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蒋介石把老本拿出来拼
一、打内战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
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说：“我们胜利愈接近，今后的险阻必愈纷至沓来，我们必须要有极大的信心和耐心，发挥我们总理垂训的大无畏精神，在任何危疑震撼的环境之中，坚忍奋斗，不撼不摇，遵循我们主义与政纲所指示的坦途而迈进。”而且叫嚷：“三民主义战胜一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呜呼！抗战胜利，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6】9月29日，蒋介石写了一篇《自记“中共”历年之罪行》，捏造了所谓中共十条“罪恶”，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仇恨之心和盘托出。
1945年11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名义上是整军会议，实际上是积极备战，准备全面进犯解放区的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先后两次讲话，含沙射影地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反动派”，甚至说：“我们今天要惩办汉奸，就不应该放过破坏抗战最大的汉奸，要惩办在抗战期间勾通敌人，袭击国军，出卖民族，叛国内乱的汉奸。对于这些汉奸们的惩办，应该不亚于伪组织下的汉奸。”16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蒋介石把他要打内战的方针和盘托出。他以东北战场在漳河以北马头镇的失败为例，重弹他的《剿匪手本》，叫嚷要“建立必胜信心，完成革命使命”，“我们回想这二十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惟一的敌人”。
12月底，蒋介石电令王耀武到济南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赴任前，蒋介石对王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但共产党不肯将他的部队变成国家的军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及颠覆国家的企图。和平解决国是，没有希望。”又对王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占领山东。控制山东可以支援华北及东北，而非李延年所能担任。我想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改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王耀武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去见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俞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王耀武的好友），摸摸蒋介石的整个方针。俞对王耀武直言不讳地说：“委员长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是劲敌，不消灭他们，他是不甘心的。现在我们不断地向华东、华北、东北调动部队，还发了《剿匪手本》，把对日作战的军事指挥机构名称，改为对内作战的军事指挥名称，这些措施都是准备与共产党打的。我看国共两党的问题，最后还是以武力来解决，和谈不会有好的结果。”最后俞对王说：“你准备作战吧！”1946年1月下旬，王耀武再一次见蒋介石时，向蒋介石提议，因军风太坏要整顿，老百姓非常厌战，加上共产党不肯放弃根据地，“如能争取到两年以上的和平环境，积极整理内部，使我们内部健全一些，到那时一旦发生战事，就能战胜共产党”。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话当即就对王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他不容许我们休息。老百姓不得过太平日子，官兵不得休息，这都是共产党给予的。要随时对各界及你们所带部队的官兵说明，使他们有所认识。”蒋又说：“你们不要因和谈放弃了准备，共产党是残酷的，我们如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又对王说了一番抢占山东的战略意义。26日，王耀武离重庆到南京见了何应钦（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何对王说：“委员长已下了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委员长积极调动军队办理受降及接收，同时也就占领各大城市。现在大城市除东北还有一部分没有占领外，其余的都被我们占领了。”当王问何，国共两党会不会就要大打起来时，何对王说：“委员长决心要打，白健生、陈辞修都积极地主张打，尤其陈辞修对打共军看得太容易，将来会吃亏的。白、陈二人主张打，正适合委员长的心理，大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也认为国共两党的问题非武力不能解决，但打共产党不是容易的事，战事也绝非短期间可以结束的，要做长期打算。”
