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怎么对待汪精卫的出走及声明呢？1938年12月21日蒋介石在陕西武功接到龙云的报告（当时蒋介石去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吃了一惊，这一天，蒋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4日下午5时，蒋介石由西安回到重庆。当天晚上，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说：“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大规模的抵抗。”因为汪精卫脱离重庆后，流传着这样的推测——“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所以蒋介石才赶紧作了这个说明。在暗地里，蒋介石派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词》，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日，蒋介石讲了话，批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认为：“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在这次讲话中，蒋介石未提及汪精卫逃脱一事。27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速返重庆。28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并致书国民党中央，认为他的行动同原来蒋介石通过陶德曼同日本搞和谈是一致的。汪说：“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艳电》更是恬不知耻地建议应以日本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点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1939年元旦，国民党召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蒋介石以党的总裁地位主持会议，为谋给予汪精卫以再一度的悔悟的机会，而希望加以宽大处理，但中央常委，尤其是林森、吴稚晖、张继等人极端愤慨，讨论到最后，终于议决：“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过由吴稚晖起草决议。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委，讨论对汪发表艳电后之处置，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嘱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恢悔余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148】上述可见，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是持反对的态度，根本不存在“分途合谋”。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日本拉出汪精卫粉墨登台，却是出于无奈。日本知道汪精卫的价值：一是汪早已是为人们所诟骂的亲日派，二是国民党的实权不在汪手中而是在蒋手中。因此日本诱降的真意是要把蒋介石集团拉过去。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无需说，从本质上来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已。”所以，汪伪政权建立后，过了八个月，直到1940年11月31日日本才予以正式承认。日本借此向蒋介石投以钓饵。日本寄希望于蒋介石投降，想把“最好的菜”留起来给蒋介石。汪伪政权自政府主席以至各院各部官衔，都冠以“代理”二字，汪伪政权一直以林森为主席，虚位以待，汪精卫为代理主席。汪精卫、陈公博就表示过日蒋“和谈”成功，汪伪政权仍可取消。今井武夫认为：“为了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南京政府就成了日华协作的实验台，而且在全面和平的时候，又可作为媒介，具有充作垫脚石的决心。”【149】在日本人的眼里，汪精卫不过是“实验台”，是“媒介”，是“垫脚石”。
二、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和谈
蒋介石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投降日本当汉奸，但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没有断了同日本妥协的念头，而且也没有断过秘密和谈的活动。这种活动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第二阶段是反共高潮时，第三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四阶段是抗战末期。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悄悄地通过各种渠道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这时，蒋介石同汪精卫是“和衷共济”，合伙经营的。当时是通过两条渠道进行妥协工作。
一条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在7月13日向国际联盟递送了第一次声明。在9月10日，以中国代表身份向国联秘书长提出申诉书，请求国联采取适宜而必要的行动。于是，国联决定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资商讨。9月12日，中国再提出补充声明，诉请国联对于日本侵略采取必要的行动。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发表了语气软弱的对日宣言，只是说日本侵华：“全世界对之均有一种不安之忧虑”，“各国代表仍信当事双方倘同意停战，俾乘机试行解决，或可达成之目的”，对日本的强硬态度，“各国代表殊难理解”，“各国对之不得不考量其共同应取之态度”。对这样一个软绵绵的宣言，蒋介石还是很满意的，在11月15日日记中说：“九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须实现也。”【150】在这时，日本也想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想两国直接交涉。这样，日本就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再由狄克逊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由陶德曼找蒋介石商量和谈。这就是所谓的“陶德曼调停工作”。1937年10月21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狄克逊又以同样的电文打给南京。第二天，德国外交部给驻华大使密电：“我们认为，就目前来说，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10月30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长发了一份特密急电说：“今日我将令我传达的意见和外交部次长陈介谈了，同时还告诉他，与日本觅取解决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愿意做联系的途径。