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的情况是这样的：
李宗仁由广州回到南宁，事变的中心也就由广东移到广西了。李宗仁在回忆中认为他和广西参与事变，一是不得已的。他说：“济棠既预备发动，乃于五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不久，陈济棠又派林翼中和陈维周等先后来邕，催促我和白崇禧去穗共商大计。我说，伯南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呢？如此鲁莽从事，万一与中央部队发生冲突，岂不未抗日而先内战了吗？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说：‘陈总司令也无意内战，不过据他判断，只要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先生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他们并一再强调，即使广西不参加，陈总司令还是要发动的。”二是使陈济棠搞得不要太过分。他说：“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不愿意，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分鲁莽灭裂。”“惟一补救之道，只有在运动发动后，加以纠正，使其不趋向于越轨，而免宁、粤双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三是预料事变的前途不妙。他说：“看这情况，我便觉得这一运动的前途，凶多吉少。”“在分析各种因素之后，我们便深知陈济棠所领导的这一运动必然要失败。”上述三点是李宗仁的解释，而事实上，李宗仁回到广西，他是看到蒋介石正在利用广东问题的解决来乘机解决广西的可能。因此，广西当局已面临着一个所谓“生死存亡”的关头。刘斐【39】在回忆中说：“我当时曾和李、白开玩笑地说，‘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李、白对这种形势是有其打算的。第一个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第二个打算，纠缠到使蒋介石知难而退时，万一有和的可能，就应适可而止。
蒋介石对广西李、白的解决，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由和到战再回到和。
第一步是和，就是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对广西作战有五不可，是不得已的下策，如此战事拖上三个月以上就糟了。所以，蒋介石最初用武力包围广西，想迫使李、白就任五届二中全会所任命的绥靖正、副主任，罢战言和。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广西事久悬不决，蒋公以绝大之宽容与忍耐处之，辞修次长多方策划，蔚文厅长亦居中筹策，在军事上只作戒备，决不进袭。”【40】
第二步是战，就是用武力解决。蒋介石的态度为什么起变化呢？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听了熊式辉的话。熊式辉上庐山向蒋介石献计，认为蒋应乘广东问题解决的有利形势，用调虎离山之计，压迫李、白离开广西，去此心腹之患。蒋听了熊的话，一面于7月25日突然以国民政府名义免了李、白原定广西绥靖正、副主任的职务，另任命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任命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以原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另一方面以大军包围广西，“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各路大军，来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41】。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话（杨当时任湖北省主席）。“蒋氏于七月十八日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42】
面临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的这种步子，李、白就采取了对策，将部队由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因为蒋介石要把他们调离广西，要端他们的饭碗，要彻底搞掉他们，所以更坚定了继续坚持抗日反蒋的决心。李、白为了先礼后兵，向南京有关的人士进行宣传攻势，攻击蒋介石擅自以政府名义更调李、白原来宣布的职务，是“别有用心”，完全是“违反二中全会决议、违法失信”的行为，并间接表示他们本来已决定去就职的，现在对此“违法失信”的措施不好遵循了。
这时，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地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认为原来“反蒋抗日”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当时李、白想拉拢的救国会也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实行逼蒋抗日，反对宁、桂形成对立的局面。同时，冯玉祥也自南京上庐山向蒋介石进言，劝蒋介石不要丧国家的元气。冯玉祥回忆说：“有一天在庐山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蒋说：‘请您说吧！’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好？’蒋说：‘不好。’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门外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要自己杀自己，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都打完了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很好，一定不打内仗。’”【43】蒋介石在当时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也看到广西并没有建立独立的政府。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个战的一步又变了。
第三步是和，再回到和平解决的步子上去。
1936年8月1日，蒋介石以“东电”向李、白促驾，并解释了调李、白任新职是为了使李、白摆脱自6月1日以来所处的困境，要他们从真心完成党国的统一和团结出发，接受新的任命，还威胁说他们如果出兵邻省，只有陷于绝境。同时，许多人从中进行斡旋和平。8月11日，蒋介石亲赴广州指挥解决广西问题。
蒋介石到了广州，主要做三件事：一是设法巩固他在广东的地位，加强对广东的控制；二是大吹广东余汉谋和广东空军等将领的功绩，给人们树立一个“服从”他的样板；三是大谈以武力为后盾的和平解决广西问题方针。这些工作在蒋介石频繁的活动中和连篇累牍的演讲中集中地反映出来。8月17日，他在广州中山堂参加了广东党政军长官就职典礼。20日，他参加了廖仲恺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23日，他参加了驻广州空军司令部总理周。24日，他参加了广东党政军联合总理纪念周大会。29日，他参加了在广州空军司令部举行的来粤各部队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30日，他参加了在黄埔军校举行的全国高级将领（上校以上）会议。同一天，他又在黄埔行辕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会议。同一天，他在黄埔行辕宴请了团长以上的将领。9月5日，他在黄埔行辕举行大学校长茶话会。9日，他参加了广州举行的总理首次革命纪念会。15日，他参加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广东省分会成立典礼。蒋介石在上述这些会议上，都发表了长短不一的演讲。
