽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消灭禽兽，一方面是要救济我们的人民，不让再被禽兽来压迫，一天一天禽兽化，要使他们赶快获得一条光明大道，重新来做一个人！这就是剿匪的目的和我们军官团的宗旨与精神。”接着，在8月14日、15日、20日、22日、27日作了五次专题讲话。9月3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做了《国旗与军乐之意义》的训话和《庐山军官团与黄埔军校之前后两大使命》的开学训词。他说：“我们现在在庐山训练革命军军官，是先要消灭赤匪，先扫除我们国民革命的障碍，再来收复失地，完成安内攘外之大业。”接着，在9月10日、12日、17日、18日、21日五天做了七次专题讲话。
在这先后的二十五次讲话中，蒋介石着重阐述了他亲自编写的《剿匪手本》。他在《手本》的绪言说：“绪言就是本书起头最紧要的话头；这剿匪手本绪言以下还有六篇，这六篇都很重要，统统都要明白，但是全书最基本重要的东西，还是最前面这一篇绪言。我相信你们各官长学员如果真能彻底了解这一篇绪言，常常拿来看，无论是遇到什么危险困难的时候，凭你们自己革命的精神和能力，一定能够打破一切！”又解释说：“我们剿匪四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长士兵，匪势一天天猖獗起来，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般革命军人‘主义不明’，‘心志不坚’，如果能够明白主义，能够心志坚定，抱着有我无匪，有匪无我的决心，本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来共同奋斗，匪一定早已剿灭了。所以今后要剿灭土匪，一定要我们一般官长能增进自己对于主义的真认识，从而发生真信仰，如此则必能心志坚定，百折不挠，则剿匪之功，可立而待。”在第一个阶段训练的讲话中，蒋介石将《手本》的前四篇作了解释。第一篇名曰“救民”，《手本》写道：“今赤匪乱国害民，招致敌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蒋介石解释说：“目前我们中国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果国家的内乱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灭，我们国力就无法集中，而政府的行动必为匪所牵制，不能抵抗外侮。因此，我们要抗日，必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然后才可以集中我们全国的力量，一致地来抵抗外寇，以挽救国之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内是攘外的前提，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第二篇名曰“气节”，《手本》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赤匪，邪说充塞，故人欲横流，廉耻道丧，若不急起挽救，则国固不国，而人民且将沦为禽兽矣。”蒋介石解释说：“如果我们不把土匪打完，我们的国家，要变成功一个禽兽世界了！所以我们非剿灭赤匪，不能维持从前祖宗遗下来的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能，和继续发扬我们固有的历史文化！”第三篇名曰“纪律”，《手本》写道：“纪律为军队命脉，故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乃为军人惟一之天职。”“如此，全军畏威，法立令行，军事方能日起而有功，庶几同心一德，併力向敌，而谓匪之不灭者，未之有也。”蒋介石解释说：“要我们有‘过则相承，功则相让’的精神和能耐，因为必须如此，然后才能够精诚团结，上下官兵共同一致来剿灭这个赤匪，完成革命的事业。”第四篇名曰“智勇”，《手本》上引了胡林翼、陈几亭的话，写道：“今日赤匪枭张，我军失利者，皆非斗力而败，实在我谋之不精，智之不足也，故以后本军剿匪，尚勇之外，必须重谋。”蒋介石解释说：剿匪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冒险犯难，缒兵钻隙；军人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成功与成仁。
在训练期间，蒋介石又在庐山校阅了各师的射击手，两次讲了话。他一再说：“我们这一次剿匪，不仅是我们革命全体官兵的荣誉和耻辱，成功和失败所关，而且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土匪不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们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第二个阶段是“围剿”进行的后期办的，从1934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也办了三期，每期仍为三周。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不过着重进行精神教育，进行所谓“军人魂”的教育。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基本得手，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且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1934年7月9日，第一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做人的根本大道》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军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这个做人的道理，就是我们各人的灵魂，也就是军队的灵魂，而且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而，他说：“这个做人的道理，当然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国家民族和军队的灵魂，当然亦是总理惟一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总理在三民主义内所指示我们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门径，就是实现主义的着手之处，这个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所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惟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可以实践八德，才能够实现主义。”