二、向解放区进犯的失败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性的新内战由此开始。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从7月至10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六十多万人的正规军（占全部正规军的80%），向各解放区进犯。武汉行辕的程潜所属二十一万人加十几个保安团，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徐州绥靖公署薛岳、吴奇伟所属四十六万人，向苏皖及山东解放区进犯；郑州绥靖署刘峙及徐州绥署另一部共二十四万人，向冀鲁豫解放区进犯；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及傅作义所属十六万人，向晋察冀解放区进犯；太原阎锡山所属九万人，向晋绥解放区进犯，西安绥靖署胡宗南所属十五万人，向陕甘宁边区进犯；另有七万人向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琼崖解放区进犯。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0月，杜聿明所属十六万人向东北解放区发动新的进犯。到了10月11日，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的进犯达到了顶点，共占据解放区城市一百五十三座。这时，陈诚（参谋总长）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便能解决”同共军作战，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两周内打通”。
在上述表面的、虚假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在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要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史称“制宪国大”。蒋介石吹嘘这次大会“此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7】25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并决定在1947年12月25日实施，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三十年来奋斗之结果。”【8】
就是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的过程中，他的有生力量被我军消灭了二十五个旅（二十万人），计汤恩伯（原李默庵）七个旅、薛岳两个旅、顾祝同（原刘峙）七个旅、胡宗南两个旅、阎锡山四个旅、王耀武两个旅、杜聿明一个旅。除李宗仁、傅作义、马鸿逵、程潜四部尚未受到中共歼灭性的打击之外，其余七部，或者受到中共相当严重的打击，或者受了初步的打击。受中共部队严重打击的有杜聿明、汤恩伯、顾祝同、阎锡山，受初步打击的有薛岳、胡宗南、王耀武。对于中共以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蒋介石在后来也意识到了，而且提醒他的将领们“须先了解共产党对我们国军的作战方针如何”。他说：“共产党现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多方扰乱的阴谋之外，其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要，主要的是消耗战。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逐渐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我军。”虽然如此，蒋介石还是相信他的实力。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那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
但是，客观的现实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全面进犯解放区的做法，改为重点进犯。“政府军的重点战略为以下三点：一、在东北方面，以主要都市及铁路为中心采取防守和持久的态势。二、进攻延安，夺取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神经中枢。三、在共军显著猖獗的山东方面，集中兵力予以歼灭；并向黄河以北推进，平定平、津、保（定）三角地区，以统一河北平原。”【9】为了争取这种重点进犯的所谓“胜利”，蒋介石从1947年4月开始，在南京举办军官训练团。这是蒋介石政治意识强于军事意识的又一次表现，从黄埔训练到庐山训练、峨嵋训练，这次又举办南京训练。4月15日，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张，为期两个星期。在开学典礼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的长篇演讲。首先，提出了这次训练团的目的。蒋说：“根据过去一年来剿匪的实地经验，来研究共匪的特点，检讨我们自己的缺点，从而改进我们的战略技术，以期今后剿匪的军事能够顺利完成，而建国工作得以迅速推进。”接着，蒋介石分析了中共部队的“特质”，吹嘘他的“剿匪军事已奠定胜利的基础”，分析了蒋军的缺点、今后应有之改进以及“今后剿匪作战应守之原则”。最后叫嚷：“目前这个时机，正是我们剿灭匪军千载一时的机会，各高级指挥官务须把握这个时机，认清敌人，负责自动，知耻自强，来加速消灭匪军，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在第一期受训期间，蒋介石在17日、24日和27日又作了三次演讲。在17日题为《剿匪战争中精神的影响与心理战的重要》的讲演中，他说：“今天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匪军能不能被消灭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努力健全我们本身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健全本身，把握时机，就必定可以很快的致匪死命，消灭共匪，完成革命的大业；但是如果我们不求本身健全，而只知依赖环境，有了优越的条件而不能运用，有了良好的机会而不善于把握，那我们的机会就转成为匪军的机会，不仅不能消灭匪军，反要被匪军所消灭。”