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蒋介石决定抗日
一、“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限度的变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1937年1月2日由南京乘飞机去奉化老家溪口静加疗治。“居溪口一月，寓慈庵。”2月2日，蒋介石由溪口到杭州接受X光检查，以疗治他在西安事变越墙时背上的跌伤。9日，他赶赴上海医治他的脊骨。12日，他飞往南京，筹备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这段期间，蒋介石对“剿共”和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显著变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已中止了“剿匪”，撤销设于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1月31日，顾祝同直接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了“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回答说：“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但是，反共这一点，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他在2月8日给顾祝同关于征求共产党的同意的指示中说：“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上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如彼与兄【1】面谈，可以此言切实直告。盖以总理与越飞共同声明【2】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最集中地反映在他2月5日的日记上：“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即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五届三中全会）。会前，在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各派展开了剧烈的争论。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18日，宋庆龄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在会上发表演说。她首先斥责了患有恐日病的国民党政客汪精卫等，接着她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团结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抗日力量。她又驳斥了“抗日必先剿共”的滥调。她说：“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宋庆龄等的提案，在会上被通过，但不准发表。冯玉祥在回忆中说：“到了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那一次签名的人共有十三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说：‘还是把三大政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商、学、兵。’……案子通过了，不许发表。”【3】相反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以答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此案提出了“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四条：“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决议案中，反共的调子是大大降低了，只是用了“取消”、“停止”的字眼。在全会通过的《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对内方针为“和平统一”。宣言说：“至于国内，则和平统一，数年以来，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盖必统一，然后可以建设现代国家，以当救亡图存之大任，必和平然后人人皆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驯至于真正之统一。惟于此有宜注意者，和平统一与停止内战，其含义有广狭之殊；和平统一之目的，在集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排除当前之国难，且进一步以踏入于民权主义之大道，明乎整个国家之义，则必知统治权之不可分，尤其军事、外交、交通诸犖大端，有关于国防之需要者，不可不由中央总揽其成，否则部分独立，适成为劣等之有机体，终无所逃于国际之淘汰，明乎整个民族之义，则必知同为国民，休戚相共，纵因职业关系，个人间或团体间情感稍有差异，而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况当此外侮洊至，为国民者，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万不可惑于阶级斗争之说，以自析其团结。凡此二义，实为和平统一之真谛，故所谓停止内战，仍谓在同一主义之下意见之分歧不取决于武力，而取决于商榷，非谓分裂国家分裂民族之举动，亦可藉停止内战之口号以为掩蔽，而无忌惮以进行。”可见，这次全会不得不声明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国共两党可以在“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四条下进行一些“商榷”。这个态度在蒋介石的2月16日和18日的两天日记中有反映。16日日记说：“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独立自主为基础。”18日日记说：“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全会闭幕后，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向国民党自首。