他说委员长要先知道日本的条件是什么，我就答复他，日内我和委员长谈。但是现在就要采取第一个步骤，因为这是心理上要求和平的时候。布鲁塞尔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外交部次长也是同样的意见，但是他问我们如何能把事情推动起来。我建议他转告他的政府，说我们愿意做与日本联系的途径；我又建议授权给我告诉日本政府，开始时只说中国准备觅取解决。”11月3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急电，提出了日本的条件为：“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照这个先例看起来，中国不应该有所反对。2.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3.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其他不变更。4.停止反日政府……5.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6.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7.尊重外侨权利。”同时又说日本外务大臣广田着重表示：“假如日本被迫继续作战，他就要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较现在苛刻的条件。”同一天，德国外交部长急电德国驻华大使馆：“请将驻东京大使三日第345号电报中所说的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并请报告（蒋介石）对那些条件的反应如何。”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第一次接见了陶德曼，针对日本提出的七个条件，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和议的必要原则”。当时蒋介石还是幻想《九国公约》有什么对中国有利的行动，所以在讨价还价日本提出的条件。这次接见的详细谈话情况，当天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发的特密电报中说：“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于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衷心的感谢。他首先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和你一样，认为这些条件提供一个谈判的基础。我们从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看到，一个国家不应该等待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对于军事局势，我不能判断。于是他说，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他又很机密地告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他们现在不对中国作友好的姿势以奠立日后友善的基础，却提出要求。假如他们继续作战，中国当然不会有在最后获得军事胜利的机会，但是她也不会放下她的武器。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惟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我说我刚才重读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孔祥熙也承认那是可怕的，但是假如那样的话，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电报中又说：“委员长又说，他也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我告诉他，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委员长要求我对于我今日采取的步骤严守秘密，我允诺了，也要求他同样地做。孔祥熙要我留下一份日本的条件，我没有能很好地拒绝他。”之后，德国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向蒋介石“严重地陈述战事延续对于中国的后果”，“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要说日本也可能预料到一切大变动，那是愚蠢的安慰”。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向中国驻德大使说：“我认为，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军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因此首先需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延迟议和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12月2日，蒋介石第二次接见陶德曼，在接见前，蒋介石召集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唐生智等人商量，大家表示不妨同意进行交涉。在接见中，只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而且再三说“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当天，陶德曼用特密急电给德国外交部长报告了这次接见的情况。电文说：“蒋介石首先对于德国促致和平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因为她认为我们是她的朋友。”当谈到日本提出的条件时，“蒋介石说，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接着，蒋介石谈了中国的意见：“（一）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二）保证华北主权和领土完整。（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陶德曼在电报中报告了他是如何回答蒋介石提出的四条：“关于第一点，我告诉他，我认为中国必须宣布她自己愿意以协和的精神和意念……讨论这些条件。蒋介石说，他是想这样做，他希望日本也这样做。关于第二点，我要蒋介石注意日本的条件，就是华北的最高首长应该是对日本友善的。蒋介石答应，假如要派选一个人去担任那个职务，那个人自然不会反日的。关于第三点，我向蒋介石声明，德国无意直接参加和平谈判或主持谈判。我们宁愿就我们力所能及在幕后尽量帮助中国。蒋介石希望我们能够斡旋到底。关于第四点，我提醒蒋介石注意到日本的反共的要求。我认为这个要求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不冲突。蒋介石没有反对我的意见。”电文又说：“蒋介石最后再三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初步谈判，特别是条件，保守秘密。