接着，蒋介石在9日、10日、11日，16日、23、日、24日和25日，作了十次讲话。8月6日，第二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军官团训练的目的和方针》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我们各位学员到军官团来受训练，其惟一的目的，是要先寻着我们军人的灵魂，再来挽回我们整个国家的灵魂！亦就是要先提高我们军人的人格，再来提高我们国家的人格！换言之，就是要创造我们军人新的生命，来创造我们新的中华民国！”国家和军人的灵魂是什么呢？蒋介石说：“就是总理所首创的三民主义。”从6日至8日，蒋介石就《军事教育之要旨》作了五次讲话。8月25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毕业典礼上说：“在第二期的训练期间，本团长因为自己身体不适，以致在最后两周，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凡要想交给你们的一切精神和重要的讲话，不能一一讲授，这是对于各学员觉得很不安心的一件事！”接着，谈了所谓“作战的要诀”。9月9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总理首次革命纪念暨本团第三期开学之意义》的开学典礼训话。他说：“我们此次到军官团受训练的意义，就是要使我们全国的革命军人真正能够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我们此次来受训的目的，简单地讲，就是要听到做人尤其是做革命军人的道理，发扬军人的道德，以增进民族的道德，恢复军人的人格，以提高国家的人格，要回军人的灵魂，以光大国家的灵魂！总之，就是要创造军人的新生命以创造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我们此次来到军官团受训所应抱定的宗旨……就是古人所讲的两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接着，蒋介石在10日、11日、15日、17日、18日、23日、24日、26日和27日作了九次讲话。
蒋介石在第二个阶段三期的二十九个讲话中，主要讲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着手处，就是“明礼义，知廉耻”。当时，蒋介石是想通过这种所谓“灵魂”的教育，来改变军队的政治思想面貌，要树立一个所谓总的奋斗目标。第二，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这就是要绝对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与指挥。听到“蒋委员长”，马上一个立正，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三，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这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在讲话中还专门分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从中国学去的，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第四，鼓吹“将过去的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彻底改革，一扫而空”。这种“颓风恶习”是指：“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逸，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当然，在精神教育中，是把反共作为一个主要内容，蒋介石在多次讲话中，总结了他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要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记取。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中，蒋并不像第一个阶段的二十五个讲话那样咬牙切齿地、满嘴的反共言语，这次更多地讲了“攘外”的问题。
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骗取士兵的卖命，同时也为了减少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我红军的阻击。周恩来在1936年7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蒋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五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12】
三、第五次“围剿”的得手
