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京政权的垮台
一、南京军事检讨会议
在华北仅剩下济南、新乡、太原、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秦皇岛，在东北仅剩下锦州、沈阳、长春，五个军事集团又分别孤立在各点：东北卫立煌集团的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约五十五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上的锦榆段作为与关内联系的通路。华北傅作义集团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四十四个师（约五十五万人），分布在平绥北宁线上的归绥、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山海关诸点。华东刘峙集团四个绥靖区二十七个军六十一个师（约六十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两线的十字架上。华中白崇禧集团七十五万人，分布在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胡宗南集团三十万人，分布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带。在这种军事态势下，蒋介石于1948年8月3日，在南京召开了军事检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百二十多人，主要将领和高级幕僚有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肖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伯韬以及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等。会议开始这一天，蒋介石作了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讲话。归纳起来，他讲了四个内容：第一，他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于是他提出要“起死回生”。第二，他认为军事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以致部队情感隔阂，士气消沉，战力消失”。第三，他提出要改造精神，必须要改革生活，要明廉知耻。最后，蒋介石表示“继续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
蒋介石开场白说过以后，与会者就1948年上半年几个较大的战役的失败，进行了检讨，尤着重于西北战场的宜川战役和中原战场的豫东战役。宜川战役是胡宗南部刘戡所指挥的，三万多人被歼。蒋介石曾几次指责这一仗，在3月4日军官训练团上，他说：“这次陕西宜川，又遭受一次大的挫败，一师三旅，全被共匪消灭，这完全由于指挥官没有依照我的话去做；否则绝不至于失败，就是失败，也决不会如此惨重。”13日在军官团第七期毕业典礼及聚餐会上，他又说：“最近陕西宜川之役，第二十九军刘军长戡、严师长明、王师长英俊，同时殉职，这是我们革命军高级将领革命精神的表现，值得大家效法，但亦非常可惜，我们必须由他们的壮烈牺牲，求得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然后他们的牺牲才有价值。”豫东战役是区寿年兵团六个师和黄伯韬兵团一部共九万多人被消灭，会上对胡宗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说他指挥上的错误，而集中批了邱清泉（时任兵团司令）骄横跋扈，对区寿年兵团被围时坐视不救的行为。
会议第三天，何应钦作了全盘军事形势的报告，公布了两年来作战消耗的数字，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为三百多万人，步枪一百万枝、轻重机枪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一千多门、迫击炮小炮一万五千多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于是会上议论纷纷，充满了悲观与疑虑。
会议第四天，蒋介石又亲自登台讲话，要压住这股失败的气氛。他说：“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面。”接着他又说：“对共产党的问题除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哲学问题。”这里蒋介石所讲的“哲学问题”，在会上他虽然没有加以说明，但在各期军官训练团上的讲演，他一再讲到的所谓“发挥敌忾心，恢复革命精神”，“今后的剿匪军事，是三分斗力，七分斗智，所谓斗智，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和心理的运用”。最后，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败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
蒋介石的讲话之后，与会者一一发言，申诉本指挥单位处境的困难，向国防部要求增加部队，要求新成立部队番号，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
会议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共军渡江起见，应暂时停止战略性的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这几个兵团应位置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在长江以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18】
会后，蒋介石还同宋美龄一道宴请参加会议的人，散发了《为什么要剿共？》的宣传品。同时，又召见杜聿明、宋希濂、黄维这些亲信将领，布置新的任务。要杜聿明去徐州任剿总副司令兼一个兵团司令，对杜说：“徐蚌为首都门户，关系甚大，我们有强大的兵力在这个地区，共军是不敢轻举渡江的。”要宋希濂去汉口当华中剿总副司令兼一个兵团司令，对宋说：华中剿总“位置于鄂西北地区，主要是要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要黄维到平汉路的信阳编组一个兵团，对黄说：“主要是防止共军进犯武汉。”
二、三个主力军事集团被歼