这是和平的一个初步条件。我认为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支持这个要求，否则蒋介石的地位将会大为动摇以至于下台，而使中国政府落入亲俄的人的手中。日本对于蒋介石这种勇敢的愿意和平的态度，应该给以种种便利，俾使他能够完成谈判。蒋介石在上一次我和他会见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不能接受关于蒙古自治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要失去两省；我就问他是否愿意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他说，蒙古的问题可以和日本谈判。在全部谈话中，蒋介石的态度极为友善，精神很好，一点也不紧张。他自己对于防守首都表示很乐观。”陶德曼向外透露，说这次和平谈判“能有希望”。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日本骤然间追加了条件，而且在手续上也增加了条件。23日，狄克逊特密急电德国外交部长说到这些“基本条件”为：“1.中国必须放弃她的亲共的以及反日的和反满洲国的政策，并且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执行她们的反共政策。2.在有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3.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缔结关于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4.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狄克逊在电报中还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向他另外宣读的声明：“假如中国接受这些基本条件，她必须以行动——反对共产主义——来表示她的诚意。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的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日本希望在本年底左右获得答复。”在这里就把时间规定死了，已经像在下最后通牒的样子。26日晚，陶德曼将这些“基本条件”交给了孔祥熙（因蒋介石生病），并作了口头说明。陶德曼在当天给德国外交部的急电中说：“当我向他们宣读日本的条件的时候，孔和蒋介石夫人都极为惊恐。”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日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在27日举行的最后国防会议中仍有人主张和谈。蒋介石认为：“近日，各方人士与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151】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说：“倭寇此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灭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作答。”【152】于是，蒋介石采取了拖延的办法，直到1938年1月13日向日本表示，要求日本方面对每一条款作具体说明。当时日本的形势是：“日本政府中有一部分人，自从十二月攻占南京前后，由于对中国政府态度不明表示不满。就在十二月十四日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王克敏就任了政府主席，于是一种颇有势力的意见抬起头来：把临时政府扶植起来，将来发展成为中央政府，和平谈判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153】13日的表示是由外交部长王宠惠告诉陶德曼的，王对陶说：“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日本认为这是“拒绝的答复”，于是在1938年1月16日决定“陶德曼调停”结束。这一天，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长的特密急电中说：“今在10时30分，外务大臣将下面的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1月13日的声明的答复的全文交给我，并且请求我尽快转给汉口。”日本在答复照会中说：“中国关于上面所说的谈判的答复，已经推延了好几次，甚至在1月10日我们还没有收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再等几天。当昨天最后收到的时候，我们发觉中国的答复仅仅是一个敷衍的答复，要求知道我们的条件的详细内容。我们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方面这种拖延的态度，表示没有以接受全部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来谋求和平的意念，而这一点是我以前就已经说明过的。因此帝国政府现在决定放弃（政府对此是深为遗憾的）承阁下的政府竭诚帮助而进行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目前的和平谈判，并且从一个完全新的立场来处理目前的事件。”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声明：“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7日，德国外交部给德国驻华大使馆密电：“鉴于日本的声明，我们认为我们的递信员的身份目前已经终止。”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补充声明：“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意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抹杀……”日本广田外相还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暗示：这种措施不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且意味着汉口的国民政府已经不代表中国，日本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承认以华北政权为中心的政权。就在这一天，国民党发表宣言，以严正立场，昭告世界。蒋介石由洛阳返南昌，发表感想说：“自我拒绝日本媾和以来，使日本不得不发表声明不与国民党政府为对手之主张，此其于政略上，彼为被动，而我乃取得主动地位矣。且可使国内主和者断念，内部更可团结矣。昔者宋人亡于外寇，乃由主和者日盛，主战者日衰之故。余之刻苦奋斗，不惜牺牲，誓以生命报国，就足以使岳武穆未伸之状态终得伸张于七百载之后。虽然甘心为秦桧者，恐未易完全断念，吾益当努力图之。”就在18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命令驻华大使川越茂回国，于是蒋介石也就在20日命令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这样，中日两国之间的协商途径，业已完全关闭；中日两国的外交，实际上断绝了。