在24日题为《军官训练团训练之目的与方法》的讲演中，他再一次说：“我这次召集前方各将领到本团受训的目的，不仅在于训练你们将领本身，而且希望你们将来回到部队以后，分别召集你们所部的师旅团各级军官，予以同样的训练，将本团训练的精神以及你们在团受训所获的心得，传授给他们，使他们对于剿匪军事有一番新的认识，在战略战术上有一番新的进步，以期彻底达成剿匪的任务。”在27日第一期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上题为《剿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的讲演中，蒋介石说军官训练的要旨有两条：一是“改造高级将领的精神，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二是“使各将领研究过去的失败”。5月12日，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开张，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剿匪必胜的事实》演讲，大谈“在抗战以前，不能把江西的共匪彻底消灭，而现在的共匪实力扩充，地盘扩大之后，国军反而有迅速消灭他们的把握”，说什么“就国际的环境而言，我们今天剿匪较之民国二十四年的时候，实在简单顺利得多了”，“就国军的装备和今后作战的地形而言，较之二十四年以前，也有天壤之别”。最后，蒋介石吹嘘说：“今年十月以前，剿匪任务一定可以告一段落。”接着，在15日作了题为《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的演讲，提出了他的所谓新的打法，即“分区进剿”、“集中兵力”和“增加部队机动性”，其目标是“收复据点”和“控制交通线”。蒋介石说：“我相信我们的战略战术都是绝对的正确，处处可以胜过匪军。”在19日又作了题为《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的演讲。
于是，蒋介石效法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样子，梦想再出现一个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所造成的好结局，采用“哑铃战术”，在东、西两厢，对中共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犯。
在陕甘宁，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多人）于1947年3月13日向延安进犯，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逼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胡宗南采用老的一套打法，叫做“蛇退皮”，即前卫部队前进占领阵地后，掩护本队前进，本队再区分前卫部队占领阵地，迭次掩护前进，部队行动缓慢。胡宗南的部队进犯延安之前，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主动撤出延安，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延安成为一座空城。而胡宗南让他的那个“天下第一”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先抢占延安，当胡宗南一接到第一旅进占延安的电报后，就大吹：“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接到战报后，虽半信半疑，但还是很高兴的。在3月3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10】当即给胡宗南拍了一个贺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还奖给胡宗南“河图勋章”，并晋级为“陆军上将”。当时胡宗南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反动气焰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时，他在西安和叶霞翟【11】宣布结婚。实际上，胡宗南的战果全系伪造，当时咸榆道上输送给养弹药的汽车三百多辆都是空车，哪里有什么“缴获武器弹药无数”，后来陈诚和白崇禧曾借此攻击过胡宗南。当时，南京、上海一带的中外记者到延安战地采访，胡宗南连忙作了布置，在延安周围二十华里内设立了十个所谓“战俘管理处”，把他的延安城防部队第二十七师挑选了机灵的士兵一千五百人，以从边区抓来的青壮年所编的青训队五百多人为骨干，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加以训练，强迫他们按照事先规定的一套“对答”，应付参观的新闻记者。在参观期间，每人每天津贴一块大洋，以示恩惠。同时，又从第二十七师抽调三八式和汉阳造的枪支，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抽调，白天将这些枪支送到所谓“战绩陈列室”，夜里还给部队。此外，还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用木牌分别标明蒋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的坟墓。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不仅贻误军机，还闹出了不少笑话，如问共军这些新式武器是从哪里来？如同一名“战俘”在几处“战俘队”都见到过，等等。结果，胡宗南的十几万部队在陕北被“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到1948年4月21日，带着残部撤出延安。
