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为寻找西夏王朝的踪迹与遗存，除作田野考察外，我也记不清走过了多少国内各地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文物收藏部门；也接触过许多知名的、不知名的西夏文物收藏者。西夏王朝遗留的文物文献，已流失海外的且不说，国内一些大型博物馆的收藏品与中国历代“正统”王朝遗物相比，简直是九牛之一毛。有的地处西夏故地的历史博物馆，西夏文物虽凤毛麟角，犹有点缀；有的则是一张白纸，好像历史上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个民族和王朝似的。这种情况，近一二十年来已大有改观。在西夏故地的宁夏，已有大量珍贵的西夏文物文献出世，当年摆不满一个展厅的西夏文物展览，如今在新建的几个长廊展厅中都显得拥挤不堪。西夏文物几乎每年都运到国外展出，引起了轰动。西夏故地的甘肃河西走廊上丝路重镇武威，近年来新出土了许多珍贵的西夏文物、文献，有的尚待字闺中，未公布于世。武威市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与热心于西夏文化学术者积极倡议在武威成立西夏博物馆，但苦于经费无着，还只能望着文物兴叹！
1996年夏秋，我赴西北地区考察西夏文物史迹，倦游归来，想将我所看到与知道全国各地所藏的西夏文物文献整理成册，如能详备，亦可谓洋洋大观，足令治西夏学者备查参照。此处难作一一罗列，仅将与收藏有关的事聊记一二，以供谈助。
1976年夏秋，我和史金波抓住时机，离开京华，相伴遨游西夏故地。那个时候凡文博部门，尚属禁地。古代历史文物封存，陈列展览停止，以免孔老二炮制的封建文化毒害人民。我的同行，甘肃省博物馆的西夏文物专家陈炳应整天忙着搞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尤其是到县一级的文物部门，由于它们受文化局或文化馆的管辖，每到这种地方联系工作，总与人家大唱革命样板戏、大唱革命歌曲的中心工作格格不入，所到之处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批邓”之声不绝于耳。我们就像是天外来客。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项创举：就是每到一地后首先去废品公司或收购站仓库翻包。找到废品公司，出示工作介绍信，讲明来意，进入仓库，把一麻袋一麻袋收购来的废铜烂铁倒在地上，像大海捞针一样，从中拣选与西夏有关的文物。找到的东西以宋代钱币最多，西夏铜器极为罕见，因为如无年款、题记或文字是极难判定的。有一次在陕北某县的废品收购站铜器仓库中竟然拣到一枚西夏文腰牌，一般称之为“内宿待命牌”，铜质，长方形，长5.5厘米，宽4厘米。正面刻划西夏文“内宿待命”四字，背刻西夏文人名。此牌为西夏宫廷卫士所佩带。
1976年麦熟季节我和史金波又来到西安古都。
我俩初次到西安是1964年11月15日，初赴敦煌考察结束返京时，在西安停留七日。那次的工作主要是访查西夏学前辈曹颖僧先生所著《西夏文史荟存》稿。我们通过陕西省文化局打听到曹颖僧原工作单位是陕西省文史馆。找到文史馆，该馆刘国安老先生接待我们，介绍了曹先生在此工作近二十年，曾潜心搜集西夏文史资料，翻译西夏文佛经，著有《西夏文史荟存》两部。书稿已被西北局统战部常立夫部长携去，时可能存在统战部。曹先生还有关于西夏兵事之著作，我们未见书稿，我们在文史馆中仅看到一部曹颖僧翻译的西夏文《大乘密严经典》稿本。几天后又听陕西省文化局乜叔平先生告诉我们，曹颖僧所著《西夏文史荟存》已被宁夏派人拿去，现在可能藏于宁夏。直到1976年8月初，我在银川期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看到了曹著《西夏文史荟存》第一至三辑稿本。从序记中得知曹先生从1957年至1959年历经三载，两易其稿，于1959年国庆节完稿。时年72岁。书稿第一、二辑叙述西夏历史，起自党项兴起，至西夏国亡，凡立44个题目。第三辑是西夏文佛经翻译部分。此书稿诚一较早的西夏史著作，可惜未能付印出版。
相隔十余年了，这次到西安是专门考察西夏文物古迹的。先去找文物管理部门的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文物管理处在西安著名的小雁塔院内，即南门外唐代的荐福寺。我们持工作介绍信去联系，得到的回答是：机关干部下乡收割麦子，停止办公。这在当时是一项政治任务，谁也不敢违抗。但我们还不死心，又找领导磨叨，请求文管处抽一人为我们提取文物，我们二人帮他们去割麦子。我们的精神感动了领导，文管处派一位女同志领我们打开一座大库房的门，屋里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杂物、卷轴等。她指挥我和史金波在一个架子上抬下一个大红木箱，打开来看，里面塞满了一箱废纸。我们立刻明白其搪塞之意。这时立刻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于是便认真起来。把满箱废纸扣在门口的地面上，一张张仔细地展开翻看。真是“皇天”有眼，“立竿见影”，终于让我俩在一堆废纸中找到一部尚存双页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泥金写经残卷；一百余页的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还有带有发愿文押捺印记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末尾雕版残页。