总而言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那真是一个谜了，不过那谜慢慢也露了一些曙光，廿六年三月间，中央召集一个全体会议，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虽然该案开始批评了共产党一顿，但该案的内容，确是容许共产党活动的。共是不剿了，红军可以收编了，苏维埃的边区政府也可以存在了”。【4】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4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准蒋介石请假两月，以资休养。5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5】接着就上庐山，并同汪精卫一道，召集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这时，“行政院各部室亦复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6】在这期间中日交涉面临破裂，日本外务省训令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用各种方法解决中日之间的基本政治问题，其要求：“一、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二、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本在华权益。于远东发生战争时，中国应对日本保持亲善之中立态度。三、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对此，当时蒋介石十分气愤，他在4月11日的日记上说：“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而待也。”4月16日，日本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省大臣开会，决定了新的《对支实行策》和《北支指导方案》。前策是实现川越茂在1936年9月23日口头向国民党外交部张群提出的“严酷要求七项”：“（一）创立缓冲区域，包含冀鲁察晋绥五省。（二）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三）订立共同防共协定。（四）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航线。（五）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六）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七）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后案是要国民党政府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由于日本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张群同川越茂经过七次谈判，都无结果。最后张群表明：“我国决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交涉，而同时在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日之准备。”
二、蒋介石命令宋哲元抵抗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消息没有马上传到庐山。“七月七日日军攻战卢沟桥，山中问信较迟，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7】这时蒋介石采取的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8】。
事先，日军在华北的挑衅行动日益露骨。日军以北平郊外的卢沟桥附近为演习场所，逐日不断地训练、示威，并且计划以由丰台到卢沟桥一带的六十多公顷土地建造飞机场，执拗不休地要求中国方面卖给这块土地。由于中国方面不予理睬，日军就一方面向中国地方行政当局施压力，一方面更增加了在卢沟桥一带挑衅演习的频度。最初演习不过是每月或半月一次，后来渐渐增加到三天或五天一次；最初用虚弹射击，后来改用实弹射击；最初是白昼演习，后来是夜间演习。演习部队有几次竟要求穿过宛平县城，都被中国守军严厉拒绝。这些情况，在“七七”前严宽发给何应钦的密电中谈及：“卢沟桥、长辛店、回龙桥、平汉线上附近日军实弹演习约一周，乡民甚恐。”事变一发生，严宽又马上两次密电何应钦转蒋介石：“日军在卢沟桥实弹演习、示威多日。阳夜，日军强迫入市，遂与我冯师驻卢一营发生冲突，现正在对峙中。”“1.绍文、治安谈：昨夜日军强迫侵入卢沟桥镇，遂与我师驻卢部队发生冲突。现检查我军死伤一百八十余名。刻日军企图侵入卢镇，要求我军退出。秦谓：‘卢镇绝不能退出。’刻正在对峙中。2.秦谈：日军示威多日，此次在卢发生冲突，系日军有计划行动。3.我军士气极盛。”