在山东，蒋介石命令顾祝同指挥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分期分批向山东各解放区进犯。1947年4月上旬，调集二十五万部队，向鲁中进犯，企图歼灭华东解放军于沂蒙山区，结果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两万四千多人。5月间，又发动第二次进犯，结果被人民解放军歼灭蒋介石手中的五大主力【12】之一第七十四师。为此，蒋介石在5月29日发布《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除大肆攻击中共和人民解放军外，也斥责他的蒋军说：“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致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招祸最大之原因。”同时也吹捧第七十四师说：“我陆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全体官兵，在最近鲁南一役之壮烈殉职者，实为国军截击奸党以来最悲壮之史诗，亦为我革命军人莫大之光荣。”在5月19日的南京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和6月1日的第三期研究班上，蒋介石又以此役为例说：“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万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点，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在第二期研究班上，蒋介石又宣读了张灵甫在5月6日给他的来信，十分感慨地说：“我接到他这封信后，精神上受到无穷的刺激。”6月底，又以二十四万部队发起第三次进犯，人民解放军分路插入敌后，加上刘邓大军正南渡黄河，挺进鲁西南，结果蒋军还是被迫于7月由鲁中西撤。
为了给蒋军的进犯以所谓战略指导性的意见，1947年7月17日，蒋介石搞了一份《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之手令》。他说：“一、积极进攻，二、迅速行动，三、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四、夜间行动，定为剿匪作战之四大守则。此外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应定为剿匪作战之六项要目。希将此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时刻研究，上下一致，勿稍疏忽，切实遵行，必能早日达成剿匪建国之任务也。”同时，蒋介石发动全国进行所谓“戡乱”。7月4日搞了一个《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由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18日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正式咒骂共产党为中华民国“国贼”，扬言为使用武力平定内乱，而采取倾注国家全力的措施。蒋介石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大吹：“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13】
这时，国共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多万降为三百七十万，其中正规军由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整个战场上能机动的兵力只有四十个旅左右，即除南线的顾祝同系统、胡宗南系统尚有机动兵力可作战役进攻外，程潜系统和北线的孙连仲、阎锡山、傅作义及东北系统，大体均取守势。在后方守备的则只有二十一个旅，分布从新疆到台湾的十三个省的广大地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达一百万人以上。1947年6月底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严重威胁着南京、武汉。陈粟大军挺进鲁西南，越陇海路，展开于豫皖苏地区，孤立了国民党的战略要点开封、郑州。陈、谢大军突入豫西，孤立了洛阳，威逼潼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品”字的态势，展开了一场逐鹿中原的大战。
在这种对蒋介石来说是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急忙干了如下几件事：
第一，继续在南京举办军官训练团，总结军事上的经验教训。1947年7月10日，他在第四期军官训练团，作了题为《国军战术上所犯之错误及其改进》的演讲，认为中共在江北有两个据点被他们解决了，即所谓：一个是政治的老巢——陕北的延安，一个是军事的老巢——鲁中的南麻。延安早已收复，最近南麻亦被国军攻克。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郓城、费城他们失败了。蒋介石指出蒋军战术上的错误有两条：一条是“山地作战时，只守山头，放弃山腹与山麓”，一条是“沿公路前进，在村庄宿营，易为匪军所袭击”。
第二，在北平召集华北军事会议，按蒋介石的说法，“这次会议就是剿匪军事会议”，是“研究如何制胜匪军的方法”。但是，会上各总司令、军长、参谋长的报告，只是叫苦连天，纷纷诉述粮食被服的困难。对此，蒋介石十分恼火，斥责会上的各个报告“都不得要领，都没有把握重心”。在10月6日的题为《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演讲中，将一年来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全面进攻时期，蒋介石说是从1946年8月到1947年4月。为了推却失败的责任，他说：“这个时期的军事是由国防部参谋本部指导的”，造成“前方的部队，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莫大的耻辱，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第二个时期就是重点进攻时期，蒋介石说他在第一个时期之后，“不得不集中全部精力，来研究我们一般将领失败的原因”，他很得意地说：这第二个时期的重要战役“都由我亲自来指挥”的。最后他大吹特吹：“现在匪军的主力被击破，根据地已被捣毁，他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夕，不过大家要知道：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斗力，研究尤重于作战。”
