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山整军会议期间，蒋介石在7月27日和28日的各次大会上，对整军的十个方案发表了训示。这十个方案为：第一案“调整部队案”，蒋介石就“裁撤后调师与后调团之番号”、“国军应保有之数量”、“编制装备之统一”、“兵员之充实”、“中间指挥机构之裁减”、“军事学校之紧缩”及“编余军官之处理”等七个方面发表了所谓“个人的意见”。第二案“提高官兵生活待遇及解决副食马乾”，蒋介石认为这一案中所提出的各项，大部分都不是这次会议中间主要的议题。“我们的着眼点在如何使一般士兵吃得饱，马养得肥，真正有作战的力量。”第三案“确立补给制度”。第四案“改善卫生，发给实物”。第五案“调整机构”，蒋介石认为“这件事关系整军最为重要”。第六案“改善新兵待遇、接送征补办法及加强师管区职权”。第七案“整饬机关部队风气及纪律”。第八案“确立政工重点”。第九案“调整法制”。第十案“改进国防工事”。
蒋介石在评述了这十个方案之后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是我们国家和军队起死回生的一次会议。”8月4日，蒋介石又对审查修正各案发表了训示。18日，再对各案发表了指示，最后说：“我对于最近中原湘北两次会战的失败，与其说是失望，毋宁说是乐观。因为我们种种的缺点和毛病，在这两次会战中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虽然付了很大的代价，但也得到了很宝贵的教训。如果我们一致努力，急起直追，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这次黄山整军会议，对未来的抗战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看桂柳会战。
日军陷衡阳后，为了打通“西南大陆交通线”，以维持其对中南半岛的运输，并破坏国民政府西南空军基地，以减少其空军威胁，又纠集十五万兵力，沿湘桂路及西江迄邕龙线，从北、东、南三个方面，以大弧形分途进犯桂柳。
8月29日，蒋介石致电驻桂林之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等，指示早作迎战准备：“（1）敌主力正围攻衡阳，似有续向湘桂路及粤汉路进犯之企图。（2）国军决固守桂林坚固阵地，依第六、第九战区之夹击，及第四、第七战区之协力，先击灭进犯湘桂路之敌。（3）第四十六军主力固守桂林，一部在全州、黄沙河占领阵地，任桂林之掩护。桂林阵地，应努力加强工事，储积足供三个月用之粮弹，以备能独立固守。（4）第卅一军主力即秘密开柳州待命，准备参加桂林会战。该军后调师及独立一团，固守邕、龙一带现阵地，须确实掩护宜山、河池、南丹我后方交通。（5）第六十三军暂位置祁阳，掩护湘桂路及零陵机场，依状况转移全州，参加桂林会战。（6）第七战区应秘密准备一军，转移连山方面参加桂林会战，并即时以一师秘密先开连山附近。第卅五集团军除以一五五师续行原任务外，应秘密以一师即开梧州，担任固守，并准备于必要时参加桂林会战。（7）南宁、郁林以南各公路，及其他敌可利用之交通线，由白副总长转饬四战区及桂省府动员民众，彻底破坏之，并切实疏散各交通线上之壮丁及粮食物资，以免资敌。”
9月2日、4日，张发奎致电蒋介石禀报日军增兵情况，请求“迅饬九七军及七战区部队，速分向平乐、梧州、河池、宜山间集中，以应战机”。5日，蒋介石复电说：“第九十七军先头部队，即可开拔，仍应在黔桂边境控置，归本会机动使用。由七战区转用之部队，除梧州之一师，须依状况再令开该地外，已饬余长官先抽一个师开连山，并即准备以二个师（连山之一师在内），适时参加桂林附近之决战。”
9月4日、5日，蒋介石先后致电薛岳、余汉谋，指示第九、第七两战区抽兵协助四战区战斗。6月，余汉谋致电蒋介石，陈述该战区之困难：“本战区所有兵力已竭尽绵薄，历遵调出，现实极度薄弱，无可抽调。关于敌情、我方配备及本战区倘被敌控制，不特对大局影响，即对桂省亦难牵制各情，前经迭电详陈，谅邀睿鉴，兹奉前因乞准免再抽调，俾保留现在仅有兵力，支撑危局。又西江方面，前以兵力及交通关系，奉准将一五八师后调之两团，充实担任守备，免另抽调一师，经饬遵办在案。现该方面连六四军留置之两团，已有正规军四个团。谨并奉闻，仍候示遵。”
9月7日、10日，张发奎再次迭电恳请蒋介石速令第七、第九两战区抽兵援桂。
9月10日，刘斐电示余汉谋应以大局为重：“查敌此次进犯，乃为对我最后之挣扎，桂柳要地不但为我抗战形势所必争，且为盟军反攻基地，非竭全力保卫，必难使友邦谅解。贵战区防广兵单，素所深悉，然以全般形势而论，究属次要，且曾经数度转报委座，终未获准，尚望勉为其难，速遵委座电令办理，大局利赖。”
9月18日，蒋介石就调第卅五集团军入桂参战致张发奎等密电：“着第卅五集团军全部即改归该长官（对张）、四战区张长官（对余、邓）指挥，担任两江方面之作战，除分令外，仰即遵照为要。”
日军于9月11日沿湘桂路进犯黄沙河，桂北血战由此展开。12日，蒋介石电令张发奎坚守全州：“93A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照兄与白副总长所商定计划实施。黄沙河方面，仍须督饬努力支持为要。”14日，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电告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全州不守：“（1）自灰日起，黄沙河方面敌步、炮约二千四向我猛攻，尔后续有增加。文日，分三路向我全州外围阵地进攻，激战竟夜，元日形成对峙。入晚，全线向我进攻。（2）左侧翼方面敌五百余，由枫木山南犯，我搜索营于元晚逐次被迫退至龙水附近。（3）全县贮弹因铁路失效，汽车不到，难望抢运。（4）全县地形固守，野战均多不利，尤以龙水方面顾虑甚大。（5）军为既出不利，避出胶着，保持会战力量，于元晚脱离敌军西退。（6）现全均经撤出，弹药抢出一部，余均彻底爆破。（7）尔后在决界首严关镇、大溶江之线阻敌，决遵张长官命令，达成任务。”日军攻陷全州后，旋猛力进迫桂林。