7月9日，蒋介石马上给当时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分头发了密电。给孙连仲的电报说：“希即由平汉路方面派两师，即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至车辆等事，径与经扶主任商洽可也。”给宋哲元的电报说：“此间已派孙仿鲁两师向石家庄集中，希兄速回保定指挥可也。”【9】当时宋哲元住在山东老家乐陵，他对蒋介石、对日本、对救亡都有两面性。对蒋介石，他是一面保持上下级关系，一面又行使自治，例如在用人、行政、关税、盐税、统税等都归自己支配，成为独立化的政权。对日本，他是一面妥协，一面敷衍，碰到最大问题就推到南京政府去解决。对救亡，他是一面反共，一面主张“枪口不对内”；一面不敢公开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一面反对在冀察两省举行抗日游行示威。他所领导的二十九军将士当时是奋起反击日军入侵的。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形势所迫。救亡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也阻拦不住，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九军教导团进行了抗日工作，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动学生展开抗日救亡运动，支持二十九军保卫华北，二十九军演习时，北平学生到部队去慰问并宣传抗日道理，以激发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情绪。二是地势所迫。当时北平外围敌人的态势是这样：东北面，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北海关，均有日军驻防；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面，有在热河集结的敌伪军；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王英等土匪部队。仅有北平的西南面，为二十九军驻防。所以，卢沟桥是北平的惟一门户。二十九军掌握了这个据点，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被日军所掌握，则北平就变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死城。鉴于上述形势与地势，所以日军进犯卢沟桥，二十九军就起来抗击。宋哲元一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立即回电说：“职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倘中枢大战准备完成，则固囿民心理夙夜祷企者也。”7月10日，蒋介石又两次往乐陵发电报给宋哲元：“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11日，宋哲元由乐陵到了天津。12、13、16、17、18、22、23、24、26、27和28日蒋介石先后十一次致电宋哲元。12日致电宋哲元，说明中央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命令他就地抵抗。13日当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即致电宋哲元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同时也对宋哲元指出：“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惟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10】16日致电宋哲元、秦德纯，要他们冷静而严谨地面对现实，提高警觉，不要在对日交涉方面发生差错。17日致电宋哲元说：“兹调商震原驻黄河以北之四团开赴石家庄集中待命。”18日再致电宋哲元、秦德纯，促其警觉。22日急电宋哲元，要他“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23日又给宋哲元发电说：“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24日又致电宋哲元说：“以中判断，不久彼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则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26日再致电宋哲元，要他下决心巩固北平城防，并要他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27日又密电宋哲元说：“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随时加入也。此时电报恐随时被阻，请与仿鲁切商办法，必以全力增援，勿念。”28日北平沦陷前蒋介石还致电宋哲元说：“孙部应即前进勿延，庞部现尚未集中，应令在沧州待后方部队到后向前推进。此时应战，先要巩固现有阵地，然后方易出奇制胜。所谓先求稳定，次求变化，请兄切记之。”北平沦陷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
北平沦陷后，宋哲元悄悄地离开北平到保定。7月30日，宋哲元三次致电蒋介石，一次是试探性的电报，看蒋对他怎样表示。电报说，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并说：“哲元刻患头痛，亟宜休养。”在电报里同时请求“当此军事吃紧之际，恐于大局有误，所有二十九军军长职务，已委冯师长治安代理，并请中央明令发表”。结果很快就接到蒋介石的复电，不但对于请求处分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且还有几句安慰的话，并且同意由冯治安为代军长职务，最后还表示希望他早日销假。另两次是报告天津、通州、保定的战况。31日，秦德纯致电何应钦，说及“宋军长精神时有错乱，说话有时失常”。同时又密电蒋介石说：“查平津战役，二十九军防线，由大沽口至察边，兵力尚未集结完毕即与敌接触，而天津一战，尤为壮烈，功败垂成，深堪惋惜。二十九军现在冀南各地整饬，虽兵员略有损失，而士气尚堪一战。如今之计，只有战和两途，如决战则拟请将大兵分为三路，平汉、平浦及中间各一路，二十九军任一路，由钧座统一指挥，则一举而平、津可下，直捣长城沿线，则冀东各处保安队等必群起响应矣。若节节抵抗，零星消耗，即抵抗愈久，损失必愈大。如不战而和，则拟请中央派员到平、津与日方直接交涉，或亦可敷衍一时。