正当蒋介石举棋不定（在制定“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计划）的时刻，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蒋军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2日，毛泽东制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人民解放军遵照此方针，集中了主力十二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五十三个师（约七十多万人），在东北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发起了辽沈战役。蒋介石在东北是几易主帅，从熊式辉换成陈诚，再把陈诚换成卫立煌，卫立煌不听蒋介石的，采取的是一种稳重的态度，不出沈阳一步。卫立煌不管人民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如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蒋军守备部队如何告急，蒋介石一再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的，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蒋介石一直不同意卫立煌的打法，一再主张要卫立煌把沈阳的主力撤到锦州，但奈何东北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蒋介石的方案。蒋介石几次想物色人物来代替卫立煌，第一个人物是廖耀湘（第九兵团司令），想要廖耀湘将蒋军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蒋军全权交给廖，但廖受卫立煌的牵制，不能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第二个人物是范汉杰（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在南京军事检讨会后对于自己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不想再干下去，带着夫人去上海、杭州旅游，后来被蒋介石发现，马上叫军务局长俞济时通知空军总部派飞机把他送走。这时，蒋介石想要范汉杰打通沈锦路，将东北主力撤出后将权力交给范。总之，在辽沈战役发生前，东北的国民党将领是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之，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方针，一直拖到1948年9月间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时尚无决策。
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就好像一根扁担的中央，人民解放军打下锦州，就可以斩断这根扁担，造成在东北“关门打狗”的局面。打锦州成为辽沈战役的关键。这一年8月底，范汉杰回到锦州，发现人民解放军行动后，要卫立煌迅速集中三个军的兵力于锦州，卫立煌没有同意。当时卫立煌认为解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直接援助。【19】结果义县被人民解放军攻克，义锦交通断绝，范汉杰连电乞援。9月2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卫立煌，追令卫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只得空运第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蒋介石还派顾祝同到沈阳督促卫立煌执行由沈阳向沈锦线攻击前进的命令。卫、顾由南京飞回沈阳时，在锦州上空给范汉杰打了一个电报，说“大计已决，即开始行动”，范根本不接头什么“大计”。后来，所谓“大计”的空运第四十九军是运进了不到一个师（欠一个团），锦州机场为人民解放军炮火所控制，空运就停止了。顾祝同在沈阳一再召开东北将领会议，要卫立煌出兵沈锦前线进解锦州之围，卫仍坚决反对执行这项命令，认为如出兵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并与顾多次争吵。卫立煌面对顾祝同赌咒发誓说：“出兵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顾祝同回到南京向蒋介石面报说：“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不愿意打仗，企图避免作战。”9月30日，蒋介石亲自飞往北平指挥，同傅作义商定由华北抽兵增援东北。当时决定调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独立九十五师和烟台守军第三十七军由海路运至葫芦岛集中，并调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到葫芦岛统一指挥。10月2日，蒋介石赴沈阳召开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军事会议，要他们“同心同德，配合军事，完成戡乱大业”。要求他的将领“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努力剿匪”。晚上，蒋介石在宴会上对师长以上的将领又说：“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匪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一致动作，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总司令（周至柔随同蒋去沈阳）、郭总司令（郭忏也随同蒋去沈阳）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3日，蒋介石离沈阳再赴北平。当时蒋介石对东北的战局确有“御驾亲征”的架势，海、空配合，范汉杰在锦州牵制，葫芦岛集中精锐部队向东攻，廖耀湘率部向西打，大有一举击灭人民解放军的态势。6日，蒋介石到葫芦岛召集各将领开会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两个军及烟台一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国军包围攻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国军主力到锦州。各将士的任务重大，几十万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击灭共匪。”并下令要部队向塔山、锦州攻击，要海军的二十四生的大炮击毁塔山人民解放军阵地，并于当日给范汉杰通了电话以示慰问。7日，蒋介石在葫芦岛部署完毕后回到北平。8日，蒋为解决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20】一事赴沪。9日蒋回到南京。