第三，在青岛召开会议，专门总结所谓“胶东半岛会战”的经验和教训。蒋介石先后作了三次讲话，一次是10月19日题为《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一次是20日题为《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演讲，一次是21日题为《范家集战役之讲评与国军今后应注意之事项》演讲。在这些讲话中，蒋介石大吹“这次胶东会战是奠定我们剿匪胜利基础的一次会战”。
第四，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采取了各种对策。11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部专门召集有大别山区各“围剿”部队将领、中央各部会厅处主官及各军事学校教育长参加的关于对大别山所谓“剿匪”军事会议。蒋介石错误地认为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展开外线作战是“刘伯承一股匪军则经过国军追剿，窜入大别山区，虽其企图在另建根据地，然立足未稳，根基未固”。蒋介石也看到大别山区的战略地位，他说：“大别山区地形险要，如果共匪能在这里建立一个根据地，则长江以南都要受到威胁。”他给与会者鼓气，吹嘘：“只要我们一般将领大家同心一德，而且能明断果决，勇往直前，则此次大别山会战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而且我可以保证决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困难。”4日，蒋介石看了《大别山区作战会议军政组讨论记录》，又在会上讲了《国军围剿大别山区应注意之事》，对大别山作战计划谈了十条意见。12月29日，蒋介石特地赶往汉口召开军事会议，作了《清剿大别山区匪军之方针》的讲话，认为他的“围剿”计划“可以说已获初步成功”，提议采用“筑寨并村”的方法来“清剿”。但是，到了1947年11月底，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在11月3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写道：“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困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三、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进入1948年，战争形势对蒋介石来说更为不利。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说：“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14】为了在人们的心目中改变这种败局，给他的政权打强心针，蒋介石在3月29日，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史称“行宪国大”。
会前，发生了“代表资格”问题的争斗。原来规定，国大代表由国民党中央和民青两党分别提名，然后经“民选”产生。但各地一选举，把民青两党的名额几乎全被挤掉，结果闹得不可开交。3月27日，蒋介石特地发表《为解决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纠纷的声明》，说他是国民政府主席，“在民选政府尚未成立以前，对国家负有责任”，又说他是国民党总裁，“对中国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完成宪政之目标，亦负有责任”。接着他说：“兹当国民大会开会之前夕，若干代表当选资格，因政治与法律观点之不同而尚未解决者，余乃负责予以解决。余以为本党同志相互的问题，应依一般选举之通例，使得票比较多数者当选。至本党同志与友党候选人之间的问题，则应以政治方法为之解决。本党同志应本于尊重政党协议与政党提名之精神，放弃其当选资格，俾友党候补人膺选。惟有如此，始能符合召开国民大会之宗旨。”
29日，国民大会开张，蒋介石作了《开幕致词》。他吹嘘这次大会“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说什么“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接着他就把反共的任务和盘托出。他说：“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他又乘机把他挑起的这场新内战美化一番。他说：“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就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在会上，围绕着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又发生一场争斗。4月4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所谓“郑重说明”。他说：“余业已决定不参加总统之竞选”，“总统一职，最好由本党提出一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接着他摆出了这个候选人的五个条件，什么“富有民主精神”，什么“对中国之历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什么“对宪法能全力拥护”，什么“对国际问题，国际大势，有深切之了解及研究”，什么“忠于国家”。那么他自己是否够这五条呢？他说：“至于有人或将认为本人拒绝为总统候选人，势必在军事、经济各方面发生不良影响，然本人可以就此提出保证：‘纵然小有影响，但绝无任何危险。’”蒋介石完全清楚他不当总统谁都不敢言，那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他嫌总统的权力受到限制，要在选举前把这个价格先商定。