1982年，我和史金波就西安市文管处所藏的由我们找到的西夏文几种写经和该处原藏的盒套式西夏文铜符牌《敕燃马牌》、西夏钱币等写成一篇约三千字的介绍性文章，欲投寄《文物》杂志发表。为此事我们去信征求西安市文管处的意见时，得到的回答是不允许发表，几经交涉后允许发表了，却提出发表时文章的署名是：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名发表。民族所则认为这是个人研究成果，所里无权插手，不能署名。最后，为使此有价值的西夏文物文献公诸于世，我们不再征求民族所意见，完全按西安市文管处的意见办，但在文章的末尾加括号写上了执笔人史金波、白滨的名字，发表于《文物》1982年第4期上。1985年7月初，我们为编辑《西夏文物》到西安文管处请他们提供所藏西夏文物照片时，一位处长还为我们发表文章一事耿耿于怀，对提供照片事一口拒绝，理由是文管处收藏的文物全是“文革”中抄家所获，已全部物归原主。我坚持提出有22页的泥金字西夏文佛经仍藏该处，请能提供一二幅照片，交涉了近两个小时才答应研究解决。
幸运的是那个时候西安市文管处还没有把他们收藏的文物当作商品，我们公开发表他们的文物也不曾想到向我们收费。到80年代中期就不同了。我们编辑《西夏文物》图录，首先要考虑到收录国家博物馆即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据我了解，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十几方西夏文官印，还有几枚铜牌、钱币等。大约是80年代前后，馆方曾派人找我们为藏品作过鉴定与译释，我都记下了馆藏号和有关记录。我们原计划全部收入《西夏文物》图录中，他们却说馆藏只有四方西夏文官印。于是我也不客气地说出他们所藏官印数量和馆藏编号来。此举引起了一位接待我的女同志的惊愕与警惕，看她脸色，好像我已盗窃了国家机密。结果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西夏文物我们只收录几种。馆方给我们拍摄照片，收取了底本费外加劳务费。有的费用在所里报销时还颇费口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先生对我们编辑《西夏文物》曾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一次我借机向他诉说与“历博”打交道之事，他很同情而无奈。
到天津遇到的却是一场喜剧。还是为编辑《西夏文物》事，80年代初，我和宁夏博物馆的吴峰云同志去天津收集资料。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知道天津市藏有几方西夏文官印，估计不会超过三五方。我俩先到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出示公函，馆方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于是派一年青女子去库房提取文物，取来一精致绢盒，打开一看，是一方铜质西夏文官印，但不是我们要看的那一方，请她再去拿。一会儿又取来一方，仍不是我们要看的那方。如是者三四次竟取来七方官印，其年款分别是：贞观二年、雍宁四年、正德二年、四年两方、人庆五年、天盛三年。我俩大喜过望，加上天津艺术博物馆的三方，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的一方，天津之行所得共11方西夏文首领官印。
80年代初，西夏史学界有人在争论清人张鉴所著《西夏纪事本末》中的《西夏地形图》是宋朝人所绘还是清朝人绘的问题。由此我查到与西夏有关的古地理图有伪齐阜昌七年（1137）刻的《华夷图》，图中刻有西夏境内一部分山、水与州名。石刻图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此外在苏州市文庙还藏有一方古地理图石刻，据石刻图中王致远的题记，知图为宋绍熙元年（1190）任嘉王邸翊善的黄裳所绘，献给南宋光宗皇帝的。于淳七年（1247）刻于石上。该图西北方标有“党项夏国”四字，并标有西夏部分州、军、山、水的位置和名称。1982年4月间我在苏州工作期间，曾到苏州文管会联系，请能得到一张《地理图》拓本。据文管会接待我的同志谈：文物局规定，《地理图》碑，一年只允许拓制五张拓片，拓片不能对外。问其原因，据说是因图中没有台湾，怕流传出去产生其他不良作用云云。为照顾我作为专业研究人员，给我提供了一张12寸的拓本照片。收费10元。我自然感激了，但心里总觉不是滋味。怕被人“古为今用”，“文革”余悸以至于此。可恨宋朝人分裂祖国，罪责难逃！
辨伪为治学之重要一途，有些人造假的手法是十分拙劣的。我曾见北京某大图书馆藏有西夏文写经一卷，封帙注明“唐写经一卷”。内容不必去看了。分明是唐朝人抄写的宋朝时期西夏文佛经。这与相声“关公战秦琼”有异曲同工之妙。史金波同志见此类事也颇多，他发现北京图书馆藏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1部，其中有赝品，现已分别收藏了。另有一轴精心裱衬的西夏文写经，从题记得知是一位叫许伯琴的先生购自北京城西护国寺小摊上，据称原收藏者得自敦煌石室，故认作“是数百年前古物，至足珍也”。另一位叫俞陛云的也留有识款，亦称此物是西夏真迹，“为偏霸秃发留此余踪”云云，史金波判定它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品。