通过陶德曼进行调停的渠道就此堵死了。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是想妥协，又嫌日本的条件太厉害，因为条件太厉害了，“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最后是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就是说，不同你蒋介石谈了。这样一来，蒋介石也就死了妥协的这条心。
另一条是通过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来穿针引线的。
蒋介石要高宗武出面同日本搞妥协活动的主意是早就打定的。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有一次胡适等人同蒋介石一起吃午饭，就谈及此事。在《胡适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民国）二十六，七，三十一，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谈过了。宗武谈其甚详。”【154】到了“陶德曼工作”结束后，高宗武就被蒋介石用起来进行妥协工作。高宗武同日本联络的人是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西义显同高宗武，还有董道宁（亚洲司日本科科长）都是留日时的同学。西义显进行这次工作是得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同意，并拨款资助。1938年1月17日，董道宁去看望西义显，在西义显的奔走和安排下，于2月14日赴日本活动，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主管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交换了初步意见，并将影佐的一封亲笔信带给何应钦和张群（1938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机构改组，蒋介石辞卸行政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由原副院长孔祥熙升任，并以熟悉对日关系的原外交部长张群继任副院长），其内容是说：“近卫声明将致东亚命运陷于穷途末路。董道宁来日，传达贵国政府之诚意，大为感动；希望继起有人，以解日本朝野之惑。”【155】为什么影佐写信给何应钦、张群呢？这固然是何、张的地位关系，同时也因为何、张与影佐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38年4月5日，高宗武将这些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4月16日，高宗武同西义显在香港晤谈。高宗武向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这两项趣旨可在原则上承认。第一项更分类如下：甲、东北四省。乙、内蒙。丙、河北、察哈尔。甲、乙两项可留待他日协议。丙、项须绝对的发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若上项趣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细目的交涉。”【156】据西义显回忆录，当时高宗武曾这样说：“蒋委员长对影佐大佐的书信颇为感动，请口头向日本政府转达以下意见。”【157】这些意见就是上述高宗武向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西义显当时认为这些条件“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的最低要求，有真实感”。之后，西义显于4月27日回国，将高宗武的提案报告本国政府。可是在这段期间战事已有变化，日本对于台儿庄的大败大为激动，正调援军“要雪洗这数十年未有的败战”，故而倾其全力进攻徐州，日本政府叫嚷：“须彻底膺惩蒋政权而使其溃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时，蒋介石还是叫高宗武在香港同日本人往来。结果，高宗武在西义显的安排下，于6月23日赴日本活动。高的这一行动是蒋介石所不知道的，蒋介石很恼火，在24日的日记中说：“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但高的这一行动，汪精卫等人是支持的，当时周佛海就非常积极促使高去日本活动。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周佛海这时劝高宗武把旅程延长到东京，自行对日本政府进行联络，并向高担保说，对蒋介石由他负一切责任。”【158】高在日本会见近卫（首相）和板垣（陆相）。高向他们说明：东行的目的在要求日本放弃帝国主义，把中国看做对等国家，这是实现中日和平的绝对条件，也是大前提。他要求日本拿事实来表示有实践这些条件的诚意，则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内部和平势力调停两国争执，展开全面和平运动。高说明他本人正在努力结成这种势力。高要求近卫给汪精卫写信，“近卫认为一个国家内阁总理如这样作法，未免过分，至少时期还早，所以只允许由陆军大臣写这封信”。但近卫和板垣都坚持要“蒋介石下野”作为和平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蒋介石在7月3日的日记中说：“敌陆相板垣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明。然余终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之一途。”【159】高宗武看到这种情况，回到香港后不敢去见蒋介石，只是将他的日记及会谈记录等资料整理好，于7月21日寄到武汉给蒋介石，并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信中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也。”7月25日，蒋介石约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报告，大骂高宗武。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他（指高宗武）大失所望，胸部旧病复发，就不再回汉口，只向周佛海提出了报告，自己留在香港专心养病。周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蒋提出了报告。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给汪看。两三天以后，蒋找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160】
通过高宗武进行妥协的这条渠道也断了。“本来高宗武的任务，是从日本人方面获取情报向国民政府呈报；可是当他和西义显会面的过程中，却逐渐受了对方的影响，而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161】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两条渠道的断线而中断了。此后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加紧了，直到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