于是，在5日，中常会立即通过了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权”的建议。蒋介石的要求达到了。9日，他在大会上作了《施政报告》，实际是反共反人民的动员报告。首先，他讲了“国民大会对于戡乱的重要性”，接着，他就军事和经济的情况作了完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解释。他说“经济失调”是“由于共匪到处破坏，以致交通梗阻、工矿停顿，大多数人民生活穷困，生产萎缩”。在军事上，蒋介石承认了他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失败，但他打肿脸充胖子，他说，在东北“是基于战略的变更，并非由于基本力量的削弱”，在华北“我相信一定能表现良好的战绩”；在华中“共匪之窜扰华中，当然要延长一点剿匪的时间，但共匪阴谋，终不得逞”。最后他说：“此次召开国民大会，在实行宪法，加强戡乱建国的力量，因此首先要求举国一致，同心一德，正视共匪，戡平内乱，才可保障宪法的实施。”18日，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蒋介石以紧急处置的权力。19日，举行总统选举，由居正陪选，蒋介石以两千四百三十票（出席代表二千七百三十四人）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的选举，集中反映了李宗仁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事先，蒋介石曾对李宗仁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要李“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则置之不理，并与于右任、程潜建立了竞选联合战线，共同反对“由中央提名”。结果，否决了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做法，由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和另外两位陪衬莫德惠（社会贤达）、徐傅霖（民社党）参加竞选。竞选主要是在李宗仁、孙科之间展开。由于竞争激烈，经过四次选举（4月23日、24日、28日、29日，）才选了出来。第一次投票结果，这几个候选人都没得半数票，依选举法的规定，以得票数多的前三名（李宗仁、孙科、程潜）为候选人。第二次投票结果，这三个人又没达到当选票数。这时，蒋介石要程潜放弃竞选，支孙压李。李宗仁见此情况，就采用以退为进的做法，也宣布放弃竞选，对蒋介石进行要挟。于是李、程的支持者对蒋介石大为不满，纷纷罢选，弄得孙科也只得宣布放弃竞选，大会被迫停开。蒋介石无法，只得要程潜再参加竞选。第三次选举结果，李宗仁、孙科为候选人。第四次选举结果，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当选为副总统。副总统的选举，违反蒋介石的意旨以李胜孙败告终。白崇禧回忆说：“当时竞选党内副总统提名者，有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诸人，孙科为国父哲子，乃最适当之人选，深获党国及广东之支持，于右任为党国元老，为西北人士所支持，程潜时任武汉行营主任，为两湖所支持，因此中央难于取舍，争执结果，遂决定不提名而改为自由竞选。中央虽予于右任、程潜、李宗仁等以竞选机会，但认为在党团支持下，孙科定可当选，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结果却是李宗仁登上副总统的宝座。惟李虽告胜利，非但于党国不利，于其个人亦无好处，而于其有关者或支持者，更系一大损失，此为始料所不及者。”【15】
5月1日，国民大会收场，蒋介石作了《闭幕致词》，表示要“为中华民国创造光明之前途”。3日，蒋介石又专门对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作了题为《国民大会后本党同志应有之努力》，承认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在大会上表现不好，斥责说：“中央与地方同志之间脱节”，“中央对地方关于党务政治一切的要求，未能充分认识，对于地方同志的心理，未能充分明了”，“对革命的信心呈现动摇，对戡乱建国的前途，缺乏自信，尤其来自匪区邻近的各位同志，焦急忧虑，情绪失常，在会场中充满了互相责难，互相怨怼空气”。又一再给与会者鼓气，“要恢复自信”，“要切实自反”。2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并发表致词，表示：“进一步整理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戡平叛乱。”
这场“行宪国大”的召开，蒋介石登上总统的宝座，是否对挽救危局有作用呢？白崇禧有一个评论：“余曾向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建议，应乘战胜余威，先将中共剿平，而后行宪”，结果“行宪”了，有五大不利，即：一是“行宪予中共以扩大叛乱之机会”；二是“凡参加活动者，势必松懈其本身工作，尤以与中共斗争地区，影响最巨”；三是“因竞选激烈而生争执伤和气者甚多，尤以湖南为最甚”；四是“中共盘踞之地区，若东北、若华北，因无法选行票选而改为推选，与宪法规定之普选殊为不合”；五是“当竞选之时，为争取票数，李与孙科双方不免动以情感，致两广之团结亦遭受影响”。【16】白崇禧的评论当然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说的，但也反映了一个侧面，这次国民大会的召开并不能挽救蒋介石的危局。但是，蒋介石认为这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在5月10日的日记上说：“深夜静虑，此时只有前进，方是生命。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过虑其必败。”【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