11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为《当前时局之分析与对本党同志之希望》的讲话，调子很低沉，他说：“我在今年上半年国大开会期间，曾经说明要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黄河以南的股匪，我当时非有把握，不能说这句话，我认为宪政政府成立之后，人民的权利义务及政府的权责更见确定，人心必更振奋，以政府现有的军事力量加上朝野一致的政治力量，与共匪实力比较，确实可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之内，消灭黄河以南的股匪而有余。但是到了现在，事实完全相反，军事节节失利。”又说：“我明白告诉各位，今后的军事仍不免要有失败！”最后他强打精神地说：“只要军事上保持主动的地位，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目前时局虽然很艰难，我敢于保证军事经济决无危险”。蒋介石一见卫立煌、廖耀湘没有将主力沿沈锦线向锦州前进，又于15日匆匆飞往沈阳，把卫立煌、廖耀湘等东北将领训斥了一顿，单独对廖耀湘说，要他亲率沈阳主力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锦州如失陷，惟他是问，并命廖从那时起受他指挥。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记下了他这次赴沈阳的目的：“（一）为商决规复锦州之计。（二）为督促长春守军限期突围南下。（三）为严督沈阳与锦（西）、葫（芦岛）两兵团赴援锦州，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浚泉等忠勇将士。”【21】这样，廖耀湘将主力向新立屯黑山攻击前进；葫芦岛的部队（十一个师的兵力）在空军海军掩护下，以斗牛式的战法，向塔山我人民解放军正面阵地实行强攻。结果，黑山、塔山两路援军遭人民解放军阻击，范汉杰感到外援无望，向锦西突围。16日，锦州被人民解放军占领，锦州守军全部被歼，范汉杰、卢浚泉等均被解放军活捉。
锦州攻坚战，解放军消灭了蒋军十二万精锐部队，这样就卡住了东北的咽喉，完全切断了东北通往关内的陆路，长春、沈阳的几十万蒋军就成为瓮中之鳖。据说蒋介石为此气得吐血。
锦州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后，蒋介石想要夺回锦州。10月18日，蒋介石再度飞往沈阳，强要卫立煌将第五十二军、第六军全部调归廖耀湘指挥，协同葫芦岛、锦西集结的部队，要收复锦州。第二天，蒋介石又在北平召集卫立煌、杜聿明和傅作义开会商议。蒋要收复锦州，卫坚持集中兵力守沈阳，蒋、卫的意见对立。最后蒋介石想将杜聿明去换下卫立煌，杜聿明不接受，且问蒋介石：“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蒋说：“六成把握总有。”杜觉得蒋是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同共军作战。蒋还是把杜聿明派往东北任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边区司令部驻在葫芦岛。就在19日，廖耀湘也直接打电话给蒋介石，坚决要求经大虎山、黑山向营口撤退。末了，因卫、杜、廖三个东北军队直接指挥者均不同意，蒋介石才同意辽西兵团向营口撤。但是，已经太迟了，向营口撤退的军队在大虎山以南被人民解放军截断，由黑山经新民至沈阳的公路也被解放军截断，结果辽西兵团被解放军歼灭，蒋介石早就想拉出来的东北主力（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五军共十二个师）再加上一些游杂部队和直属重炮单位均被解放军歼灭，廖耀湘等被解放军活捉。
廖耀湘兵团被歼灭后，卫立煌更加惊慌失措，杜聿明三度飞往沈阳，在沈阳高空看到沈阳的紊乱情况不敢降落，遂原机飞回北平。蒋介石闻此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10月26日的日记写着：“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22】
锦州被解放军拿下，辽西会战中廖耀湘兵团又被解放军全歼，这时卫立煌、杜聿明商量如何巩固沈阳防务或撤退营口的问题。当时卫立煌毫无信心，10月30日，蒋介石亲笔令杜聿明去沈阳，结果杜的飞机无法降落，马上去北平向蒋介石报告，提出沈阳无望，赶快撤走营口、葫芦岛的部队，迟了想撤都撤不成了，同时建议把卫立煌从沈阳接出来，蒋介石表示同意。11月2日，沈阳被人民解放军解放。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总理纪念周说：“最近东北重要据点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这一次东北战役是我们革命史上最大的教训，也是我们革命过程中最大的挫折和最壮烈的牺牲，我们永志不忘。”接着又吹嘘说：“各位可以相信我一定有转危为安的把握。”为了找一只丢掉东北的替罪羊，11月26日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令云：“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李宗仁在回忆中说：“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23】
至此，东北全境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蒋介石的东北卫立煌集团四十七万部队（仅第五十二军的几千人乘招商局的一只登陆艇脱逃）被解放军全部解决。
当沈阳被人民解放军解放，杜聿明等在葫芦岛商量驻岛部队如何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在南京要国防部拟了一份《徐蚌会战计划》，派国防部第三厅的副厅长许胡轩将此计划送给杜聿明看，并附上一封亲笔信。蒋在信上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11月9日，杜聿明到了南京，第二天就带着“赴刑场之心情”到徐州前线指挥，徐州剿总的部队已集结了七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有六十五万以上。徐州剿总总司令是刘峙，号称“福将”，惟一的能耐是经得起蒋介石的辱骂，许多国民党将领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虎，也应派一狗看守，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1948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先围歼徐州以东新安镇碾庄地区的黄伯韬兵团。黄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在当时是蒋在华东战场上的主力之一。