倘不和不战，则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矣。冒昧直陈，敬请鉴察。”蒋介石当时主张“决战”，并对此电作了这样的批文：“拟复。所见甚佩。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可言。除已积极准备外，希我二十九军一面从速整理，一面占领阵地，构筑强固工事，以赴事机。”同一天，冯治安也致电蒋介石，报告平津丢失后的军事动向：“此间昨与徐主任、熊次长，孙总指挥议定，平汉前线由二十六路负责。平汉退下部队，正在集结分别整顿之中。敌机连日在涿州、徐水、漕河、保定侦察轰炸。今后军事重点，要在北守察、绥，南扼沧、保，对平、津取监视控制之姿态。宋主任昨亲赴任丘视防，职暂驻保定，地方秩序安定。至钧谕深沟宽壕严防敌军坦克车突进扰乱一节，即已严令各部遵办。”蒋介石对此电作了如下批复：“世电甚慰。务望激励将士再接再厉，期达雪耻报仇之目的。对于二十九军此次平津详报及南苑布防实情与阵亡官长姓名与武器损失之数，希详报为盼。”
三、统帅部会议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当时以何应钦为首的统帅部，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中国的军事实力及有关军事情报，对抗战作了部署。
1937年7月11日，统帅部召开了第一次会报会。会议在何应钦的主持下召开。会上会商事项有11项，其中根据蒋介石指示“在熊、曹二次长中派一人赴北平”，何应钦决定派熊斌赴北平，同时对新兵器之使用、弹药检讨、航空、粮秣、燃料、防空兵器、部队（调遣）、通讯兵团（调遣）、医院（调动）等均作了研究与安排。把黄河以北作为战略落实地。
12日，召开第二次会报会。会商的事项为5项，决定派赵部附巽于13日乘机将卢沟桥工事图送往保定，交冯治安转送前方应用，并携公函及密电本，以后即留保定作联络参谋；对熊斌北上作了三点议定：“（1）到达地点。先乘飞机到郑州，再换乘火车至保定。（2）随行人员。杨处长宣城同行，并派方高级参谋径赴天津，促宋主任即日到保定，与熊次长会面。（3）任务。宣达中央意旨，即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如宋主任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援兵。但仍须作全般之准备，卢沟桥苑（宛）平城不可放弃。如廿九军需要子弹与军实，中央可以源源补充。”同时，还决定“可通知粤、桂、川省等部队准备，必要时，抽调部队北上”；“必要时，发动绥东之战争及察北伪军之反正”；“必要时，令第三者出绥东侵内蒙，以扰敌之侧背”。
13日，召开第三次会报会。会商的事项为4项，研究了部队调动，还确定了外交谋略，即“日武官大城户请见部长，先由次长代见，探其意响（向），如确有诚意，亦可与之谈判”。
14日，召开第四次会报会。会商事项为7项。关于熊斌北上及各方面的情况，“顷接熊次长电话云：已于一小时前到达保定，寓省政府。得天津方面电话，知方高级参谋亦已到天津，孙连仲部已过石家庄。据保定军事长官云，因保定无防空设备，希望中央军缓开保定。现天津日本飞机甚多，如中央军仓率开到，恐被其不意之轰炸。又津浦北端甚空虚，甚愿中央军能由津浦路北上沧州等处云云。”关于蒋介石与宋哲元对日态度，何应钦亲自报告说：“委座有电到外交部，嘱发表申明书，顷研究甚久，但觉颇难着笔。因据外交界确实消息，十一日晚，宋已签字，承认日方条件。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字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联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研究结果，以电话告钱主任，请转陈委座核示。”“又据北平消息，日方及汉奸对宋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又对张自忠部下，则谓仅打冯治安部，不打张部等语。”“又英国领事及一新闻记者曾见宋，宋发表谈话，谓代表所签字承认之条件，系敷衍日方面子。日方兴师动众，非得一点凭据，面子不好看。现在日本全面仅二十师人，用于平津者不过五六万人。现中央交四个师归我指挥，决不怕日军之压迫等语。”“但据北平私人电话，宋为亲日分子齐燮元、张允荣、陈觉生四大金刚所包围，确已于十一日晚签字，承认日方之条件如下：（1）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2）取缔共产党、蓝衣社激烈分子排日抗日等运动。（3）永定河以东、西山以西，不驻中国军队（按此条有南北二百余里、东西百余里地方，又形成冀东状态）。但秦德纯致牯岭电话，不承认有上叙事实，谓并未签订任何条件。”关于战斗序列，“平汉、津浦之间空隙甚大，中央不可置于第二线，宜用一部于一线，而填补空隙，并免韩、宋等之怀疑”（曹次长提）。关于谋略与外交方针，“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度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们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现在我们希望缓兵，以完成我方准备，所谓完成准备，即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之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久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但目下之准备与军队之动员，仍不可忽。”“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已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果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在会上，还谈及阎锡山“派张荫梧赴天津，有最恳切函致宋明轩，劝其接受中央军之援助，协同抗战，不可妄听汉奸之挑拨”；刘湘“顷有通电，请缨抗日，并谓遵令整军待命”。
15日，召开第五次会报会，研究了防空计划与部队之调动及战斗序列。