1933年8、9月间，蒋介石完成了“围剿”的准备工作，将进剿的部队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三路，北路军为主力。8月16日，他致电熊式辉、贺国光说：“北路军进剿准备，务限九月廿日以前，一律完毕。其战斗序列：总司令刘峙【13】，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其下拟分三个或四个纵队，以卫立煌、薛岳、陈诚、赵观涛各指挥一个纵队。第三、第九、第十、第八十、第八十三各师由卫指挥，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各师由陈指挥，第六（现暂列入薛路）、第四、第七十九、第八十九各师归赵指挥。此外薛路照另电先编。至后方守备部队，第二十一、第五十三、第五十五、第八、第二十四、第二十七、第九十二各师与河南三十五师皆可调用，而二十五师与四十六师则移驻富田，至吉安防务届时另派西路军十八与五十七或七十七师进驻也。并催西路军如期完成使命为要。”9月10日，蒋介石又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举凡中正在抚州与南昌参谋会议以及此次庐山训练各讲义，皆应仔细查阅研究。均为缺一不可之要诀，尤其对于剿匪手本与剿匪训练要旨，更应时时实施。凡遇将领必时时以此为课问之本，以试其对剿匪有否决心也。并以此意转勗各师官长为要。”10月初，蒋介石在南昌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作战方略。“他采纳了德国顾问的建议，采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集中兵力的战术，最后靠优势兵力（五十万国民党部队对付十万红军正规部队）逐渐缩小包围圈取胜。”【14】“过去围剿，是以传统战法对付共军之运动战，每轻用攻击战术，乃至孤军深入，常招致各个击破之后果，如第一次围剿龙岗之战，第二次围剿广昌之战，第三次围剿黄陂之战，第四次围剿蛟湖、霍源之战，皆蹈同一覆辙。第五次围剿乃改采‘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战略指导，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绝不轻进。举世闻名的碉堡战术，即系此时所倡，发挥了‘步步为营’与‘严密封锁’宏效。”【15】事先，在7月28日，蒋介石就致电贺国光通令各总指挥军师旅团长说：“清剿各部到处以修堡筑碉为惟一要务。”8月6日，蒋介石又致电熊式辉、贺国光说：“匪部将来必西窜，对赣江西岸之碉堡设计及实施办法，务希速定。并指定负责部队，并限期筑成，派员督促，凡封锁之碉堡，其防守兵力最大限不得过二连。如大市镇则督筑围寨，责成保甲办理。而省政府助其械弹与指挥训练之员负责指挥为要。”9月10日，在致熊式辉并转蒋鼎文、卫立煌电文说：“永乐与吉水间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可见，蒋介石是把“碉堡战术”放在首要的位置。10月17日，蒋介石以战守字第213号令，指示各部队行动纲要。北路军根据行营“围剿”计划，下达作战指导，第五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行动正式开始。
这次大规模的“围剿”按照国民党的讲法，分为两个阶段，以1933年底“闽变”为界，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为前期，1934年2月至同年10月为后期。
在前期，主要战役有：资溪桥附近战斗。这是第五次“围剿”开始以后的第一次重要战役，“已发挥出碉堡工事之显著效果”。1933年12月14日，蒋介石急电告蒋鼎文、刘和鼎、赵观涛说：“我军昨日已占领资溪县城。匪军死伤极重，特闻。”接着，黎川、南丰、硝石地区战斗，切断了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福建西北根据地的连接，包围圈逐渐缩小；南丰、宜黄间战斗，使广昌处于危急。“闽变”发生时，北路军抽调十一个师由蒋鼎文率领入闽，“第三路军仍以主力继续进剿”。在后期，“闽变”已平定，蒋介石再以全力继续向赣南闽西进剿，给前线头目的电报十分频繁。1934年1月29日，蒋介石致电刘和鼎、冷欣说：“自廿五日起，匪伪一、三、五、七各军团皆回泰宁附近，与我阵指挥所部在樟村、横村、王村、毛村一带激战。望我闽北部队迅速恢复沙县，并向建泰方向努力前进，威胁匪之侧背勿误。”2月22日，致电熊式辉、贺国光，“指示沙溪既已占领，应即向永宜以南地区推进”。25日，致电顾祝同、陈诚说：“十八军占领荷田岗后，其主力先向杨林渡、内舍、罗坊一带伸展为宜。不必向石嘴方向急进，以免攻坚，如能先占白舍、罗坊，则南丰与广昌公路即可开始修筑，将来南进更易也。并望限期进占白舍。”2月25日，致电在闽的蒋鼎文、卫立煌说：“第三，第九师务于本月杪集中漳州，准备下月东日由漳州向龙岩前进，预定鱼日到达龙岩城，为要。漳泉、永静一带如何部署，即由俊如兄负责处置，详复。”3月1日，致电汤恩伯说：“匪一三五九各军团主力已于宥日由康都向广昌退窜，兄部应乘占领沙县之胜，从速急占泰宁，期与我黎川、德胜关之第五师及熊村、金坑之第十六师联络。”13日，又致电顾祝同、陈诚说：“推测匪情，其在枫林、三溪现在抵抗一线为其之生命线，亦为我军进入赣南匪区胜利之第一步，故匪必在现地死守顽抗也。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阵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15日，致电刘和鼎、汤恩伯说：“此次我北路军南丰前方三坑东华山之役，匪部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各军团集其全力来犯我阵地，自真至寒四昼夜，卒被我军消灭过半，生俘两千余名不计外，其在阵前遗尸未收者尚有三千余具，则其死伤之大可知。从此匪胆已寒，不难如期聚歼，一鼓荡平，尚望我各路军将士一致奋起，努力猛剿，早奏肤功，完成大业，有厚望也。”4月9日，陈诚部开始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南重要基地广昌进犯，经二十天的反复冲杀，至28日占领了广昌。5月1日，蒋介石致电蒋鼎文说：“广昌既已占领，此后朱匪主力必向东路袭击，望迅将旧县与新泉碉堡线完成后，抽各师主力速筑龙岩至新泉公路，完成后再向连城逐步推进，故此时进展不必过急，但龙新公路务趁此半月工夫限五月删日完成通车。各师筑路部队应分段定时与工程期限，皆应由总部负责规定令行，并随时督理毋使延误。”16日，建宁被汤恩伯部所占。