黄也自知不是黄埔嫡系，更无别的靠山，所以战则争先，退也守法。在华东战场上，无论卖命上或在战斗成果上，黄伯韬都是首屈一指的打手，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亲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当时黄伯韬曾向刘峙建议：“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惟有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后来又向刘峙建议采用“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备战，进行深沟高垒，各兵团互相衔接”的乌龟战术，刘峙据此向蒋介石请示，蒋在深夜批准了这一建议。于是，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放弃海州，撤退徐州。但已经晚了，在碾庄遭人民解放军围困。黄伯韬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师三军。这次会战如垮，什么都输光了。”就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攻击的6日这一天，黄伯韬对蒋介石派到淮海前线的“钦差”（名义上是总统特派战场巡视官）李以劻说：“共军先打他这个兵团是肯定的，而且陈毅的主力达四十万，集中来打他这个十五万人的兵团，本兵团是必败的；这次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谁也走不了；我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黄又十分感叹地对李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到底，我们则阳奉阴违。”从7日至22日，黄伯韬兵团被围困在碾庄，四面应战。徐州派去的解围部队，在人民解放军“钳制打援”的战略部署下，离碾庄三十里外就不能越雷池一步。蒋介石曾三次写亲笔信用飞机投给黄伯韬，多方鼓励。结果，黄伯韬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仅逃出散兵不足三千人，黄也自杀。
由于以前对黄伯韬的吹擂太大，黄部的毁灭愈益引起震惊。徐州剿总失去了有力的打手，战斗力削弱，各兵团提起解放军，已谈虎色变。南京惊慌失措，官员纷纷搬家南徙，有逃奔香港和国外的，大有朝不保夕、土崩瓦解之势。
当黄伯韬兵团被我军围困时，蒋介石就调黄维兵团（属华中白崇禧集团的第十二兵团），由河南信阳出发，取道阜阳、蒙城，向宿县前进，准备到徐州作为战略预备，结果在11月23日到达宿县西南之南平附近的双堆集时，被人民解放军包围。蒋介石见此状，一面严令黄维死守待援，不得轻动，黄维兵团意识到这种“死守”就是“守死”；一面要华中剿总的宋希濂兵团赶快北上增援，但白崇禧不干，还是杜聿明带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由徐州南下。结果，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陷于黄维兵团的同样命运。黄维采用了“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碰运气突围法，全部被解放军歼灭，黄被活捉。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刘峙在29日飞离徐州，留下一副烂摊子由杜聿明收拾。12月2日，蒋介石电勉杜聿明“决心急进不可避战迂回”，电文说：“吾弟应速决心于两日内迅速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匪部，为各个击破之惟一良机”，“此时应决心速觅匪之主力而歼灭之，为惟一急务也”。又说：“匪对弟部又将形成四面合围之势，无任系念。务望严督各军，限两日内分路击退当面之匪，严令其达成所赋予之任务，若时日延长，则二十万以上兵员之粮秣医药，决难空投接济，唯有上下决心，共同以死中求生之觉悟，冲破几条血路，反匪包围，予以歼灭若干纵队，乃可解决战局。”3日，蒋介石又空投一封亲笔信给杜聿明。信上说：“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6日，蒋介石又致电杜聿明，要他全力冲破重围。杜聿明慑于蒋介石的淫威，采用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则攻，不能攻则守。同时给蒋介石复电说：“奉到钧座手谕，当时遵照改变部署，向濉溪口之匪攻击前进。”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在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了三十三天，蒋介石最担心他的心腹将领和嫡系部队投降，叮嘱侍从，杜聿明的来电随时送阅，空投粮食情况要逐日送阅。当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围歼失去联络时，蒋介石对“杜等历尽危难，战至最后不降敌”表示悲喜交集。
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华东刘峙集团五十五万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全部解决。
当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平津战役。华北主帅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开始是用陈继承（蒋的亲信，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去牵制傅作义，蒋给华北嫡系部队的口谕是：“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的。”后来蒋介石将陈继承调走，逐渐将华北的军政财权全部交给傅作义。当时蒋介石为了保存力量，重建江南防线，想将华北兵力全部由海上南撤，万不得已就从陆路南撤。而傅作义是三条路，到底走哪一条举棋不定：一条是南撤，察绥部队不是蒋的嫡系，海运宁沪有困难，陆运要通过辽阔的解放区，希望极少；一条是西窜，顾虑蒋的嫡系部队带不走；一条是固守平津。那时，蒋介石判断人民解放军东北部队在辽沈战役之后，还会有一个时期的休整，不会很快入关；华北傅作义集团也想抓紧获得美援装备，补充兵员，然后再作决定也不晚。