在反共高潮时，蒋介石是一面同日本密谈，一面积极反共。当时是派军统特务曾广【162】打扮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当时日本想用武力及谋略务使重庆的国民政府在1940年年底屈服，因此一面利用汪伪作为威胁重庆讲和的手段；另一面更注意建立和重庆的直接接触的线索，以便了解重庆的动向，加强和平攻势。所以，从1939年秋季开始，日本“在与汪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并行”，“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163】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中说：“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日本将这项工作叫做“桐工作”。1939年12月下旬，以宋子良身份出现的曾广，在香港和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的实际身份，今井武夫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南京设立后，十一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在香港，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164】
1939年12月27日，曾广同铃木第一次会见，曾广表示了如下要点：“一、重庆政府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札要）。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2.对日本所说的尊重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行会谈的态度。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札要）。1.日本若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协商。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的保证。4.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5.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三、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照录原文）。1.日本是否想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若想重新考虑，那么用什么办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此点？2.日本的对华态度果真是采取中日经济提携的话，那么，在能够达到此目的之前，是否能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面？3.日本政府有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有，能不能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的亲展函件。因为公开进行会谈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碍。你方的《近卫声明》就是因已公开，以致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165】对以上的质疑，当时铃木毫无回答的准备，只是要曾广在所谓中国派遣军或地下潜伏工作范围内维持联络。1940年1月22日和2月3日及10日、14日，曾广又先后多次同铃术会见。日本就“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了说明，说这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宣传姿态”，请曾广消除这个误解。在2月14日的会见中，曾广转达说：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2月底在香港以三名代表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件，重庆政府对此抱有极大期待。
1940年3月7日至10日，蒋介石的代表曾广、章友三（前驻德大使，当时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和日本代表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大佐）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中国方面除曾广以外人员均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证明书，日本方面人员也出示了陆相畑俊六签发的证明书，相互确认对方的身份后，开始讨论。当时蒋介石为了确保这次会谈进行，在5日特派宋美龄到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会议的结果除了利用无线电联络外，还特别设立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港和重庆之间。在整整四天的会谈中，从表面上来看，大体能够在谈笑声中交换了意见。在此期间始终成为争论的中心，结果不能得出结论的，依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部分驻军的问题以及对汪精卫政府的处理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这时，日本把汪伪政权的建立推迟到3月30日成立，等待蒋介石对香港会谈的答复。3月24日，蒋介石给香港的铃木的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4月15日再作确定答复。”对此，日本政府很恼火，认为这是“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于是在3月30日汪伪政权就成立了。
1940年4月11日，曾广从重庆到了香港，向铃木提出再开预备会议，表示重庆政府已决定了成熟的方案。5月7日，章友三也到香港。同时报纸报道了宋美龄到香港治疗牙病。6月4日，曾广和今井武夫等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议。会前，曾广对今井武夫私下说了这么一些话：“蒋介石委员长表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在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备忘录中，日本方面如能认可第一条和第三条（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之。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中中国方面的意见，估计必然可以签订协定。”“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秘密会议如果实现，当然要讨伐共产党。已经订立了讨共计划，如果不能，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经集中在重庆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补充武器等的援助。”