10月，日军用五个师团的兵力，齐头并进，突破桂林外围阵地。10月30日，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致电蒋介石，禀报桂林外围之战斗经过：“自申真敌窜入黄沙河以来，桂北血战开始，迄酉艳，桂林防守战揭幕。我外围及防守部队，经四十七日之作战，均能迟滞、消耗敌人，其中以兴安、老堡村一役最为激烈。我九三军第十师奋勇战斗，杀敌千余，使敌毫无进展，而该师自营长以下伤亡亦大，所属三团仅编足四营。嗣后敌因我大溶江阵地巩固，攻击数次，均受顿挫，即于酉铣，以敌一0六大队向我右翼松江口方面迂回。经调第十师与一九四师对敌包围攻击，战斗八日，对该大队歼灭大半，于伤亡敌大队长山井以下千余名，掳获轻机枪、步枪、望远镜、电话机等甚多，生俘敌四名，均因伤重，隔日毙命。敌以迂回不逞，遂于我右翼高上田方面陆续增援至步兵五千余，炮十一门。”11月4日，日军使用毒气猛攻桂林城南七星岩阵地，双方死亡枕藉，阵地被突破。至8日夜，桂林陷落。
由西江西进和邕龙北犯的日军，在连陷怀集、梧州、容县、平南、南宁、迁县等地之后，直扑柳州。柳州城内守军在日军空、地猛攻下，牺牲甚大。卒以众寡悬殊，向后撤退。柳州于11月6日陷落。
日军攻陷桂柳后，其主力沿黔桂路进犯，国民政府军一面节节阻击，一面飞调援军。12月2日黔南独山一度失陷，贵阳震动。国民政府经空运增援，向日军施行猛烈反攻，8日克复独山，迫敌退至河池附近，成对峙之局。
此次会战，日军奉行了兵贵神速之原则，在攻陷衡阳未及匝月，即进犯桂、柳，超出过去会战间隔及会战准备之惯性，致国民政府军增援不及，终达目的。中国方面，蒋介石在战前及时调整了部署，并一再电令第四、第七、第九各战区司令长官协力作战，第四战区在开战后不久也策定了较为完善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防广兵单，使各阵地无法应援，顾此失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10月15日上呈蒋介石的电文中说：“我虽号称八军，但完整能用者，实仅第卅一、四六两军。”其余均由湘粤赣转战而来，士兵疲劳过度，士气低落，一般指挥官则缺乏必胜信念、旺盛精神，战斗力因此大为减弱。再则，在此次桂柳会战中，战区之间协同不力，未能发挥侧击及牵制之效，日军遂易于集中兵力，桂柳会战终以国民政府军的失败而告终。
五看湘西会战。
湘西会战发生在1945年4月至6月。会战范围，以邵阳、芷江、新宁地区为主。自盟军反攻以来，中国东南空军基地——芷江机场之地位益显重要，该地区还集结了大量物资，成为反攻之重要空军基地。在地形上，该地有雪峰山脉为屏障，地势险固安全。自日军占领长衡、桂柳后，该地区即为国民政府军侧击长衡、威胁全桂之根据地；且踞资、沅两水之上游，对益阳、常德等地区，收瞰制之利。湘桂的日军为巩固其湘桂、粤汉两铁道之交通，并破坏国民政府军反攻基地，阻止国民政府军队的反攻准备，自1945年3月下旬以来，在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并积极修筑衡邵、潭邵等公路，集积粮秣械弹及各种器材于邵阳及其附近。4月初旬，日军分三路向湘西进犯。
4月5日，蒋介石致电参谋总长何应钦，指示其注意日军动态并作相应部署：“据报敌近在长衡、衡宝各路调动频繁，希饰注意。现驻独山附近之一百九十三师，似应即开新化，归七十三军制。”9日，何应钦复电说：“已遵转饬汤司令官，令该师按预定运输计划，速开新化归达矣。”
4月9日，蒋介石再致电何应钦，指示作战指导要领：“（1）湘、粤、桂敌似有抽集约三至五个师团兵力，向芷江及常、桃进犯之企图。（2）以确保芷江机场，并利尔后反攻为目的，以第四方面军所属部队为主，务于洪江、溆浦以东地区，选定主阵地，与敌作战。（3）第六战区及第三方面军，应以有力部队策应湘西方面作战。（4）各部队应从速完成作战准备。（5）希遵照上列指示，速拟具作战计划呈核。”
4月11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报告对有关之战区及方面军的具体指示：“（1）着暂编第六师改归王司令官耀武指挥，担任芷江机场守备。（2）已饬汤司令官转饬第九十四军，即速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待命向芷江附近推进，协力第四方面军之作战。（3）第三方面军即增强黔桂路、桂穗路之防务，并作策应第四方面军作战之准备。（4）第六战区策应军，即与王耀武方面军密切联系，并迅速完成作战准备，以主力适时推进至常、桃以北地区，协力第四方面军之作战。”
4月14日，何应钦奉蒋介石之令，呈报拟具的第四、第三方面军及王敬久集团协同作战之要领：“（1）第四方面军应以主力于武冈、新化附近之线，与敌决战。（2）第三方面军应以一个军（九四军），先集结通道、靖县地区，准备向武冈以东进击，参加第四方面军之决战。（3）王总司令敬久，应率所部三个师及第十八军之一个师，准备由桃、常向新化以东进击，参加第四方面军之决战。（4）由上一、二、三项之部署，期于武冈、新化以东之地区击破来攻之敌。（5）新六军应准备一个师空运芷江，为第四方面军之总预备队。（6）为保障第四方面军之作战安全起见，第三方面军应确实拒止黔桂路及桂穗路之敌，使不得越过南丹、龙胜两要地。”