不料，人民解放军东北部队迅速入关，会合解放军华北部队，在东起滦县西至张家口的长达一千二百余里的战线上以疾风骤雨之势，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役行动。从1948年12月22日至24日，在新保安歼灭了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在张家口歼灭了第十一兵团所属的一个军部、五个师、两个骑兵旅。1949年1月3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等，勉以团结一心保卫平津华北，胡吹什么“就华北言，匪众虽多，其装备补给则不如我，其素质训练，又远不如我”，要“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激励所部，鼓起灭此朝食之勇气，造成高度坚强力量，发扬我革命军人冒险犯难，以一敌十之精神，抢占机先，稳扎猛打，奋斗到底，坚持最后五分钟，为戡乱高潮创造辉煌战史之一页，深信克敌制胜，完成戡乱建周之功，端在此战也”。蒋的电文等于废纸一张，起不了救命符的作用。13日至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天津，歼灭了傅的第八十五军、第六十二军和第九十二军的一个师。守塘沽的第十七兵团所属第八十七军和独立第九十五师南逃。这两仗一打，傅作义的南撤、西窜都无望了。蒋介石曾给平津部队军长以上将领投过一封亲笔信，要他们“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以完成革命大业”。剩下的北平在人民解放军七个纵队的包围下，傅作义迫不得已，接受了和平改编的条件。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中，蒋介石的华北傅作义集团（除塘沽的五万人由海上逃跑外）的五十二万部队全部被人民解放军解决。
这三大战役一打，蒋介石的五大军事集团被人民解放军搞掉了三个，一百五十四万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李宗仁回忆说：“国军精锐，至此几乎全部消灭，剿共战事，遂不可收拾了。”【24】
三、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
在1948年11月初，蒋介石把张治中叫到南京谈话。【25】张治中当时主张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要由蒋介石来倡导和平。蒋认为：“我现在不能讲和平，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在8日的总理纪念周上，他还痛斥主和者，说什么“前几天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但是，到黄伯韬兵团被歼灭后，再加上金圆券的贬值，蒋介石就请孙科出来组织内阁，而且对孙科说：“内阁组成以后，由你们去研究，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和平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的。”淮海战役接近尾声，“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26】，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和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都希望蒋介石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出了求和文告，说什么：“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的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蒋介石又说：“只要中共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同时，蒋又提出和谈的条件，即“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很显然，这几条的实质就是他蒋介石国民党的那一套都不能变。蒋在文告中说及他个人可以下野，“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当时，白崇禧曾两次致电蒋介石，主张停战言和。蒋介石在1月2日的复电中说：“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悟，保全国家之命脉，顾念生民之涂炭，对当前国民，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又说了一番“言和”是很困难，“前途演变尚极微妙”，要白崇禧“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匪所算”。同日，蒋介石又给张畛复电，说什么“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很显然，蒋介石的求和是假的，中国共产党在1月6日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揭露了蒋介石求和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1949年1月4日，蒋介石亲自登门找李宗仁，要李宗仁上来接替他来同共产党谈判。8日，蒋介石又派张群约黄绍竑由南京飞往武汉和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他下野的事。11日，他给白崇禧的复电中再弹老调，说什么：“中以为长江以南之作战。匪我两方今昔异势，匪乃为客，我反为主，不患不能持久，亦不患不能制胜。”又说：“倘苟有一线和平之希望，吾人必竭尽一切方法，以求得之，但必须要有代价，至少中华民国之国体与法统不能变更，军民生活必有保障，共产主义不能代替我三民主义，苟能如此，则吾人求仁得仁，虽万死亦所不辞，个人之得失荣辱，岂足萦怀。”14日，中共又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彻底剥下了蒋介石求和的画皮。19日，蒋介石找了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人商谈。一开始，蒋介石就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和谈，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半晌没人答话，蒋介石就一个人一个人问过去，最后十分气愤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表示他决心采用第二个方案。
1月21日，蒋介石召集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举行紧急会议，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无限悲伤地说：目前“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在蒋介石说话时，有人流泪，等他说完话，竟有人失声痛哭，有人还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最后，蒋介石从衣袋里拿出拟好的《引退谋和书告》，要李宗仁在上面签了字。会后，蒋介石就乘“美龄号”专机飞往杭州。蒋介石在历史上第三次下台。