在8月17日题为《革命成功在实现三民主义》的演讲中，一开张就大吹了一下余汉谋和广东空军，说“今天这一个盛会，是革命策源地重新回复到本党真正领导的一个纪念，是余总司令率领陆空海军各位将士，和各位同志，从千辛万苦中，拨乱反正，奋斗出来的结果”，“尤其是空军同志，在极恶劣的环境之中，秉持革命的信心，认识国家民族的立场，拥护正义，分别公私，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接着，又大讲了他对改革广东政治和社会的意见以及“四维”、“八德”，最后又回到广东同中央的关系上来，说“广东和中央决不能有分别，要知道无广东即无今日之中央，如无中央亦不能有今日之广东，所以中央如果有力而稳固，就是广东的福利，反之中央如失败，亦即是广东失败，就是整个革命的失败，广东与中央的荣辱利害得失，是完全一体的”。在23日题为《如何健全空军》的演讲中，再吹广东空军“能够坚守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拨乱反正，完成统一”，大讲如何健全空军。在24日的演讲中，大讲建设广东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要务，说广东归顺中央之后的社会秩序“完全改观”，“井然不乱”，今后要把广东建设成为“礼义廉耻最新的社会”。在29日题为《恢复革命精神》的演讲中，集中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解决广西的方针，他说：“各位此次奉命率领部队，调来广东，虽然是准备到广西执迷不悟的时候，执行国家的命令来扫除国家统一最后的障碍，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革命党要统一国家，不是靠武力、用军队来统一的；而是完全要靠革命的主义，要用革命的精神来统一的，必须如此，才能完全真正的统一。”“尤其此次解决广西问题，是我们国家完成统一最后的一回事，格外要显出我们主义的力量和革命的精神，不要以为我们军队多，武力大，便存一些骄惰的心理，以为可以不顾一切的横行。大家此次到广东来，最大的意义，是要发挥我们主义的力量与革命的精神来消灭广西割据封建形态，完成中国的真正的统一。”另是要部队精诚团结，他说。“以后不许再有‘粤军’与‘中央军’的分别，而且以后应当照新式的番号来称呼，不许再分别叫什么‘广东军’与‘中央军’。”“大家对于第四路军【44】一般官长，务必特别敬重。”蒋还强调说：“不仅对四路军要如此，对一切友军都要如此。”在30日的演讲中，再次讲了解决广西问题的方针，他说：“此次广西将领要反抗中央，要作统一的障碍，中央为贯彻和平统一的主张，一方面尽量设法开诚劝导，希望这少数军人的觉悟；一方面也不得不在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配备相当的兵力，做最后的准备，以便在和平统一最后绝望的时候，执行国家纪律，来扫除革命的障碍，求得国家真正的统一，增加对外御侮图存的力量。”
当时，对蒋介石来说，巩固广东同解决广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这时向蒋介石提出了六条要求：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二、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职务的成命，重新协调职务。三、中央辅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六、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蒋介石听了这些条件后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按当时的形势，蒋介石的真心是要和平解决广西问题。于是，就派程潜、居正、朱培德三人赴桂。8月25日，李、白电程潜等表示欢迎。30日，蒋介石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说：“党国存亡，革命成败，全在此举。吾人惟有披沥真诚，勿存彼此之见，方是以救党国而慰民望。如能彻底了解，同以党国为重，既无不可解决之事。兹请觉生、颂云、益之【45】三公，到邕与兄等恳谈。凡中央之措施方针及中之志意，均可为兄等尽言其详。而兄等有何意见及困难，亦可对三公面罄。务望开减切洽，使公私均得其宜，以达到吾人共同一致团结御侮之目的，尤盼能与兄等早日把晤共同救国大计。”9月2日，程潜等赴南宁谈判，中间虽然经过一些波折，仍于4日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而回广州向蒋面报。6日，蒋介石重新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常委兼第五路军副司令，黄绍竑仍为浙江省主席。7日，蒋介石写信给李宗仁说：“居、程、朱诸先生回粤，携示兄等手书，诵悉。种切多年同志，克达精诚团结之目的，党国庆幸。革命成功，不仅私衷所感慰而已。当此军政交接之际，为需健生兄相助结束。中将在粤稍待，请其处理完竣，来此相晤，俾得共同入京襄助。切劝其暂勿出洋，中亦以此意径函健兄矣。”同日，蒋介石写信给白崇禧说：“居、程、朱诸公回粤，携来手书，述及在桂晤谈详情，且感且愧。吾兄赤忱为国之胸襟，尤使中公私交慰。惟兄拟出国考察一节，壮志自可赞佩，但目前党国多难，时叹才难。故无时不望吾兄共同患难，始终其事，相予赞襄到底。是以亟盼兄入都佐理，俾大计得共筹商，而中个人之获益更非浅显。且吾人暌别多年，切盼把晤，彼此相同。惟念桂省军政交接之际，一切处理必繁，不妨展缓时期。中尽可在粤稍待；诸请从容处理，使各事妥帖，俾德、旭二兄得以顺遂进行。届时务盼命驾来粤，畅叙契阔，然后相偕入京，共负艰巨，实所切望。”8日，程潜写信给李、白，除表示“万分感佩”外，要李、白“加意猛进”。10日，李、白电程潜等表示接受蒋介石新的任命，并决定16日就职。16日，李宗仁通电全国说：“案奉国民政府九月六日电令，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等因。奉此，宗仁遵于本月十六日，在南宁宣誓就职。宗仁忝总师干，重膺疆寄，敢不竭尽驽骀，在我中央领导之下，以完成抗战救亡之素志。”17日，李宗仁赴广州见蒋介石。李宗仁在回忆中说：“九月十七日，我乃只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46】陈布雷在日记中谈及此事：“李总司令德邻亲谒蒋公于广州，归还军权，完成统一。蒋公闻其来粤，不待来谒，先往访晤，谓不欲使彼有屈就之感。又与李同摄一影，消息传播，薄海欢跃。”【47】9月26日，广西各界抗日救国会为促蒋抗日通电全国。28日，蒋介石离粤飞赣，两广事务另设广州行营，由何应钦负责处理。
两广事变就此了结。蒋介石采用了不同于解决“闽变”的手段，和平解决了两广反蒋的事态。对这两个反蒋事变，蒋介石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手段，一是武力镇压，一是和平解决。蒋经国曾解释说：“粤桂军阀虽反对我父亲，但他们也反共。福建的蒋、蔡等人反对我父亲，却又联共并公然成立什么人民政府。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自然两样。”