自日军4月9日进犯以来，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首先在武冈、江口、新化一带进行坚强抵抗，挫日军于雪峰山。激战期间，何应钦频频致电蒋介石，转报战况及敌我双方的伤亡情况。
4月19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转达了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的电报：“（甲）本集团军策应芷江作战部队，篠晚位置如次：九十二军军部石门、皂角市，二十一师（欠六三团）到达盘龙桥，一五二师仍任屿湖原防，因时间、空间关系，皓日可交防完毕，马日可在临澧集中。暂五十一师先头到聂家河。（乙）兹遵钧座卯篠酉忠整澹电示，部署如此：（1）九二军军部及一四二师开桃源附近，限养晚到达。二十一师（欠六十三团）开常德，限皓晚到达，于养日接替十八军主力常德及其附近地区防务完毕，阻止当面之敌，并着二十一师尽先接替一一八师常德方面防务。（2）暂五十一师到达王家厂后，卯梗出发，限卯宥到达滕家河附近集结待命。（3）职拟于养日先到石门指挥。”4月24日，何应钦再致电蒋介石，禀报对参加湘西作战各部队之任务及行动的规定，其中“王敬久兵团（九十二军暂五十一师）迅以主力接替十八军常德、桃源、益阳、宁乡方面之防务，拒止当面之敌，限卯月底接替完毕”，“王敬久兵团与第四方面军之军事作战地境为迹坪、横铺子、太和桥、石坝咀、银缳市、湘潭城南端相连之线，线上属王敬久兵团”。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于是在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并牵制其行动。
4月26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转告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对本方面军部署的调整情况：“（1）第廿九军指挥第一六九师及预十一（王铁麟）师，继续担任黔桂路方面之防务，该军部推进至六寨附近。（2）第廿七集团军：①第廿军军部及第一三四师开黎平进至溶江，限卯号前到达。②第廿六军军部推进至通道，限卯号前到达。（3）第九十四军除留一二一师之工兵营担任旧州机场之警戒勤务外，全部开锦屏、靖县间地区集结待命，限卯宥前集结完毕。”同日，何应钦又电告蒋介石对汤恩伯等下达的命令内容：“为加强第四方面军右翼，歼灭来攻之敌：（1）着九十四军（欠四三师所属守备芷江之一个团）归李总司令玉堂指挥，李总司令应以第二十七集团军主力固守桂穗路及其两侧地区，拒止敌人于龙胜以南；以九十四军迅速向城步推进，求敌之外翼而击破之，并随情况之发展，以九十四军主力向武冈东南地区进击，参加第四方面军之决战。（2）李玉堂集团务与第四方面军密切联络，协同作战。其九十四军之进击，不受三、四两方面军作战地境之限制。”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继进击武阳，攻击日军的侧背。
5月4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禀报对第四、第三方面军及王敬久集团军下达的作战要领：“综合第四方面军最近情况及一般态势，极有利于攻势转移，特指示该方面军及两翼有关部队之作战要领如下：（1）攻势转移之目标，为击灭进犯之敌，恢复我资水西岸之原阵地，并相机攻略宝庆。（2）发动攻势转移全期间所需之粮弹补给，应尽速于五月十五日左右，全部准备完竣，并分屯。完成攻势转移开始之日期，即以粮弹准备完成之日期为准。（3）着新六军归王司令官指挥。其新廿二师应立即向江口北推进，协同江口附近作战之部队，担任江口正面公路上之防御，掩护新六军、军直属部队及新十四师，向安江附近集中。（4）李玉堂集团之九四军主力，应与第四方面军在安江及宝庆以南之部队密切协同，务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击灭城步以北地区之敌，进击于武冈附近，准备协同第四方面军，担任安江、宝庆公路以南地区间攻击，务求敌之外围，予以包围攻击。约详细由汤、王两司令官自行协定。（5）王敬久集团应竭力拒止当面之敌，掩护我攻势部队之左翼。（6）第四方面军所属各部队作战之部署，由王司令官依情况自行决定，并立即拟定计划具报。（7）攻势转移开始后，我各部队应密切协同，全军一齐猛烈进攻，如敌动摇，应不分昼夜，与敌保持接触。并应以钻隙、迂回、超越、追击诸法，分别截断包围退却之敌而歼灭之。”
5月6日，第四方面军拟定了湘西会战之攻势转移的具体计划，决定于5月8日拂晓，全面转移攻势，置主决战于两翼，协力右翼友军，压迫敌人于雪峰山东麓捕捉歼灭之。
5月8日，国民政府军空军协助全线反攻，对日军施行钳形攻势。5月12日，蒋介石电示何应钦嘉奖空军将士：“此次敌犯湘西，我空军将士英勇作战，协力地面部队迭挫敌锋，殊堪嘉慰。除另电传令嘉奖外，关于空军第五大队长张哈螀、美方大队长邓林上校、轰炸第一大队第四中队长声凯旋、美方队长来杨少校等四员，已着铨叙厅从优叙奖。仰另候饬遵。”在王耀武部的奋力反击及各友军的协力下，国民政府军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至6月2日完全恢复原态势。蒋介石对王耀武所部传令嘉奖。