16日，召开第六次会报会。会商事项为11项，着重研究了对日作战全部化和局部化之意见，“现在最宜考虑者，如宋被奸人包围，签字撤兵，廿九军内部分化，中央如何办理”，何应钦认为：“（1）如局部化，日军对廿九军攻击时，中央军当然参加，此时其他地方均不动。（2）敌如在青岛上陆，则我拒止之，又发生战争。惟此时是否仅限于北平与青岛，其他各处，仍如‘九一八’时，官民照常往还，照常通商，或此时全部化，实行绝交宣战。（3）如全部化，则绝交宣战，对敌之租界、兵舰、商船、居留民等，如何处置。（4）现我须全部准备，但究竟局部化与全部化，何者于我有利，在国际公法上手续如何？均须详为研究。”
17日，召开第七次会报会。会商事项为8项。何应钦谈了两个情况：一是“今日日高见王外长，谓日方对卢沟桥事件不愿扩大，只要中国政府将外交权交与冀察自行交涉，而冀察当局能忠实履行廿一日晚所签订之条约，即可和平解决等语。其目的在使冀察特殊化”。二是“本日大城户武官到部，请正式谒见何部长，经派曹次长代见。大城户提出书面意见，略谓：如中央派兵北上及派飞机北上，则日本将有适当处置，以资应付，因此而引起之事端，应由中国方面负其责任等语。除已抄送外交部及呈报委座外，拟置之不理”。会上着重报告了对日开战后之绝交宣战等手续及其利害：“（1）正式冲突后，外交部即发表一正式宣言，叙明日本对我压迫，我不能不自卫之理由（宣言稿现已准备）。（2）关于断绝国交：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又绝交后，日本居留民及日租界之日人仍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居住，依照可以作造谣、扰乱、谍报等工作，英法租界必加以保护，我无法驱逐及拘捕之。但我国在日本之侨民则无法保护，将被驱逐甚至拘捕，而我亦无权许船只装载侨民归国。故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如‘九一八’时之状况为宜。（3）我不表示绝交，仍有一补救办法，即由军部将作战地划为一军事区域，所在区内之日本居民，可以驱逐出境，或请各国侨民撤退。且此区域无妨放大区域，如河北作战，即后方要点如武汉、浦口等处，均可划入军事区内。（4）上海公共租界，作战时可以提出书面要求禁止日人以公共租界为护符，而行扰乱，如公共租界当局不接此要求，则可收回之。不过此事因英人权力较大，最初先向英方疏通，总可办到。（5）北平东交民巷之使馆区，战时亦可请其退去。”并将这一报告用书面呈送蒋介石参考。
18日，召开第八次会报会。会商事项为8项，其中提及宋哲元的第二步计划【11】“究竟是何用意，现在不知廿九军第一步计划，则第二步计划实难策定，是否即任廿九军被敌缴械，我军仅作退一步之防御计划，或须作应援廿九军之计划，均须确定”。
19日，召开第九次会报会。何应钦报告：“（1）今日与喜多会见情形（另有谈话记录）。（2）日高向外部送备忘录及外部答复后日高又提出质问各情。（3）委座对暑训团训话内容。”会上还议及“现既决意作战，但应掩蔽我之企图……对喜多仍表示极端和平”。
20日，召开第十次会报会，会商了“军委会专派一人清查日人在华不法诸案之统计，如走私、犯（贩）毒、强查邮件、自由拘人等等，并电各省自本年一月起，将此类案件清查见复”。会上宣读了廿九军作战命令（16日正午于北平所发）。
21日，召开第十一次会报会，研究了有关作战计划、战法等。
22日，召开第十二次会报会，谈及“连日日本用英语广播，将此次中日军冲突完全委过于中国，使世界各国均深信，责任在中国而不在日本，此种国际宣传战，中国不可忽略”。何应钦提出：“与中央宣传部洽商，每晚增加对国家之广播，与日方对抗。”
23日，召开第十三次会报会，针对“韩主席电告截获日方关东军侵华五大计”，何应钦提出“请参谋本部研究”；针对“日人收买废铁，为我资源之损失”，何应钦提出“兵工署与资源委员会会商收买废铁办法”；针对“中央应派大员赴石家庄主持工事之构筑”，何应钦提出“由铨叙厅拟定数人，呈委座核示”。
24日，召开第十四次会报会，报告以下内容：“综合连日情报，可作两种相反之判断，即（1）敌不愿事态扩大，（2）敌将大举进攻。究竟实情如何，颇难断定。已饬在日本内地情报员，就其动员上详为侦察。”另外，会上又研究了“冯副委员长建议，由长辛店至门头沟，速修铁道，以打通平汉、平绥路之交通”。
25日，召开第十五次会报会。会上通报以下内容：“判断敌在华北及辽、热兵力概况如下：（1）卢沟桥、丰台附近，为20D（川岸）之一部约一旅，及原驻平津之牟田口联队。（2）通州及北平，为河边旅之主力，约二个联队（即原平津驻屯军欠牟田口联队）。（3）天津杨村为5D之一部，不及一旅。（4）以唐山为中心之平榆路，为10D之大部或一部。（5）热河南部为4D一部及佐藤部队之一部，其另一部进入古北口，在密云、顺义、昌平等地。（6）榆关、锦州间，约尚有一师，队另未详。”同时，通报了“宋明轩电徐主任、冯副委员长，谓中央积极准备，似有把握，究竟此线如何打法，似系探询中央内情之意”。会上还根据“委座对于我军集中及作战诸处置，每日必有数次手令查询”，遂决定：“此后拟每日作下列三项呈报委座：（1）情报每组每日将敌军之行动及位置，摘要列出，并作敌情判断。（2）作战组每日将我军集中及到达位置，列表或附图。（3）作战组根据上列二项，作一情况判断，以检查过去处理有无不当……”
26日，召开第十六次会报会。会上，主要由熊斌报告了“北行所得实情”，分四个方面的内容：
（1）事变中廿九军将领之内情，“卢事发生后，八号及十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于是八日晚下反攻命令。日人方面因兵力甚少，得此消息，即多方派人疏通，谓可无条件撤兵，因之乃收兵，因之乃收回反攻命令。至十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宋到天津后，为许多亲日分子所包围，形势乃不佳。熊次长到来后，乃派李处长赴津告以：①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廿九军。②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廿九军助威，并向宋解释诸种误会。宋在津被包围结果乃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议定三条，系无头无尾之条约，原文如下：解决之（条）件：①道歉。②廿九军退出卢沟桥及龙王庙，以保安队接防。③取缔共产党、蓝衣社等。廿六年七月廿一日，张自忠、张允荣签名。至外传许多条件，如撤换秦、冯，经济合作等，均未正式提出。宋到平后，表示和战均听命中央，如主战则因廿九军尚未集结，须有相当时间之拖延，以便集结兵力，并请中央亦作相当准备。宋于廿三日将和平三条件电呈委座后，曾二次询问，委座复电，可知宋对和议不敢自主。和平条件成立之后，廿二日由平开出一团，扬言系37D部队，实系保安队驻天坛之新兵。齐燮元于廿四日催宋撤兵，并谓如再不撤，日军将以飞机百架轰炸北平云云（燮元为一大汉奸）。”