五、同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停止反共，要求一致抗日，将蒋介石在西安软禁，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张学良在长城抗战失败后代蒋介石当替罪羊下野出国考察。1933年4月，张由顾问端纳（W.H.Donald）陪同，乘意大利轮船赴欧洲考察了八个月。这一年年底，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去“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1934年2月，蒋任命张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1935年1月，改任张为武昌行营主任。日寇侵占华北后，这给张学良以莫大的刺激，他在汉口对人痛切地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这时，蒋介石曾有意委张为贵阳绥靖主任，其目的是让东北军与湘、桂、川、滇军阀发生火并后相机消灭之。张学良及其幕僚洞悉其奸，拒赴贵阳，愿去陕甘，旨在将来以陕甘为东北军重回东北的基地。这一年9月，正值我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前夕，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请求为副司令率东北军驻陕甘。张学良就任后，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甘、宁、绥等省地方部队共十多万人，对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结果遭我红军沉重打击，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兵以极大的震动。张学良因“剿共”失败，蒋介石对他也日渐冷淡。以前张学良每到南京，国民党官员都隆重欢迎，何应钦、宋子文等都亲自去飞机场迎接。而当时，只派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一人去迎接。到南京后，蒋介石、何应钦对他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反而取消其被我红军所消灭的师的番号，并减发军费。张学良见此情景，感到蒋介石对他不重视了，内心更加动摇。正值此际，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运动，青年学生纷纷奋起救亡。张学良不能不为失地的罪名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面挨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的气而感到烦闷。这时，张学良看到三种情况：一是他已不被蒋介石重视了；二是抗日已成人心所向；三是再同红军打仗是绝无出路的。鉴于此，张学良设法同我们党谈判。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达成了协议，逼蒋抗日。在《蒋总统秘录》中说及此事：“是故张学良乃为谋与共产党直接接触而有所策划，遂即在上海与潘汉年、在洛川与李克农见面；并终于与周恩来在东北军所守备的延安碰头，秘密会谈。”据张学良所撰《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说：“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承认，蒋公忠诚爱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冯玉祥在搞“北京政变”时，杨就是国民军的师长。在1929年蒋冯战争前，蒋介石将杨虎城拉了过去，杨从此脱离冯而入蒋介石系统。中原大战中，蒋升杨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追击冯军，进占西安，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改任西安绥靖主任。就从这时开始，蒋介石力图排斥和消灭异己，蒋、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杨在大革命时期早已结识过一些共产党员，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同中国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旅团长中有共产党员张汉民、王泰吉、阎揆要等。“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了杨的爱国思想。1933年日寇犯热河时，杨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同年5月，杨在人员、武器等方面积极支持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杨部在陕南与我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当我红二十五军北上威胁到他的利益时，又加上蒋介石命令他打红军，于是他就调兵去陕南打红军。1935年1月，杨调其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红二十五军，结果被红军歼灭了六个营。2月，杨又把他的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并亲自到蓝田指挥，结果第二旅两个营被歼灭，第三旅五个营被歼灭，第一旅被全歼。总之，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若再同红军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杨曾说，部队被派往打红军，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他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的沉重打击之下，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1935年秋，南汉宸【48】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表示赞同。这一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1936年春，王炳南奉中图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的工作。经过多方面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张、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28日，蒋在与张学良谈话时，张露出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意见”。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49】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条路：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不得违抗命令；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则立刻将所部调出陕甘。这两条路对张、杨来说，一条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条，不仅在反共战争中自己的势力被逐步削弱，而广大官兵也不愿同红军作战；如果接受第二条，一旦离开西北地区，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开来，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前途不堪设想。既不愿听从命令，又不愿离开西北，那么怎么办呢？张、杨决心先进忠言，希望蒋介石回心转意，不得已则用武力。这就是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在洛阳见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生变，请蒋务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这一天日记上说：“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50】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在引言中说：“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但是，蒋介石为了“剿共”，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还是亲赴西安。