“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所以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中希望从时间到内容方面能同日本协商。”“对于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元凶冯玉祥，已准备用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如不得已时，考虑到用最后的强硬手段。”【166】在会议中，曾广等说明：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及驻兵问题有困难。日本方面的立场很强硬。6月6日会谈结束时，“双方同意了一项令人不能想象的妙策：请蒋委员长、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三人在湖南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167】。日本同意这个计划，并通知汪精卫。结果，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汪系认为这是重庆的谋略，并且如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会谈，他的安全警戒是非常困难的”。后来，板垣就想改由自己和蒋介石两人会谈，预定会谈在7月28日举行，在中日两国由局部停战到全面停战，再结所谓“东亚联盟”。不久，由于德、意、日结成三国同盟，英美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压力，日、蒋谈判就中断了。
在曾广以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的身份在香港同日本进行妥协活动的稍后，还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和前国民党铁道部财务司司长张竞立同西义显进行妥协活动，称之为“钱永铭工作”。结果是日本于1940年11月30日承认了汪伪政权，使这一活动停止。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日本正式承认了汪兆铭的伪政权，而中日两国的一线接触即完全截断”【168】。蒋介石在1940年12月2日的日记上说：“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更为东亚危也。”【16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英美的矛盾尖锐化，蒋介石一面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争取大批美援；另一面继续和日本秘密谈判。由于日本在战争中困难重重，希望很快结束对华的战争，千方百计寻求与蒋介石“和平妥协的途径”，日本大使谷正之曾请曾琦向蒋介石转达日本政府愿意与国民党直接谈和的意愿。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同日本的和谈之声又起，时而来自日本方面，时而来自蒋介石方面。
当时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蒋介石秘密派到汪伪方面去活动的唐生明（唐生智的弟弟）的身份被日本特务发现，日本人如获至宝，就把唐生明弄到手，让唐放手地开展活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2年冬，国民党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部破获，汪伪就怀疑唐生明，汪精卫在南京要亲自处理这件事，结果被日本特务知道，待唐生明一到南京就被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弄去。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对唐生明非常客气，很“坦率”地对唐说：“我们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个任务。”河边正三还在唐面前大大地恭维了一番蒋介石，并反复说了好几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心，绝没有打算长期占领，我们应当好好地合作起来一同反共。”唐生明就将这个情况向重庆报告，戴笠在回电中对唐大大地赞扬了一番，说唐不负校长（指蒋介石）重托，并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要唐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不要承认自己代表什么人。随着活动的开展，唐的身份无形中就公开起来，都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以至唐的电台公开与重庆通报，日本对其十分照顾，从供电到供煤、米、汽油等物资。1944年秋冬，日军攻陷湖南后，还准备叫唐生明去当湖南省省长，以暗示蒋介石：日本可以逐步地把占领的地方用这种变相的办法交还给蒋介石（后来唐生明没有去就任，因那是唐的家乡，怕遗臭万年）。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投降才停止。
另外，在这段期间，蒋介石留在上海的几个可以代表蒋的人也出来活动，如抗战胜利后立即公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吴绍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送回重庆去的原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1944年初吴开先在日军保护下，由广东到重庆，在国民党当局的默许下，在重庆大谈和平，当时群情愤慨，要求审判吴开先，蒋介石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响。
抗战末期，从1945年5月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那时，蒋介石为了抢占地盘，接受日军头目的建议。当时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向蒋介石提出：日军在华北、东北撤退前，由蒋介石军队开进去，以防止中共的部队向东北进军。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搞了一份所谓《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明确提出：“首先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冈村宁次还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国民党最紧急问题是反共，日本在华军队有一百多万人，在华居民有六七百万人，他们愿意留在中国协同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出于此，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特别关心，在他亲自召见冈村宁次时，“和蔼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向冈村宁次表示对接收工作顺利进行“非常高兴”，还问候冈村宁次：“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170】