（2）廿九军之官兵态度：“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后再抗战，且宋主张攻势作战，不主张守势作战。故对沧保线工事不主张构筑，主张以四师兵力由天津冲山海关。前中央所发工事费五十万元，以廿五万给刘汝明筑察省工事，至河北则主攻不主守。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且服从中央。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①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②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廿九军将领一致主战，则张亦不致独持异议。刘汝明态度亦强硬，赵登禹则无成见，以众议为依。中下级干部及士兵则完全情绪热烈，不惜一拼，士气大多可用。”
（3）敌方情形：“敌军入关者共已四十五列车，每列最多者五六百人，少者一二百人、数十人不等。汽车、装甲汽车及其他军用品不少，现在统计平津一带共约一万五千人，重炮廿余门已到丰台。此次作战，日军士气不旺，龙王庙一役我仅二排，敌先以一连旋后以一营进攻，不能成功，死伤甚多，现日军皆切望和平早日实现。日伤兵，以大刀、手榴弹、迫击炮伤为多。我则受炮弹伤为多。”
（4）我军位置：“廿九军之赵登禹师已调至平郊，一旅驻南苑。张师在西苑、卢沟桥一带。石友三部系保安队，现石态度甚好，无亲日意。孙仿鲁部已到保定。炮七团亦到保定，由27D掩护之。高射炮营已入阵地，掩护保定防空。”同时，会上对军事行动作了如下判断：“甲、（1）廿九军与敌之混战已开始，可知敌有先击灭廿九军之企图。（2）现我国以德石线为主力集中地域，以沧保线为集中掩护线，距平津过远，增援廿九军不易。（3）现在可采取下列二案：甲、将沧保线部队推进至永定河岸，以使增援北平，而将主力之集中推进于沧保线。乙、我中央军仍在沧保及德石线上集中，而指导廿九军退出北平，以保实力，免被各个击破。”经研究，会上提出：“主张采用第一案，由作战组诸人拟具判决文及处置事项（限明日早六时以前呈出）呈委座决定。”
27日，召开第十七次会报会，主要是面对“沪市政府方面消息，日人拟破坏上海国际电台”等情报，贯彻蒋介石手令：“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法”、“军政部所属之兵工厂仓库等之疏散”。
28日，召开第十八次会报会，各方面报告了情况，其中议论路透社记者“谓中国某外交当局言，中国将对日绝交，不知确否？”答复是：“现在中国不致如此，但若日本强占天津，中国不得不发动全部自卫战争时，或将考虑行之。”
29日至8月1日，又连续召开了第十九次、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会报会，面对战况的发展，着重研究了长江沿岸各城市（上海、南京、武汉）的备战问题。
从这连续二十二次统帅部就卢沟桥事件的会报会议可以看出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态度：第一，对卢沟桥事变及其出现的一系列中日之间的交战是密切注意其动态，“每日必有数次手令查询”，有关重大军事决策均呈报蒋介石“核示”、“决定”。第二，对卢沟桥事变的处置方针，上下是始终贯彻其“不屈服、不扩大”，或和或战，采取统一的行动，前线将士是积极主张抵抗，中枢也是调兵遣将，各方面展开积极备战。第三，从情报可知，卢沟桥事变在扩大事态，全国实施“动员演习”，尤其是上海，进行积极“防范”。但是，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与扩大，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对策思路是不清楚的，因此没有主动地全面地开展备战，也没有明确地给前线将士一个抵抗日军入侵的指示。当然前线最高指挥官宋哲元也不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正因此，卢沟桥事变只得演出一个平津沦陷的结局。
四、庐山谈话与最后决策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在庐山。“7月7日日军攻占卢沟桥，山中问信较迟，于9日以后始悉其梗概。”【12】
在1937年6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团，自任团长，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人员”。6月27日，蒋介石对训练团大队长以上的官长发表了《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蒋介石对训练团的训练精神与教育目标作了如下说明：“在总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诏示之下，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贯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的热忱，激励其救国的责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标，能够自动努力，自动奋斗，尽忠于其本职，随时准备为复兴民族而牺牲，就是要人人尽忠于各人的职务，要人人知耻明义，牺牲奋斗，自立自强，自动地发挥其爱国的精诚，这是我们此次庐山暑期训练的精神，也是本团教育惟一的目标。”