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西安，住在西安东郊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召开西北“剿共”会议，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高级将领都召到西安，任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将中央军三十万人马调来西北，准备把张、杨的部队调到二线（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他亲自指挥这所谓“最后五分钟”的决战。7日，蒋介石再度命令张、杨加紧进剿我陕北革命根据地。张学良向蒋介石痛哭陈述联共抗日的道理，蒋介石拍桌子严词训张学良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9日，西安学生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团结抗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张学良赶赴灞桥（由西安市区通往临潼的必经之地）劝阻。第二天，张学良向蒋介石谈及劝阻情况。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说：“汉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在这一天日记中，蒋介石说：“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51】
在这种形势下，“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软禁蒋介石，马上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中心点就是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西安事变”的当天，国民党驻潼关的部队将领樊松甫将张学良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为什么当时张学良没有直接向南京发电呢？一是西安同南京的信息暂停，正如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日下午一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二是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学良等将领都很焦急。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个电报由樊松甫转，并说蒋介石“失踪”。【52】南京接到樊松甫转来的电报是下午三时五十分。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即到了12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说明这次捉蒋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12日夜里十一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开场，一直开到深夜三时，接着又马上开中央政治会议。这两个会议具体决定了四项：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上还“决议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总之，当时南京政府是决定要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主将是何应钦。
南京政府的主张，一方面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是希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日本外相召见南京政府驻日使节，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关东军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此外，日本还积极怂恿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大部分人听到事变消息后，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骂制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鉴于此情，何应钦便到处蛊惑人心地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俱焚”，都要“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这时，确实是新的内战危在旦夕，蒋介石的性命当然也难保。
正是在上述的混乱局面之下，宋美龄到了南京。事变发生时，宋美龄还在上海。当时的情景，正如宋美龄自己所回顾的那样：“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53】当晚，宋美龄马上偕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七时抵达。宋美龄一到南京，看到的是政府中一片混乱，人们都异常紧张；国民党中央已采取严办张学良的决定，何应钦等正在部署进攻西安。此时，宋美龄对事变的态度是比较冷静的。她比较清醒地看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何应钦等乘事变的时机，部署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惩办张学良的决定，深为不满。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委御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在美国人罗比·尤思森写的《宋氏三姐妹》一文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南京政府官员中有一派主张立即轰炸西安。宋美龄坚决反对，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国民党人将是一场灾难。”
宋美龄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不能只看作蒋介石是她的丈夫，更主要的是蒋介石是他们这个阶级、这个集团的总代表，蒋的生死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英、美的态度。“华北事变”后，英、美舆论就不断地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是“黩武国家”。“西安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使馆马上同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联络。它们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支持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它们认为张、杨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抗日而已，大有调解的余地。英国甚至表示：只要蒋介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英、美同时在经济上援助宋美龄，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批抛出外汇，稳定“法币”的币值。英、美政府一再指令它们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