三、蒋介石同汪伪的往来勾结
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前，蒋、汪之间有过多次争论。1938年11月16日，蒋介石同汪精卫一道吃饭时，汪精卫当面责问蒋介石：“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对此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政治责任？两个人争论得满脸通红，像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了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在汪精卫逃离重庆，同蒋介石分手以后，汪精卫几次指责蒋介石。1939年6月10日，汪精卫同日本首相平沼会谈时，平沼指责蒋介石说：“像蒋介石这种人，也许内心是想认识日本的真意，但是现在已经采取容共政策，日本国民也不会相信他，如果他不与共产党分手，是很难容许他的。”汪精卫紧接着就说：“当时我想，如果蒋介石翻然悔悟，则不可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实现和平，但是事情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几乎毫无希望了。”又说：“我个人原来抱定蒋如果为解决时局而下野，我也随着下野，如果出国，我也随着出国，但是蒋拒绝这样做，反而出现相反的情况，我个人早已陷于不能不一个人负起责任来的境地。”12月，汪精卫同日本海军大臣米内会谈时说：“这次事变发生的同时，蒋介石再次采取容共决策，我对此表示极端反对，常常劝他不可这样做，却不为他所采纳。”又说：“我离开重庆前几个月间，总是努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后下决心出来。”13日，汪精卫同日本大藏大臣会谈时说：“蒋介石是以容共抗日政策误国的，我曾多次劝蒋，致力纠正这种错误，因力不能及，终于发生这种情况，但本人也有责任。”15日，汪精卫同日本陆军大臣板垣会谈时，板垣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汪精卫马上回答说：“从要人方面来说，不能不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同时，汪精卫又认为蒋介石是一个“随当时环境而变化”的人，他“以前依靠亲日和亲苏两条途径，如果把另一条道路完全堵塞，而对他拉拢工作，也许会倒向这边”。上述可见，蒋介石同汪精卫在抗战初期对抗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从汪精卫同日本人的多次谈话中，认为蒋介石是“容共抗日”的，而且很坚决，汪精卫对他进行多次劝说都无用。
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后，汪伪政权虽然建立了，但蒋介石同汪伪政权的往来勾结活动并未停止，当时比较典型地反映在两件事上：一件是唐生明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另一件是周佛海同蒋介石挂上钩。
先看第一件事。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在蒋、汪两个方面都有朋友，按唐生明的话是“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抗战初期，他任长沙警备副司令，后来代理司令，1938年初又与酆悌对调，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保安司令。1940年春，戴笠叫他到重庆接受任务。唐生明同戴笠是最好的朋友，按唐说：“我和他相识近二十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唐到了重庆，戴笠用极其慎重的口吻对唐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同我讲过好几次，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这真不简单，像这样伟大的领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到你呢！”这一说，唐感到飘飘然。过了几天，蒋介石在上清寺办公处亲自接见唐生明，向他交代了任务，说：“这个任务只有你最合适。”同时又说唐生智那边蒋自己会去说，还送了一张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照给唐生明的母亲，亲笔写上“唐老伯母惠存”，下署“蒋中正、蒋宋美龄”和年月日。送照片这一着，还是蒋介石的新手段，过去常用的是结拜兄弟。又过了几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单独请唐生明吃饭，由戴笠作陪。吃完饭，蒋介石当面给唐生明一万元（当时约值二十两黄金）特别费。最后分手时，蒋介石又说：“你走的时候不必再来见我了，等将来胜利后，我们再见面吧！”
于是，唐生明带着蒋介石交给他的三项任务离开重庆去上海，这三项任务即：第一，维护在上海、南京的军统特务，营救被捕的特务；第二，转达蒋介石对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戴笠还郑重说明，这些人当汉奸是出于不得已，要告诉这些汉奸：“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第三，要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尽力帮助忠义救国军等。唐一达沪，受到了汪精卫等人的热烈欢迎。先是李士群与唐生明周旋了几天，后汪精卫通知李士群邀请唐去南京。1940年9月底，唐在南京先见到周佛海【171】，再见到陈公博、梅思平、丁默邨、叶蓬、罗君强、岑德广等人。第二天，汪精卫和陈璧君请唐生明吃饭。席间，汪精卫讲了一大套“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了他当汉奸的“理由”。就在1940年10月1日这天，南京和上海的汪伪报纸在头版显著地方登了：“唐生明将军来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即被任军事委员要席。”10月4日，汪伪政权正式任命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时，重庆的蒋介石也来了一个假戏真做，借用唐生智的名义，从10月10日到19日连续十天，在重庆《中央日报》头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表示对唐生明的行为“殊深痛恨”、“脱离兄弟关系”。这个“启事”是戴笠一再修改过的，选了国民党国庆纪念日这一天刊出，其用意很深。1941年6月汪伪政权在南京设置了“清乡委员会”后，唐生明就在该会中任职。唐生明在干这项工作之前，曾密电蒋介石请示，蒋回电极力主张唐去干这项工作，并指示唐要利用日军和伪军去消灭新四军，同时要保护忠义救国军，不但不使其受损失，而且要使其能够扩大与发展。这个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下设四个处（军务处、政务处、总务处、福利处），唐生明任军务处处长。结果许多“清乡”新四军的情报，是由国民党的特务报告重庆，蒋介石再叫戴笠告诉唐生明，唐生明再通过他手下的人报上来，作为他们的东西再送给日本人和李士群。这样经过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使他们的苏州实验区内新四军的大部分向苏北地区转移，敌伪报纸就大肆吹嘘“短期内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空前巨大成就，实验区内共军绝迹”。1942年冬以后，唐生明不干清乡工作，主要任务转入同日本人进行勾结，身份也逐渐公开，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仍保留。由于日本人利用唐生明来同重庆的蒋介石拉关系，唐的身价就高起来了，汪精卫他们对唐也不敢惹。