同时，沙县、永安、连城亦先后被东路军所攻占。8月27日，蒋介石致电贺国光、顾祝同、蒋鼎文说：“东北西路军预定九月份进剿到达之线，东路军到达长汀城，北路军到达石城、古龙岗与兴国之线，为要。进剿部署与日程，盼详告。”10月4日，又致电贺国光转陈诚说：“中意克复石城后，留汤纵队守石城，同时使罗纵队主力急转于头陂，迅占胡岭嘴，使与攻克石城日期相差无几，或进攻石城时以汤纵队任主攻，而令罗纵队为总预备队，一俟石城占领，即可转移兵力，不致误时也。”6日，石城被占。接着，古龙岗、兴国也被占。至是，瑞金屏障全失，已构成了合围的态势。南线之筠门岭、上杭亦被占。筠门岭为一分水岭，扼闽粤赣三省要冲，筠门被占，会昌不能守，而会昌与瑞金相连，会昌一失守，瑞金也绝难保存。闽西方面，要地上杭被占，长汀难保。上杭、长汀为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仰给所在，赣南的物资多依赖上杭、长汀供给。上杭既失，长汀动摇，实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极其严重的打击。10月9日，蒋介石致电陈诚说：“欲促进战局之以早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第四与第八十九两师由汤带领东移，则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路会合后，即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线之兵力与时间也。如该两师不便调往，则调第八与八十八两师亦可，而现驻资金溪之一师，届时仍可调回广昌以南地区也。”18日，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开始向西战略转移，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在1934年9月底，蒋介石认定江西的“围剿”大势业已完成，胜利在望，显得飘飘然。10月上旬蒋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山视察，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等地，分别接见了当地的军政头目，争取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对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10月中旬，他接到南昌行营转来的情报，知我中央红军西移，匆匆赶回南昌部署善后处理。当时他十分得意地说：“不问红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又说：“红军不论走那一条路，久围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这时，陈诚向蒋介石报告说：“1.综合最近各方情报，匪之西窜之路线似由会昌、信丰。安远间经大庾以南，再向西北走湘南、桂阳、汝城，沿湘粤边境，越湘水入川南，乃无疑义。其突围部队必系匪第一、第三、第五等军团之主力，而留置杂色匪部于赣南老巢。其军政匪首必随之流窜。堵截之法惟迅速抽集部队于南雄、大庾、信丰及桂东、汝城一带，迎头痛击；于湘南赶筑碉堡，训练民众，坚壁清野，以逸待劳，勿使获得喘息。2.北路军应迅速乘机将守备部队除必要者外，一律推进构筑兴国、宁都、于都、赣州之线碉堡，否则，如待进剿部队先予构成再行接替，未免延迟过甚。3.以现势观之，匪已西窜，如出进剿部队追击，不但鞭长莫及，且亦不可能，此时对军队本身及环境观之，可令周浑元部就近准备追击外，其余实有整理并从速肃清敞匪之必要。4.为摧毁赣南匪之根基计划，应划赣为特别区，派遣能员负责，注意小学教育，以期改善儿童心理，对无主土地，应给予平民，或补偿因修路损失之民众；再交通网亦应继续完成，庶为将来军事政治推进之基础。”【16】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意见，一面命令抽调部队，进行追剿；一面对我革命根据地被占领的地区实行“绥靖”。10月26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贺国光说：“薛、周两纵队集中后，如赣南匪主力军越赣州信丰之线时，应即以周纵队，取直径向郴州耒阳之线，薛纵队向宝庆、永州之线进出，先将行军日程与运输计划详细规定，以免临时仓促。”31日，致电陈济棠、白崇禧、何键、顾祝同、蒋鼎文说：“赣南匪部已由赣州与大庾之间向西逃窜，此匪不灭，不惟民无瞧类，而且国亦难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真正努力，均将于觇之。即就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乎此。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期获最后之胜利。兹特责成伯南、芸樵、墨三诸兄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二十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肤功也。”同日，蒋介石致电薛岳、吴奇伟说：“此次追剿，为民族与革命存亡成败之所关，望督励诸将士努力前进，急起直追，期获最后之成功。”与此同时，南昌行营在11月21日，对赣闽两省的“绥靖”作了部署：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孙连仲、刘兴、毛炳文、陈继承、谭道源、余汉谋、张钫、赵观涛为第一至第八绥靖区司令官，陈诚为驻赣预备军总指挥，辖四个纵队。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刘和鼎、卫立煌、李延年、王敬文为第九至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卫立煌为驻闽预备军总指挥。而且规定这个绥靖部署自12月1日起施行。11月24日，又以命令规定并说明绥靖计划。还将瑞金、石城等六个县划为特别政治区，拟具所谓《施政建设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