为了稳住南京的政局，宋美龄做了这么几项工作。第一，她同何应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宋美龄反驳：“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并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何应钦则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宋美龄感到极度的气愤，她回敬说，她“绝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第二，她说服国民党内那些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而附和何应钦主张的人。宋美龄向这些人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惟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围力，浪作牺牲。”她要求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士，“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第三，她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事变发生后，黄埔系将领派代表见宋美龄，要她拿主意。正如她在回忆中说：“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于是，宋美龄就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宋美龄向他们说明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尚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希望他们不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同时向他们交底，她已派人到西安了解真情。宋美龄一再向这些黄埔将领说：“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
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使宋美龄无法考虑出解决的对策。因此，必须尽快求得沟通南京同西安之间的联系，以便能寻求解决事变的途径。宋美龄要孔祥熙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指定电台一处，以便能随时取得联系。接着，宋美龄发电报给张学良，她准备派端纳【54】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解。12月14日下午，在得到张学良允许后，端纳就负着宋美龄给他的使命到西安。
端纳到西安后，马上会见了张、杨，将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交给了张。宋在给张的信中说，希望张本着以往与蒋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慎重考虑。端纳从张、杨处了解到西安方面的抗日救国的诚意。他又到蒋介石那里，向蒋谈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置办法，并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除了叮嘱蒋保重身体之类的话之外，还特地对蒋说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何应钦妄图借机置蒋于死地。蒋介石当时见信后是禁不住咧嘴哭了。端纳乘此机会劝蒋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更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端纳的这番话，对蒋介石不能不是一个震动。端纳在完成了初步的使命后，于15日飞回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谈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和张、杨的意图，并说西安方面要求她和孔祥熙到陕去磋商释蒋问题。宋美龄在电话里听了端纳的情况后，顿时觉得解决事变“发现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这时，何应钦为了阻止西安与宋美龄的联系，放出空气，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在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由何应钦操纵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何还装模作样地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向西安，派飞机入陕狂轰滥炸。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的严重，如果内战一爆发，正合日本的心意，她认为：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治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所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于是，宋美龄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手令。蒋介石在接到端纳的报告后，既害怕何应钦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性命，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他，故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何应钦也拒不执行，认为这是蒋介石在陕被迫下达的。到了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并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防止裂缝扩大，各种各样的攻击性宣传都要停止。接着，端纳也回到南京，向宋美龄详尽地报告了情况。这样，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停顿下来。
宁陕虽然开始对话，军事行动也暂时停止了，但蒋介石仍囚在西安，生死并无保证。为了进一步在释蒋问题上展开对话，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商讨，最后决定宋子文以个人资格先到西安活动。20日上午，宋子文不顾阻拦，同端纳一起到西安去。宋到西安后马上去见了蒋介石，蒋见宋来，激动不已。宋还将宋美龄的信给蒋。宋美龄在信中对蒋说：“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生死共存。”接着，宋子文要求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探听中共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分析了情况，认为争取宋子文，对解决事变有重要作用。于是，周恩来抓住时机，同宋子文进行了长谈。周耐心地向宋阐明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让宋认清国内外形势，说明走不走抗日道路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希望宋能说服蒋介石真正抗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贡献。宋子文在了解到“西安事变”的情况、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后，带着满意的心情在21日回到南京。宋子文返南京后，到处宣传西安情况，称颂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并含着讽刺的意味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风险去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这样，使何应钦的气焰有所收敛。