此次会战前后经过五十五天（4月9日至6月2日），“计伤毙敌二八一七四人，俘敌官十七，士兵二三零名，马三四七匹，大小火炮二四门，轻重机枪一百挺，步枪一三三三枝，其他战利品二十吨”。【138】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在大陆上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球诸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于是蒋介石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
综观此次会战，国民政府军战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指导适切。奉蒋介石之命担任此次会战最高指挥的陆军兼总司令何应钦在会战初期，即确定了以攻为守的原则，迨攻势转移及追击时，亦均适时适切，明确指示以方针，遂能把握战机，以勇敢果断之行动，击灭敌人。（2）友军协同。汤恩伯部与王敬久部在左右翼的协力猛攻，解除了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的侧背威胁，使之得以集结全力击溃当面之敌，日军因伤亡惨重，侧背危殆，以致全线崩溃。（3）盟军协力。在美军的协助下，中国方面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予日军以极大杀伤。（4）官兵用命，拼杀顽强。
再看滇缅会战。
滇缅会战的时间是从1941年11月至1945年5月。这个会战是由缅甸战役、缅北战役和滇西战役三个战役组成，时间跨度好几年。
第一个战役是缅甸会战。缅甸地理位置介于印度与泰国之间，不但为我国西南惟一国际通道，且对泰越有连带关系，泰越既划入中国战区，中国要保持西南国际通道（包含中印新国际路线），并准备驱逐侵入越泰之敌，均不能不入缅协助英军作战。
1941年11月3日，军令部拟定确保滇缅路作战计划。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10日，蒋介石“即下令第六军在滇缅边境（车里）之刘支队即行入缅，并令该军在滇缅公路之四十九师先派一步兵团即开畹町准备入缅。同月15日又下令第五军限三十一年元月十八日在滇缅路上之保山以东，集中完毕；第六军主力限在三十一年元月二十二日在保山以西集中完毕。”准备入缅协力英军作战。但“十二月二十三日。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暂时勿庸入缅，嗣又表示四十九师开抵畹町之一团暂勿前进”。于是国民政府军的行动为之中途停顿。1942年1月中旬，第六军之刘支队业已入缅，并到达景东北方之猛勇。2月13日，英方以仰光情况危急，复请派第五军迅速入缅。
2月23日，蒋介石电示何应钦：“（1）本晨已令第五军由英方接运至同古、棠吉中间地区集中，因英方声请，该军各部入缅后之集中位置由彼计划，故未将部署纲领予以指示，兹遵电示，补令杜军长应以有力之两团进驻同古，占领阵地，确实掩护集中，其余主力部队可在他希集中，须待集中完毕后使用，切勿逐次加入作战。（2）第六军一师在景东，一师在芒乃（猛畔西北方），一师在畹町待命，分散太甚。职意五、六两军最好担任萨尔温江或棠吉以东一方面作战，免与英印军混淆，使指挥联系困难。如杜军长必须向南使用时，亦应待全军集中完毕，再加入作战。现英方似有以师或团逐次使用之意，除面告丹尼斯注意外，拟请转告英方。”
2月24日，英方在缅最高军事长官胡敦对国民政府入缅军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26日，侯腾由腊戍飞回昆明，向蒋介石报告缅甸情况及胡敦之意见后，于27日下达命令：“（1）敌为夺取缅甸，威胁中印国际路线，将企图占领仰光，并继续向缅北曼德勒方面进犯。（2）我以摧破敌人企图之目的，第五、六两军应即全部入缅，协同英军作战。（3）关于入缅部队之指挥系统及输送程序、集中位置，综合规定如下：①第五、六两军暂归杜军长统一指挥，杜军长受胡敦司令指挥。②第五军应不待第六军输送完毕，即开始输送。③第五军之二百师，应于三月一日由现地开始输送，急行入缅，在平满纳、同古间地区占领阵地，掩护该军主力集中。第五军主力应继二百师之后续行入缅，集中于杂泽（即他希）南北地区，准备协同英军迎击进犯之敌。④第六军应以九三师及刘支队任景东方面之守备，以四九师任猛畔方面之守备，以暂五五师为军预备队，控置于大靠、可乌特、外汪间地区，军部及直属队位置于雷列姆附近。（4）中英两军之作战地境应协定为思戛村、梅乌里、巴尼托特、密雅内特相连之线，线以东属中国军。曼德勒以南至同古间之铁道，应协定归第五军守备。（5）第六军之新卅八师及宪兵第廿团第一营，在第五军之后输送入缅，任第五、六两军后方联络线之维持。第六军主力即移驻保山附近，构筑边境国防工事，并准备必要时入缅作战。”
3月1日，蒋介石在昆明下达电令：“（1）查第六军之新卅九师缺额太多，着暂在霑益、盘县间地区整补。（2）该军主力仍遵前令行动。”当日下午，蒋介石由昆明飞抵腊戍视察。3日蒋介石在腊戍召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等高级将领，亲自指示作战要点。
3月8日，日军攻陷仰光后，与英军相持于匝那瓦的及列羊宾间地区，并积极准备继续北犯。此时国民政府入缅部队，因输送困难，于3月8日，始有先头部队第五军之二00师戴安澜部到达同古，该部一面备战，一面掩护后续主力部队之集结。
3月16日，蒋介石下达手令：“（1）第五军主力，仍集中曼德勒东北与美庙间。（2）如英军要求我防守曼德勒，则不妨先派部队协助其构筑核心工事，最多以一团兵力为限，曼德勒守备，最多不过二团兵力。（3）第六军决不能再开，只能派一部在腊戍为止，第六军主力势不能不顾昆明，作为惟一之总预备队。”