四、和谈决裂
蒋介石下台后，和谈空气是浓厚起来了。李宗仁一上台就感到他面前有三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一是为着结束内战，不得不诚心同中共举行谈判，以求和解；二是不得不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三是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倡议和解，表示“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同时，内阁（行政院）也重新改组，由何应钦接孙科的班。何应钦上任后也考虑到这样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和谈，其次是财政（特别是物价），再就是外交。”【27】
和谈是在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举行，1949年4月1日正式开始。国民党这一方参加的是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刘斐，以张治中为团长。实际上幕后仍是蒋介石在牵制。这个名单就是何应钦通过电话和蒋介石商定的，即使刘斐是李宗仁加上的，但也由张治中到溪口取得蒋介石的批准。李宗仁回忆说：“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战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28】还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出发之前，张治中曾两次去溪口见蒋介石听取指示。1949年3月3日，张治中和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等几个商量了和谈的有关问题之后，同吴忠信一道去溪口见蒋介石。当时是有要蒋介石出国的意思，蒋事先也听到过这种动议，张治中也认为“蒋表面上是下了野，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这样对和谈不利。蒋介石在溪口一见张治中，就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一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张治中这次在溪口住了八天，同蒋介石全面地交谈了有关问题，按张治中说：“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八天中，真是无所不谈，一切的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29】根据张治中当时的记录，谈及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即：
一是关于和谈限度及代表人选的问题，蒋介石认为“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也可以考虑“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城市联合管理”，但这一点不必提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
二是关于党的问题，蒋介石表示竭力支持李宗仁，健全国民党，说到“李现在负的责任就是他的责任，李的成败就他的成败，不过希望李、白也要具有同样的认识，才能做到内部的团结”，而且一再表示他不再度出山，终他的一生也不愿再度执政。
三是关于外交政策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平时苏美并重，战时善意中立，设法打开中苏僵局”，蒋介石还认为“对中日问题不宜忽视，中日两国能够亲善合作，不但对两国有利，对远东以至世界和平有利”。
四是关于特殊建议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放弃和中共军事斗争的企图，移作政治竞赛的努力”，但蒋介石又认为“共产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我们现在应该先做最恶劣的打算”。
五是关于蒋介石的出国问题，蒋介石原来是很恼火的，最后他表示：“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
六是关于内阁改组问题，蒋介石同意孙科辞职，但又不同意何应钦接任，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提和我有关系的人来做院长？”“院长应该让别人来做，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后来李宗仁一天几次电话来催，到了3月10日张治中离溪口回南京时，蒋介石才同意，而且写了一封信给何应钦，交给张治中带去。
3月29日，张治中又到溪口见蒋介石。在28日，张治中曾对屈武说：“我们北上以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就是我们商定的和谈腹案和国防部的意见，必须向蒋委员长汇报。这样大的事情，必须委员长点头才行。”张治中认为蒋介石虽然不是总统了，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况且“蒋虽退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有用”。这次同张治中一道去溪口的还有屈武。这次“空气和上次颇有不同”，蒋经国对屈武说：“张先生这样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又说：“张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在张治中同蒋介石的交谈中，蒋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蒋介石在这时候是完全看到败局已定，心情十分复杂，他把他的思想在写给蒋经国四十岁生日的题词中表露出来。1949年4月12日（农历3月18日），为蒋经国四十岁生辰书题了佳勉匾额：“寓理帅气”，同时写了一个题跋：“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问。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尝以‘寓理帅气’自铭，尤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不敢示人。今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