宋美龄得知西安方面绝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及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感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极大。而摆在宋美龄面前的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当时飞机轰炸虽已停止，而地面的战斗在20日晨爆发后，中央军在华县附近搞掉了东北军的两个营，在渭南占领了赤水，再从赤水绕道包围了渭南。宋美龄深感如果战争再发展下去，形势仍有逆转的可能，前面几天的努力将成泡影。另一个是蒋介石的脾气暴躁，容不得张、杨的这次行动。根据端纳的报告，蒋介石拒绝同张、杨进行谈判，并以死来要挟张、杨。蒋介石给宋美龄的信中就要求南京进行军事行动（当时宋美龄没有把信中这个内容告诉何应钦）。宋美龄恐怕蒋介石坚持这种想法，不同张、杨进行谈判，那么和平解决事变就会遇到重大困难。对此，宋美龄感到有亲赴西安一趟的必要。当时的形势仍很紧张，内战随时都会爆发，赴陕的风险也很大。张学良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供保护。”何应钦又恐吓宋美龄说西安是“充满流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对于这一切，宋美龄全都不顾。她为着英、美和四大家族的利益，为着挫败何应钦的阴谋，求得同蒋介石的直接联系，承担了风险，去完成这个别人无法完成的使命。
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来到西安。
宋美龄到西安后，第一个行动是与蒋介石会面。22日午后，宋去见蒋，当时的情景如宋美龄说：“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蒋介石那时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进行谈判。对此，宋美龄是比较理智的。她对蒋说：“此后君不应该轻言殉国。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还告诉蒋，只要处理得宜，事变可以马上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第二个行动是召见张学良。宋来陕时，张学良是去机场迎接，双方仅交谈了几句。宋美龄在见蒋后，即召见张学良，虽然没有对张、杨的此次行动加以斥责，但还是责怪张学良造成了“大错”。不过，宋向张说了当时惟一的问题是怎样解决事变。张学良对宋美龄说及他的这次行动“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同时张向宋吐露了他当时的苦衷是蒋拒不与他进行谈判，“怒气不遏，闭口不愿发一言”，请宋美龄从中做一些工作。宋美龄也深信张学良“言之由衷”，但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尊严，还是说张学良的这次行动“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毁灭纲纪”。最后，宋还是要求张尽快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明确表示他个人亟愿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但“惟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宋美龄也明确表示，她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可以代为见。应该说，在和平解决事变上，宋美龄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第三个行动是正式参加谈判。23日，宋美龄与宋子文一道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和中共代表团开始谈判。谈判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由于南京方面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的督促，因此在权衡利害后，宋美龄他们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但也不免讨价还价。经过两天会谈，根据上述的六项要求达成了基本协议。24日夜，宋美龄和张学良、杨虎城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这次由宋搭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并向蒋介石指出中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他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是主张放他。周恩来还一针见血地指明目前形势是不抗日无以图报，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对外抗日，才是惟一出路。在周恩来同蒋介石谈话时，宋美龄在旁也劝蒋介石“以后再不要剿共了”。宋氏兄妹还对周恩来表示敬佩和感谢。最后蒋介石虽然不在谈判协议上签字，但表示以“领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这样，为了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第四个行动是争取早日放蒋。由于蒋介石没有在谈判协议上签字，中央军也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西安许多爱国将领不让蒋走。宋美龄非常焦急与疑惧，惟恐已经争取到的局面会起变化。于是，宋氏兄妹就一方面往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之间，作多方面的商量；另一方面要蒋介石派蒋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双方部队自潼关各后撤一千公尺，并转告孔祥熙、何应钦关于西安谈判的进展情况。宋美龄除了做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外，还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对张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停战期已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又会开始，双方都会毁于这场战争中，要求张学良在圣诞节前放走蒋介石。在斯诺写的《红色中国杂记》中有关于宋美龄的这样一段文字：“她总在说，她希望张以释放他们作为圣诞礼物。”最后是以张学良怕在放蒋这一着棋上出乱子，就在25日下午三时多，既没有同周恩来，也没有同杨虎城事先商量，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直往飞机场，然后又亲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是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陈公博在回忆中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55】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2月29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月31日，军委会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四天之后，即1937年1月4日，又明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说这次特赦是蒋介石的请求，这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丑剧，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台阶下。