7月5日，蒋介石在训练团的总理纪念周上对第二总队教育组发表了题为《救国教育》的演讲。蒋介石把“国难时期”的教育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他说：“东北的沦亡，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平心静气地回想起来，最主要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过去中国教育的失败。”进而又说：“如今国难至此，我们还不能彻底悔悟认识吗？如果今后我们再不奉行总理精神教育的宗旨，确立教育救国的基本信念，来彻底改进中国的教育，不仅东北四省同胞所受的束缚压迫宰割欺侮的痛苦不能解脱，而且其他各省以及全国的国民，都免不了要蹈东北四省同胞的覆辙，受东北同胞所受的同样的亡国痛苦，由此可知教育关系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何等重要，何等密切！”在这个讲话中，蒋介石也说到：“现在有许多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说起来实可痛心，好多负有众望的所谓学者专家，还有许多迷信外国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不惜崇拜叩头，而对我们开国的国父总理，反不肯鞠躬敬礼。这样崇拜外国而轻视本国，真是忘了历史，忘了国家，忘了民族，忘了自己的祖宗，实在他就是忘了自己的一个妄人。”很显然，这个调子比原来反共的调子要低得多了。
7月9日，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了，山中并未完全知晓。这一天，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开学典礼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一开头，蒋介石就说：“此次我们举办庐山时期训练团，召集全国各界文武同志，来此受训，其意义是在继全国统一之后，当外患紧迫之时，来发动一个举国一致救亡复兴的建国运动。”“所谓建国训练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并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洗刷国家近百年来所蒙受的一切奇耻大辱，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自由独立强盛起来，再扼要地说一句，这一次训练，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的最后战斗的训练。”接着，蒋介石又大讲特讲了什么“建国的中心”和“建国的要素”。在这番讲话的结尾，蒋介石还是说：“三年以前赤匪坐大，盘踞了江西、湖北、河南、安徽、湖南各省，大家都以为剿不了，但是我公开对大家说，我们一定可以将共匪肃清，到现在这个问题也告了一个结束了。”
只有到了7月17日，蒋介石出席庐山第二次谈话会，发表了题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才在对日政策上明确亮相。一开场，蒋介石说：“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是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接着，蒋介石谈了四点：
第一点，关于外交方针，蒋介石说：“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点，关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说：“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自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之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乡，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点，关于抗战的态度。蒋介石说：“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逼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点，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我国立场。蒋介石说：“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在这个讲话的最后，蒋介石总结性地、十分明确地对参加这次谈话会的人员说：“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玚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18日，蒋介石又在庐山暑期训练团的毕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建国运动》的讲话，按蒋介石所说：“特将建国运动，作一个系统的总括的讲述；使大家明玚建国的目的，建国的究竟，建国步骤与入手方法，以及建国的原动力所在。”
蒋介石下了庐山回到南京，面临着平津战役的展开，他把庐山上的讲话更具体更深化了。8月1日，他出席了南京中央军校扩大纪念周，作了题为《准备全国应战》的讲话。他一开头就说：“上周我们国家遭受了非常之大的耻辱，我们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要拿上周蒙耻受辱的经过，作为今后奋斗牺牲的教训。”这个耻辱是指什么呢？蒋介石说：“此次平津战争，我们佟副军长和赵师长督战阵亡，其余旅团长以及下级官兵战死的，到现在为止，虽然还没有统计，但至少总在三千以上。似此战争不到两天，我们廿九军及各保安队官兵殉国的有这样多，实在是忠勇壮烈，但战争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失败，这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不讲信义，我们平津一般将领受了敌人的骗，以致缺乏准备，没有作战决心。”“这是我们最可痛心的一个教训。”对此，蒋介石坚决表示：“到了今天，大家一定要觉悟，不是日本灭亡我们，就是我们灭亡日本，我们再不能受敌人的欺骗，再不能以企求和平的苦心反而招致敌人的欺侮。