再看第二件事。周佛海是汪精卫的左右手，在汪伪政权里身居要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等）。周是怎么同蒋介石重新挂上钩的呢？这果然同周佛海看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与国内抗战形式的变化对汪伪政权日趋不利有关。周在1942年12月5日的日记中说：“两年前今日，离开重庆，回首前尘，恍如隔世。两年来不仅国家情势，个人身世，发生无限变化，即世界情形与两年前亦有巨大变动。今后如何发展，非人力所能预知，惟观察日本疲惫不堪情形又似重庆见解为正当，而吾人为错误矣。”在20日的日记中又说：“返寓后客少人稀，因得冷静考虑，深觉在汉在渝时，对日本之观察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在在（件件）足以证明抗战派之理论正确。”到了1944年初，周在日记更是认为：“瞻念前途，忧心如捣。”尤其是3月中旬他患肺炎卧床不起，待病愈时，在日记中说：“此次为一生第三次大病，第一次约在十岁时，第二次则在民国十七年，此次较前两次更甚，真系九死一生也！惟留得一条性命，将来活受罪或将来之死，较病死惨痛亦未可知，然则今日之病愈，诚属不幸也。”另则，同蒋介石通过戴笠等人对周佛海做了不少拉拢、争取工作有关。周佛海是湖南人，母亲等都在湖南。周当时准备把母亲等人接到上海，这时唐生明将情况报告了重庆，于是重庆派人将周的母亲等人接到贵州软禁起来。周佛海在日记中说：“重庆来人，带来母亲、佛妹及岳父、俞姑娘与文伟合照之相片，真所谓一忧一喜：喜母亲尚健在，且知在贵州；忧则与数年相比，老迈龙钟多矣！不仅母亲如此，岳父也然。恳求天地神祈早令母子重逢、合门团聚也。”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亲被扣留后，一直很苦闷，于是唐生明将此况报告重庆，不久周的岳父写信给周，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不要为周家祖先和子孙丢脸。1942年11月，周佛海就秘密向重庆国民党中央表示“忏悔”，愿在沦陷区为蒋介石效劳补过。
蒋介石要周佛海干一些什么事呢？
第一，要周佛海合伙反共。在周的日记上说：“罗教植（国民政府军委会太湖区游击司令）来，出示重庆来电，渝方盼余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予通知，足见内地反共愈烈。”“重庆迭派人来接洽共同反共，且盼约日军剿共。”
第二，要周佛海支持唐生明活动。在周的日记上说：“旋惺弟来，称戴笠又派人与唐生明联络，拟设电台，唐因每月需款甚巨，托惺弟帮忙。”
第三，要周佛海保护军统的组织及其活动。在周的日记上说：“召见胡均鹤，告以今后特务工作须注意两点：一为减少日本色彩与关系，使之成为纯粹为中国政府之机关；二为对渝取守势的行动，勿取攻势，即对于实行恐怖行为之分子，为维持治安，自应适当处置，对于情报人员则可以听其自然，至对于策动反抗南京政府之分子，加以监视可也。”在另一天的日记中也说：“召见剑东，指示特务工作方针，盖渠受日宪兵之委托，请予协助也。告以对渝须留将来见面余地，除恐怖行动外，宜予宽容。”当时，汪伪政权的特工部同戴笠的军统在上海展开了一场厮杀。特工部头子李士群在上海逮捕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统计室主任张小通，把砒霜拌进饭里强迫他咽下，又枪毙了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军统局书记吴赓恕和国民党少将高参戴炳星。于是戴笠不仅决定刺杀特工部的第一号头目丁默邨，而且指示周佛海等人干掉李士群，说李“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结果，周通过熊剑东，挑起李同日本宪兵队的矛盾，将李毒死。周佛海在1943年9月9日的日记上捉到一笔：“忽闻李士群逝世。”
第四，要周佛海对沦陷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各省）妥为保全。在周的日记上说：“返家接见李赞候，据云重庆以将来过渡时期东南富庶之区必须保全，而盼余多负责。”
蒋介石把周佛海的母亲等掌握在手中，也是关怀备至。1944年冬，周母患病，戴笠马上派人将其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医治。周在1945年3月26日的日记上说：“下午午睡正浓，为淑慧唤醒，出示重庆来电，称母亲前患肺炎已愈未复原，十数日前忽患冲心脚气病，且有肾脏炎并发症，来日面色苍白、浮肿，呼吸促迫，脉搏微弱，刻正注射强心剂，势甚危险。闻听之余，五心欲裂，苟有不幸，不孝之罪，百死莫赎……当即电渝，谢治疗并托万一不幸，代办善后……祈告苍天，母亲至少能再健在两三年，使能于局势平定后母子团圆也。”在27日、28日的日记中，周都写上：“遥念母亲，祈祷早日恢复健康。”“率淑慧及子女三人赴喇嘛庙焚香念经，为母亲祈祷康健。”1945年7月，周母病死，蒋介石马上将死讯告诉周佛海，周在上海各报上遍刊讣告。戴笠专程为周母办丧事，甚至替周来充当孝子。后来戴笠把一套周母死后办丧事的照片送给周，其中有一张戴笠代周当孝子跪在周母灵前的侧影，周对此异常感动，更死心塌地愿听从重庆的指示。这一年夏秋间，已接近抗战胜利前夕，戴笠每到一地，除随时与唐生明联系外，就和周佛海通电。周对执行蒋介石的指示，确实非常卖力，为国民党接收京沪铺平了道路。所以，日本投降后，周佛海便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长，负责维持上海的治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灭口，判周佛海死刑，后经多方活动，改判为无期徒刑。
综观全局，蒋介石同汪精卫有勾结也有分歧，分歧究竟是什么呢？第一，在对日抗战上，汪精卫是认为国民党无力抵抗日本的入侵，只有对日“和平”（即妥协直至投降）；蒋介石则认为必须抓住“抗战”的旗帜，才能维持统治，才能得到英、美的支援。这是根本的分歧，也是蒋介石不同于汪精卫的基本点。蒋介石始终站在抗日阵营之中，而汪精卫却堕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汉奸、卖国贼。第二，在对日妥协的条件上，汪精卫同意出卖东北、内蒙和华北，偏安于黄河以南，蒋介石只同意而且是不公开承认出卖东北（即“七七”前的状况），而要收回华北，这当然是四大家族的利益和英美在华的利益。第三，在妥协的方法上，汪精卫是公开的，建立傀儡政权，当了儿皇帝，蒋介石是秘密的，在同日本的几次“和谈”中再三讲要求对方“保密”。第四，在反共上，目标是一致的，这也是蒋、汪的基本点。不过，汪精卫认为只有对日“和平”，国民党才有力量反共，如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蒋介石则认为只有抓住“抗战”，才可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堵住共产党的嘴巴，主张在抗战中削弱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