由于张学良的轻信，加上他只想表明自己是出乎公心，并非私仇，也有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就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便失去自由。杨虎城被迫于1937年6月辞职，遣送欧洲考察。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于1937年11月，毅然携眷回国。杨回国后便被拘禁，直至1949年9月，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密令毛人凤将其杀害。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他认为：“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初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56】蒋介石在这里是讲准了一点，即他的“剿匪”是受到了“顿挫”，被逼走上抗日的路。蒋自己也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
注释：
【1】《社会主义月刊》，第1卷，第7期、第11期。
【2】《自反录》，第2集，卷2。
【3】蒋中正：《苏俄在中国》。
【4】王德胜：《蒋总统年表》，台湾世界书局1983年版，第154页。
【5】《蒋总统年表》，第1991页。
【6】《蒋总统年表》，第1991页。
【7】此为蒋介石1932年12月9日的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001页。
【8】曾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68—269页。
【9】转引自《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70页。
【10】《蒋总统秘录》，第2097页。
【11】《蒋总统秘录》，第2101页。
【12】[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2页。
【13】在《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一书上说北路军总司令是顾祝同。
【14】《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第74页。
【15】《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509页。
【16】转引自《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570—571页。
【17】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二），第43页。
【18】浙江革命同志会于1926年由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等在广州成立。
【19】CC的来源说法有二：一即“二陈”，因“陈”字英文为Chen，第一个字母为C，CC就是“二陈”的缩写；二是指“中央俱乐部”英文Central Club的缩写。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对，反正CC是以“二陈”为中心的集团。
【20】中统局于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
【21】张学良于1931年5月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后，因患重伤寒症入北平协和医院医治，原打算9月返沈阳，后闻日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要暗杀他，就继续留在北平。
【22】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23】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6辑。
【24】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27页。
【25】《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25页。
【26】《陈布雷回忆录》（二），第27页。
【27】《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424页。
【28】仅驻杭州的第八十八师在此役中阵亡将士一千多名，事后在杭州松木场立碑纪念，现纪念碑修复一新。
【29】《陈布雷回忆录》（二），第31—32页。
【30】《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第210页。
【31】《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59页。
【32】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
【33】《陈布雷回忆录》（二），第37页。
【34】《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62页。
【35】芸樵即何键。
【36】《龙云拟致陈济棠等电稿》（1935年8月），《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37】《陈布雷回忆录》（二），第58页。
【38】《陈布雷回忆录》（二），第56页。
【39】刘曾任白崇禧的参谋长，两广事变时专来往各地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40】《陈布雷回忆录》（二），第59页。
【41】《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74—676页
【42】《李宗仁回忆录》（下），第873—674页。
【43】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55-56页。
【44】第四路军是由粤军第一师扩充而来，这里也可泛指为广东部队。
【45】觉生即居正，时任司法院长；颂云即程潜，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益之即朱培德，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46】《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77页。
【47】《陈布雷回忆录》（二），第59页。
【48】有的文章认为不是南汉宸而是申伯纯。
【49】蒋介石1936年10月28日日记，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319页。
【50】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320页。
【51】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324页。
【52】《陈布雷回忆录》（二），第64页。
【53】宋美龄：《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心书局1937年版。
【54】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任过张学良的顾问，此时又是蒋介石的顾问。
【55】《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第253页。
【56】蒋介石：《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中心书局193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