今后我们只有全国一致，发动整个应战的计划，拼全民族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以保障国家民族的生存。”接着，蒋介石讲了“我们要获得最后的胜利”，第一，要有作战的决心。“大家要知道这次战争，就是我们黄帝的子孙人人要救国自救死里求生的惟一最后的战争，我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官长士兵和全体民众，抱定牺牲决心，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第二，要有充分的准备。“现在敌人侵略我们，如果我们政府人员都有了充分的准备，敌人必不得逞。反之，如我们准备不够，甚至毫无准备，则战争必归失败。我们在平时要有准备，到了非常时期，尤其要有准备，全国军民以及一般公务人员，人人要负责尽职，尽量准备，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一切工作要快要紧张，一天要当作两天用，一分精力要有十分精力的效果，才能够充实抗战的力量，获得最后的胜利。”第三，要有整个计划。“人家以整个计划，发动整个部队来攻击我们，我们却以一旅一团去零零散散地对付它，因此我们要遭敌人各个击破，归于失败。”蒋介石重申：“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做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8月中旬，蒋介石针对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交给他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3】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举行第五次谈判。【14】蒋介石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删掉，只留四项保证，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蒋介石被迫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布了改编命令。
9月下旬，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第六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表等问题。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5】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他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他明确表示：“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蒋介石的这番谈话虽然是站在他的立场讲的，但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此期间，蒋介石还多次对国内外记者发表谈话。7月29日，他就平津失守后答新闻记者问，一方面他承担平津失守的责任：“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负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负之。”另一方面他提出今后对日的方针：“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决非战事之结局”，“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我国民处此国家之存亡关头，其必能一致奋斗到底。余已决定对于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唯望全国民众沉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也”。8月31日，他答路透社记者问，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不仅是“在摧毁中国而谋其自身建立一大陆帝国”，而且威胁“国际整个之安全”；中国的抗战，“也不仅为中国本身战，且为根据条约之神圣以生活于此领土上之其他各国侨民利益战，特别的是那些在中国商业利益被敌人摧毁代表被人驱走的国家”。他表明了对抗战的态度：“中国必须保全其主权，维护其行政与领土之完整”，“我个人坚强的自信，假如日本继续侵略，中国一定不为日本所败。中国将要保护其领土以至于最后之一弹一卒”。9月20日，他对巴黎晚报记者谈话，一方面表示：“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抗倭之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并撤回其侵略工具之武力之日为止。”另一方面也切望“国联此次能切实执行其在国联会章下应有之义务，对日本做有效之制裁”。
第二节 国民党军队是怎样抗战的？
一、抗战的准备
抗战爆发时，国民党的兵力，陆军步兵有一百八十二个师、四十六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六个独立旅，炮兵四个旅、二十一个独立团；海军舰只总吨位约十一万吨；空军各种飞机共约六百架（战斗飞机仅三百零五架）。这些兵力能用于第一线作战的只有步兵八十一个师、九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炮兵二个旅、十六个独立团。当时，国民党对日本军力的估计是：兵员四百四十八万一千人（作战兵员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海军舰只总吨位约一百九十余万吨，空军飞机约二千七百架（陆军飞机一千四百八十架，海军飞机一千二百二十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