3月20日，蒋介石又连下三件手令：“（1）派一师至东定吉、阿兰庙间地区，作为普罗美方面之英军总预备队，专备反攻、增援之用，决不负为其防守防地之任务。如果敌军有一个师团向普罗美进攻，而英军无久守防地至二三日之精神，则我军应在东定吉、阿兰庙所驻地区内固定待机。（2）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3）凡在国外部队，以不轻进、不轻退二言为要诀。在前方全般情势有利于出击、反攻或捕捉战机时，则应决心出之以积极行动。（4）我军在同古、平满纳方面阵地之兵力，应以现有者为限。（5）我军决战地区必在曼德勒附近之要旨，切不可忽略。（6）据杜军长十四日函称，亚历山大作战方针在保护叶南阳（即彦南阳）之油田。如果照此方针，则我军一师兵力不可到阿兰庙，只可到东定吉。（7）棠吉、罗衣考及其前方部队，仍应由暂五五师派一团担任，不必变更。（8）同古必须死守，英军在普罗美未撤退以前，我军决不能先撤同古阵地。”
3月21日，史迪威签发中国远征军作战命令。
3月24日，同古正面之日军向国民政府守军戴安澜部展开猛烈攻势，日军除以飞机狂炸，战车纵横扫射外，复使用毒气，戴师坚守不退，奋勇抵抗，血战四昼夜，敌我伤亡均重。至28日，戴师为保存战力，乃向北转进。
日军在攻陷同古后，为使尔后作战容易，减少侧背威胁，于4月1日攻占普罗美，16日窜至仁安羌，该地英军一部遂被敌包围。17日，蒋介石致电林蔚：“着新三十八师迅以两个团增援英军方面。”新三十八师遂奉命以一部驰往援救，激战两昼夜，击退日军，解除英军之危，博得盟国好评。“普罗美被敌攻占以后，同古方面敌人即分路北犯，一路以十二师团两联队，及十八师团之一部为基干，沿同腊路猛犯，于毛奇雅多及南柏包拉克等处，与我发生激烈战斗。二十四日，敌窜罗衣老并继续猛进。我军为避免决战，逐次向北转进，计划于腊戍附近予敌以重大打击。二十八日，敌开始猛攻腊戍，并以飞机十余架，战车装甲车三十余辆助战，我军奋勇迎击，战至廿九日午后，双方伤亡甚重，我向畹町撤退。”日军继侵腊戍，陷龙陵、腾冲，中国对外交通要道滇缅公路被切断，日军迫近我国云南边境，在怒江西岸惠通桥与国民政府军隔江对战。
7月3日，蒋介石颁发云南方面作战计划要旨，其方针是：“以确保祥云、掩护中印航路之目的，凭依滇南既设阵地及怒江、澜沧江、漾濞江诸要隘，击灭进犯之敌，并控置有力兵团于昆明附近，巩固云南之基地，准备最后之决战。”
5月3日，史迪威决定中国军队转入印度。“中国军队退入印度时，穿越野人山，向印度东境的雷多转进，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艰苦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139】8月3日，中国军队到了雷多，与英、美盟军一道仓促应战，损失重大。
此后，中国远征军分成为两部分，一部在印度，为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后由郑洞国接任），下辖新一军、新三十军、新三十八师、新五十师、新六军、新二十二师、新十师等；另一部在中国国内，由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卫立煌继任，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下辖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和直属部队。
此次缅甸战役，不能不承认为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以下三点：第一，军令不统一。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后，蒋介石曾多次建议缅甸境内的军令必须统一，应由史迪威指挥，但事实上，入缅部队一直受着三头指挥，即英军在缅司令官及史迪威、蒋介石。第二，英方的出尔反尔，致使中国远征军贻误战机。第三，中国军队对缅甸当地的地形不熟，加之补给困难、交通运输工具缺乏，给作战带来了诸多不利。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国民政府军队在此次战役中，自始至终战况均呈被动态势，虽官兵奋勇用命，卒难挽救危局。以后国民政府军于转进期中，越荒渡险，绝粮断炊，不为敌屈，充分展示了我中华民族的固有精神和抗日军人之伟大人格。
此次战役，中国军队的伤亡极其惨重，但仍有其重大意义：“（1）提高同盟国道义。（2）取得联合军作战经验。（3）于战胜后和平会议，可使盟邦尊重我对缅甸问题之发言权。（4）将来反攻缅甸，可依失败经验，开辟成功之路。”
第二个战役是缅北战役。
1943年10月底，驻印新一军为掩护修筑列多公路，打通中印缅交通之目的，先以一部向新平洋、大洛、于邦等地推进，11月初相继占领拉家苏、新平洋、宁变等地，惟于邦之日军死守不退，且大量增援，向中国驻印军新三十八师实施反扑。当时新三十八师以众寡悬殊，致有一部被围月余。经迭次向总指挥部据情交涉，始得允许增援。迨后续部队开到，即将当面之敌一举摧毁，歼敌一大队，造成于邦大捷，为中国驻印军之缅北攻势开胜利之前路。