在北平国共双方代表经过了半个月的谈判，拟定了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这个协定，张治中认为：“尽管条件过重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4月16日，由黄绍竑、屈武（顾问）带了协定回南京，劝李宗仁、何应钦接受。李宗仁、白崇禧曾召集桂系重要人物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等人开秘密会议，听取与讨论黄绍竑关于和谈的报告。在会上，白崇禧坚决反对签字。李宗仁沉默许久，最后表示向溪口请示才能决定。白崇禧还说：“我们决不能在这个断送国民党江山的条款上签字”，“我们不签字，在将来的历史上就不负这个责任”。到了签字的限定时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了签字。这一天深夜，李宗仁、何应钦给北平的代表发了一个电报，认为协定是：“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国。政府军队，固等于全部缴械投降；即全国各城市乡村，亦将因中共军之普遍开进，原有之社会组织与人民生活方式，亦将依中共之意旨而彻底改变。”21日，毛泽东、朱德下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李宗仁认为和谈破裂后，南京无法守住，主张放弃南京、上海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白崇禧集团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我军进入西南。为此，4月22日，李宗仁等人分乘专机三架赴杭州同蒋介石商谈。李宗仁向蒋介石叹“苦经”：“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蒋介石一口表示支持李宗仁。等到李宗仁返回南京时，“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23日清晨，李宗仁飞离南京赴桂林，就在这一天，南京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垮台了。如以南京政府的建立与结束为标志，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二年的历史结束了！蒋介石在4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四月份最重要之事，莫过于共匪政府所提‘国内和平协定’条款，使李代总统等主和求降甚至谓‘投降即光荣’之投降派亦无法接受，而不得不宣告和谈决裂，重新作战。”【30】
五、“后事”的安排
南京被我解放后，4月27日，蒋介石还在上海大吹：“今日南京撤守，政府南移，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惟一的转机。”这时，蒋介石是作了两手准备：一手靠残存的两个军事集团——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进行挣扎；一手派陈诚去台湾，安排“后事”。
当时，白崇禧集团在衡宝战役中主力两个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后就撤到老巢广西。解放军又发动了广西战役，把他残存的三十万部队（一部逃入越南外）歼灭。原来国民政府迁在广州，两广解放后又逃亡重庆。胡宗南集团在西南盘踞，1949年8月28日和31日，胡宗南、宋希濂曾去重庆见蒋介石，报告他们商定的关于保存实力的方案，蒋介石提出了他的意见：“（一）两广恐难保持，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二）如果在大陆上完全放弃了，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三）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以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必须努力保持这一地区，成为复兴的根据地；（四）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反共的态度是一致的，现在只要他们不在后面捣乱，应设法团结他们以安其心。”在这期间，胡宗南一伙还搞了一封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指挥的信给蒋介石，蒋见信后发了一大套议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几百万国民党员特别是许多负责干部之“不能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接着便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调训负责干部，由我亲自主持指挥，如果局势稳定，将来大家也可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不能办好，关系本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撑持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就一定会有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和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进行反攻，以争取最后胜利。”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了题为《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承认了“现在剿共战争的形势益形险恶”，提出了“本党的改造，已成为全党同志一致的要求，和救亡图存惟一的途径”，还编造了一套历史说“今日本党的失败，自民国以来第十次了”，“我们用不着悲观失望，更不应丧气灰心”。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西南战役。11月20日，李宗仁以“赴美国治疗胃疾”为由，由桂林去香港。蒋介石对此很生气，在21日的日记写道：“德邻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为谋个人利害打算，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31】当然，李宗仁有另一番解释，他说：“窃思国事至此，我回天无力；我纵不顾个人的健康留于国内，亦属于事无补。一旦国亡身死，此种牺牲实轻于鸿毛，倒不如先行医治夙疾，如留得一命，则将来未始没有为国效死的机会。因此我便决定赴美就医。”【32】11月30日，重庆被解放军解放，蒋介石逃到了成都，叫嚷要胡宗南死守成都，后又要他死守西昌三个月。12月7日，国民政府决定迁移台北，在西昌设立大本营，在成都设立防卫总司令部。10日，蒋介石和蒋经国从成都最后一次飞离大陆去台湾。