我不妨举一些从清代至民国以来西夏史籍著述中的一些例子。有些是治学不严谨所致，有的就纯属伪造。清代学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被许多大图馆列为“善本”，被视为西夏史事百科全书。但吴氏似乎太随意了。史料不列出处为治史之大忌，他则我行我素，洋洋三十余万言，让后人读之摸不着头脑。他把元代西夏故地的屯田记在西夏王朝的账上，后治西夏史者用这样的材料阐述西夏屯田，就大上其当。他把宋代史料上看到的西夏官职译名，所谓“番号名称”，当作西夏有两套官制中之一套的官名，让后人奉为金科玉律，几成定论。他还往往把相隔几十年不相干的史事扯在一起论述，等等。我劝用《西夏书事》史料者，不可不慎！
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日本学者冈崎精郎写的关于《西夏志略》的文章，是介绍和探讨此书的史料价值的。我查得《清吟阁书目》中载为清代咸丰年间撰，仁和吴氏双照楼刊本，便四处求访，终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馆找到了。作善本收藏，一函10册。作者佚名。通过关系借出来一阅，看不数页，总觉似曾相识，立刻去核对，弄明白了是好事者的伪制。即抄撮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中《西夏部汇考》和择抄了《宋史·夏国传》中的一部分汇编成书，利用《西夏志略》之遗目名其书，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伪书”。1982年春我在南京图书馆校勘明人所著之《宋西事案》一书，抽暇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中亦查得《西夏志略》四卷，载记二卷，亦作善本收藏，对外人不出借。因不知其真假，故请南京大学历史系陈得芝教授代为借出该书副本，即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传抄本（二册）一阅，乃知与北京所见一丘之貉。一次我在北京同我的老师、中央民族学院贾敬颜教授聊起此事，他说解放前在北京的某书肆店中，亲见雇人抄书充古籍出售者，此即其一种。
近年来造假之风甚嚣尘上，且愈演愈烈，但伪造西夏文物者似不多见。1996年秋，我和史金波在宁夏海原考察，有人送我们一人一枚西夏文钱币，还未说出感谢二字，赠者即申明是赝品。早在前几年，我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内的小摊上，花11块钱购得一剔刻花牡丹瓷罐，极似西夏瓷器。售主说是元瓷，但总归是一真货。现在是再难得真品了。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兴起了一股收藏热，由此引动了文物市场的繁荣。我家住的北京朝阳区潘家园就是全国最大的文物集散地之一。高雅者有“古玩城”，低档者有“星期天市场”。专事西夏文物的收藏，今日据我所知除博物馆外，私人收藏罕见。解放前私人收藏西夏文物者首推罗振玉先生。罗氏与其子罗福成于1927年撰《西夏官印集存》，收录西夏官印33方。后亦见于诸家著录中。1989年夏，我在吉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见西夏官印五方，曾收入该校所编《吉林大学藏古玺印选》中，据罗氏后人罗继祖序称：此中印玺多为“吾家旧藏”。我疑我在天津市所见11方西夏官印亦多为罗家旧藏。私人收藏西夏文佛经的，据我所知有已故的宁夏罗雪樵先生和甘肃的张思温先生。
1995年8月间，我在宁夏银川召开的第一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结识了海原县来参加会的李进兴同志。李进兴，宁夏海原人，专业农学，却酷爱西夏文史。海原本西夏天都寨故地，他颇多接触西夏文物古迹，业余勤于收藏著述，撰有《西夏天都海原文史》等著作。1996年于本县发起成立“西夏天都收藏协会”，拟定“章程”，办有会刊《西夏藏友》。据说他新近被县里任命为县文管所所长。1996年8月，我和史金波赴海原考察，他热情地陪同我们几日，参观他家里的收藏，“收藏协会”所在地的县城文物商店等。他收藏的西夏文物有铜器、兵器、瓷器、钱范、艺术品泥范等。尤以小巧精致的各种瓷器艺术品与泥范堪称精品。
据李进兴介绍，海原县地下文物破坏十分严重，文物贩卖也十分猖獗。他给我们看他拍摄的当地农民乱挖地下遗物的照片：遍野的农民大军浩荡出动，公然开挖，如“大跃进”年代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场面。据说县里派民警来阻止也照挖不误。街市上文物公然出售，文物走私更为严重。从海原县运出去的文物常被外省关卡堵截回来。我和史金波初到海原，住进县宾馆，宾馆服务小姐就误认我俩是文物贩子。一出宾馆就有当地人跟着我们兜揽生意。我们否认，他就越相信你是文物贩子无疑。我们在一个私人文物商店中问价，一枚西夏元德年号钱，张口开价就在万元以上。海原是我国有名的贫困地区，“穷则思变”，一些人就瞄准了倒卖文物。此事应当引起国家文物部门的重视。
我曾接西夏天都收藏协会给我寄来的通知，该会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重大历史时刻，在深圳举办“百件西夏文物珍品展览”活动。我祝愿“协会”在保护西夏民族文物，弘扬祖国民族文化方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