1944年1月下旬，中国驻印军之另一部新六军亦开到加入战斗，2月初相继攻克太洛木柏村，3月5日攻下猛关，毙敌两千人，缴获甚多。国民政府军乘胜追击，同美军一支队会师于瓦老棒附近，继而进入猛拱河谷之最大城市加迈，并占领猛拱城，日军十八师团残余几乎全部被歼。6月30日，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致电蒋介石，报告加迈会战的经过及战绩。电文说：“卡马英（加迈）会战自六月一日突破马拉关敌坚固阵地，九号包围敌十八师团于湖沼地带，歼其主力。十六晚进克卡马英。赖友军协力，再将敌残部包围于卡马英以南山地及孟拱河间，其虽作困兽之斗，终因我官兵士气旺盛、用命所致，于廿九号完成扫荡，田中新一率领残卒约一千五百余，钻隙辟路，攀缘雪邦山崖壁，向南逃窜。我俘大炮共四十门（内150及105重炮十二门，野炮六门，山炮两门，新式47战防炮七门，37平射炮七门，70榴弹炮两门，中迫击炮四门），高射机枪一挺，载重汽车一百六十七辆，田中新一以下乘车十二辆，轻重步枪、掷弹筒一千六百余枝，仓库卅余所。生俘敌原藤大尉以下七十余名，重要文件、装具弹药等甚多，尚难统计。查此次敌重武器及军用车辆遗失之大，人员死伤疾病、转于沟壑者之众，狼狈溃散惨状，有甚于两年前国军野人山之转进。追昔睹今，因此痛雪前耻，官兵大奋。”
“当我军主力尚在孟拱河谷与敌作战之际，我以奇袭密支那之目的，将新三十师、五十师各一团，重炮一连，配合美军两个营，编成突击队，于四月初旬，由胡康河谷出发，经大库芒山，跋山涉水，辟军路向密支那挺进。其时孟拱加迈未下，孤军冒险深入，迄五月十五日，进击百余哩，迫切密城，敌毫无所知，猝不及防，我遂一举攻占密支那机场，掩护空运着陆，其后新三十师主力，十四师一部，及新二十二师山炮连，相继由空运到密，又孙布拉板之英军一部，亦南下协同作战，先后截断密城四面交通，及可能增援之要点，敌一一四师团一部及宪兵队，凭坚固守。迄至我军主力攻克加迈猛拱后，得将五十师一部，加入作战，始于八月三日，克复密支那。”
至此，中国驻印军调整部署，积极准备次期作战。
此次缅北作战，中国驻印军得到盟军空军及工兵之协力，翻越崇山峻岭，顽强抗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国民政府军队的出色表现深得盟军之敬佩，全谓中国军队能吃苦耐劳，骁勇善战。当时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评论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第三个战役是滇西战役。
卫立煌指挥的滇西远征军，为策应驻印军缅北之攻势，以五十三军、五十四军之全部，及配属炮工通讯部队，编为攻击兵团，于1944年5月11日拂晓，强渡怒江，向腾冲、龙陵之线攻击前进。
5月20日，徐永昌致电何应钦转蒋介石签呈滇西远征军之作战方案如下：“我远征军出击部队（53A、54A及76D、88D、N39D之各一团）自本月十一日开始强渡怒江以来，进展顺利，已先后攻占马面关、桥头、红木树、平戛等据点，并围攻斋公房、大塘子等地。又我驻印一部（88R/N30D、150R/50D）配合美军支队复于昨（十八日）迂回至密支那，占领密支那机场，并随即以运输机、滑翔机运输增援部队在该机场降落。此际我远征军主力似应即乘机渡河，扩张战果，进攻腾冲、龙陵、芒市之敌而占领之。”21日，蒋介石批示说“照办”。
5月22日，卫立煌将其指挥的五个军全部渡江加入战斗。以廿集团军辖五十三军、五十四军，及预二师为右翼军，攻击目标向腾冲，以十一集团军辖第六军、七十一军、第二军为左翼军，攻击目标指向龙陵、芒市。先后攻克腊猛街、镇安街等，并一度克龙陵老城。此时适值滇西雨季，淫雨连绵，人马行动困难，以致后方补给不继，影响进展。6月中旬以后，日军集结残余企图反扑，作最后之挣扎，与滇西远征军鏖战于龙陵、松山、象达、平戛等处月余之久，旋以气候恶劣，道路泥泞，人马消耗均大，国民政府军曾一度中止攻击。
1944年秋，中国统帅部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并配合盟军及驻印军攻势起见，令滇西远征军加紧反攻滇西之敌。
远征军奉命向日军展开攻势。9月7日攻克松山，开放惠通桥，14日克腾冲，11月3日克龙陵。中印公路北段，即行开始修筑。11月20日克芒市。在这一系列战斗期间，前线将领卫立煌、宋希濂等频频致电蒋介石，禀报战斗经过情形、敌我双方伤亡情况及国民政府军的战果、战绩。蒋介石则不时回电嘉奖，或电告作战指示，并调派部队。
12月31日，徐永昌致蒋介石签呈远征军、驻印军而后之部署为：“对远征军、驻印军于攻下畹町、南坎会师后之使用，谨拟腹案于左：（1）远征军以11AG（2A、6A、71A）留驻国境线内，实施补训，并构筑坚固防线，掩护中印公路，其余（53A、54A）调回。（2）驻印军（50D、N30D、N38D）继续推进至马宾、新线之线，停止整训，改取守势。”最后徐永昌说：“上拟腹案，是否有当，敬乞鉴核。”蒋介石于1945年1月5日批示道：“可如拟。”
为早日与驻印军会师，蒋介石连连致电卫立煌，令其从速进攻畹町。经反复搏斗，国民政府军于1945年1月20日攻克畹町。此时在缅北方面，驻印军于1944年10月15日由密支那冒雨进攻，12月15日克八莫，1945年1月15日克南坎。1月23日，卫立煌致电蒋介石，告知驻印军与远征军已有一部会师：“查畹町已于子哿攻克，养晨一一六师与驻印军新卅八师于木姐会师。”1月24日，蒋介石电示何应钦而后之作战部署。蒋介石说：“（1）远征军所有部队即撤至畹町或中缅边境北部地区。（2）扫荡公路残敌与占领腊戍任务，交由索尔登将军指挥之驻印军负责。”何应钦于当日复电说：“查驻印军系在远征军之右前方，刻远征军之正前方尚有敌人，如远征军立即后撤，则敌必跟踪而至，而驻印军之扫荡战亦必增加负担，除已饬卫长官转令所部立即停止前进并严防敌之反击，俟远征军当面已无敌踪，并驻印军已确实进至远征军之正前后方，再行后撤。职恳饬索尔登将军转令新一军迅速前进为祷。”25日，蒋介石致电索尔登，请其令新一军速进：“为使远征军适时后撤及防敌反扑计，请督饬新一军迅速前进，并与何总司令密切联系。”1月27日，国民政府滇西军队（远征军）与驻印军两路大军会师芒友，中印公路于此完全打通。董建勋于1月30日致电昆明行营主任龙云说：“我军于感日晨攻占芒友，于是时是地完成大规模会师，双方高级将领互相慰劳，并举行会师仪式。又第一批运输队俭日经缪师入我国境内，已完成军事、运输两大任务。”至此，滇西国民政府军队在统帅部的正确指导下，经奋勇作战，终于完成了策应驻印军、打通举世瞩目的中印公路之任务。