在最后挣扎的同时，蒋介石早就着手在台湾搞所谓“巩固台湾基地”。1949年1月11日，蒋介石电示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提出了所谓“治台方针”：“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之人士，参加政府。二、特别培养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操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必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五、每日特别注重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和个人主观。六、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为了打开台湾今后的国际局面，7月11日，蒋介石访问了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余等均认为中、菲两国之关系应予以加强，并应由两国政府立即采取切实步骤，以加强中、菲经济互助与文化合作”。8月8日，蒋介石又访问了南朝鲜，与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10月9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说什么他还要为争取“最后的胜利”而战。25日，蒋介石在台北又发表题为《台湾省光复四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认为台湾是“反共抗战”的“基地”，要加强这块“基地”。从10月16日开始，蒋介石就在台湾办的所谓革命实践研究院发表连篇累牍的演讲。在16日的开学典礼上讲了《革命、实践、研究三个名词的意义和我们革命失败的原因》。22日、24日两天，讲了《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30日，讲了《敌我双方优劣之检讨及“战争艺术化”的意义》。11月7日，讲了《陆海空军联合演习要旨》。蒋介石从12月10日最后逃离大陆到台湾后，又继续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光1949年年底与1950年年初就讲了五次，其中心点是总结他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0、1074、1075页。
【2】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16、3017页。
【3】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22、3024页。
【4】杜聿明回忆说他会见的是美驻天津第三陆战队司令洛克。
【5】中共部队仅是冀东军区的部队三万多人，装备不全，火力薄弱，补给困难。
【6】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994页。
【7】蒋介石1946年11月16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70页。
【8】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70—3071页。
【9】《蒋总统秘录》，第3071页。
【10】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71页。
【11】叶是浙江松阳人，军统培养，留美多年，由戴笠介绍给胡。原来陈立夫曾以师生关系，把孔二小姐孔令俊介绍给胡，胡借故推说军务紧张而谢绝。
【12】五大主力即第七十四师、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这三大主力均在山东，其余第一军、新六军在东北。
【13】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75页。
【14】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76页。
【15】《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345页。
【16】《白崇禧回忆录》，第343、345页。
【17】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78页。
【18】转引自《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273页。
【19】锦州指挥所是由原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为的，属华北和东北两个“剿总”双重指挥。一旦华北吃紧，范汉杰的部队就可能被全部调走。
【20】蒋经国在上海搞经济上的“打老虎”，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孔令侃。
【21】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80页。
【22】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81页。
【23】《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07页。
【24】《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12页。
【25】张治中是1945年11月被蒋介石派往新疆解决“三区”（伊犁、塔城、阿山）暴动的，同时担任了西北（陕、宁、甘、青、新）行辕主任。
【26】《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14页。
【27】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90页。
【28】《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54页。
【29】《张治中回忆录》，第787页。
【30】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29页。
【31】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3097页。
【32】《李宗仁回忆录》（下），第10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