随后，远征军乃奉令停止攻势，在国境附近整补。2月21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报告远征军的后撤情况：“（1）远征军各部队均已撤至畹町、圣匕地区。（2）现五三军在猛卯附近，第二军及第六军在畹町、遮放间地区，七一军芒市附近，五四军腾冲附近，二百师芒市。（3）以上各部队均在待运中。”3月6日，何应钦再致电蒋介石，报告远征军当前的部署：“（1）长官部及炮十团、重迫炮三团三营驻保山。（2）第十一集团军驻龙陵，第二军（第九及七六师）、第六军（预二师）驻遮放，第七一军（第八七及八八师）驻芒市，新三三师驻猛撒，新三九师驻驰甸，第二百师驻芒市。（3）第廿集团军驻保山、蒲缥，第五四军（第卅六师及第一九八师）驻腾冲，第五三军（第一一六及一三零师）驻辛街。”
郑洞国指挥的驻印军则奉命协同盟军继续攻击当面败窜之敌，收复缅北，曾先后克复腊戍、细胞、猛岩等地，3月30日与英印军会师于乔姆克。国民政府军驻印部队经数年奋斗，终于大功告成，乃撤驻腊戍附近整补。
计至会师芒友时止，国民政府军之战果为：“毙敌四八八五零人，俘敌六四七人，卤获步枪一一六四四枝，轻重机枪六零一挺，炮一六零门，战车十二辆，飞机三架，汽车六零六辆，马一四三零匹。”【140】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团。
综观滇缅会战，中国远征军本着协同盟军作战，及确保中国国际通路之目的，不顾困难地形与恶劣气候，艰苦奋斗，打通中印公路，重创日军。国民政府军队在此次会战中所表现的协作与吃苦精神，深得盟军好评，蜚声中外。
第四节 蒋介石同汪精卫的分歧
一、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
在抗战的营垒中，产生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的事件，这是历史的插曲，从而也构成了一个对立面。
汪精卫投降日本，这是有深远的原因的。一个主要的外因是蒋汪争斗已久，汪精卫要另找出路。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时的声望已经很高了，“当汪已获得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二等兵蒋介石还在北海道的第十三野战联队‘洗刷军马’呢”【141】。“当孙（中山）在北京生命垂危之时，汪就守候在他的床边，等到要写政治遗嘱时，汪就代表这位病危的领袖执笔，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人是汪，遗嘱的起草人也是汪，而孙同意这篇遗嘱并吃力地作了最后一次签名。对于多数人来说，汪在孙病榻前那一幕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另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它说明汪具有继承孙的权力和资格。”但是，汪精卫在1926年以后就斗不过蒋介石而走了所谓十年的“下坡路”。所以，有人认为：“汪的自尊心使他视而不见，政治上的挫折则使他恼怒异常……他把他的不幸告诉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由于没有更好的候选者，乃接受了他的帮忙。”【142】内因主要是汪精卫认为中国无力抵抗日本的侵犯，必须求和。汪精卫是“恐日病”患者，他认为国民党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只有对日“和平”（即投降），国民党才有力量反共，如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1939年7月，汪精卫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声明中，更把这个内因彻底披露了。他说：“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来，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产党的牺牲。另一条路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的阐明起来，重新的实行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第一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我决定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定团结同志并团结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后来同汪精卫一道做汉奸的周佛海写的《回忆与前瞻》中对于这一点说得更明显：“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样的毫无抵抗。因为在北方如果不坚强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国的决心和实力，也不能戢当时一部日本军人的气焰。我们要以实力表示我们是不可以不战而屈，我们要以实力使日本知难而退。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所以我们的抗战只应限于北方，不应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战。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当时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研究的结果，觉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又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约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张群等谈今后抗战要计，“汪亦未有他语，仅谓‘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争，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而已。”【143】汪精卫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日本要结束战争，要和；我国无法打下去，也要和。中心是一个“和”字。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分裂，首先把汪精卫集团拉过去，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公开投降日本并建立了南京伪政权。日本之所以看中汪精卫，是因为“汪兆铭在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但自抗战开始以来，不断力倡和议，反对全面抗战，且被视为有私通日本、使停泊在长江上的日本军舰逃出中国封锁线的行为。他又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和平工作之际，毋宁说是有点采取偏向日本的态度。还有当广州沦陷时，更传播‘中央将军队拉到武汉去了’的流言；后来在武汉沦陷乃至长沙大火之后，又借口责难政府军的焦土战术，其反政府的言行颇为显著”。所以日本“乃正在考量着像这样的汪兆铭则是他们所要引其为傀儡的一张王牌”【144】。经过一系列的秘密投降活动，参加的人有高宗武（国民政府外交部亚州司司长）、董道宁（亚州司日本科科长）和梅思平、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及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等，最后于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私离重庆。陈布雷在日记上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提和战之意见，不诏未及一周，即潜行入滇而离国也。”【145】当时汪精卫赴云南，要争取龙云拥汪反蒋，并打算争取第四战区张发奎的响应。原先在1938年11月中旬汪日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举行秘密谈判，讨论就建立新政府的计划达成协议的时候，汪精卫预计，可争取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等人及四川军队将领参加“和平运动”。结果是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19日晚，汪就跳上滇越路火车去河内。28日发表了声明，【146】拥护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公开叛国。汪精卫在1939年6月12日同日本内相米内的谈话中说及他为什么离开重庆：“我离开重庆之前几个月间，总努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后立下决心出来。”周佛海自述说：“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以后，心情苦闷、烦恼、焦急，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一般的人心和情形是：没有一个人不想和，没有一个人敢说。两个人关着门说话，有疾首痛心、诅咒战争、希望和平的。但是有了三个人，调子就高起来了。大家都怀着这种心理：就是和平，是千真万确，自己所希望、所企图的；但是顶好别人主和，自己主战。换句话说：就是大家希望别人做汉奸，自己做民族英雄。汪精卫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一般同情的人不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对。（汪）向蒋先生提出意见，始终没有确实的结果。所以汪精卫毅然决定离开重庆，以便公开的发表和平主张，从事和平运动。”【147】当然，周佛海在这里是替他们当汉奸作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