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黑水城遗书被发现的一百周年。黑水城遗书被发现后，随即流散世界各地。现今主要收藏在俄国和英国。极少部分收藏在我国的国家图书馆。粗略统计，俄藏黑水城文献原登录8千多号，约15到20万件；英藏黑水城文献登录近8千件，中国的收藏品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捐赠”的21卷西夏文佛经和几件世俗文献。总数近二十万件的黑水城文献该是如何重大的一笔文化财富啊！
埋藏在巴丹吉林沙海古城黑水城遗址颓庙、古墓断垣残壁下，蕴含着中华多民族中古时期：唐、五代、辽、宋、夏、金、元王朝文明信息的遗物被唤醒之后，栖身异域。在波罗的海岸边，涅瓦河畔的王府、宫殿中，在英伦小岛的博物馆、图书馆中，安然无恙。它们曾令当时有知觉的国人和学者们伤心落泪，扼腕叹息。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著名的敦煌藏经洞宝藏被骗、被盗，当局者对被劫宝藏的冷漠和劫后再劫，以及权贵们的鼠窃狗偷行为无动于衷；只剩的碗底残羹，还遭到了公、私收藏家们的瓜分已是尽人皆知、有例在先。
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和部分公诸于世，在20世纪初催生了一门国际显学——西夏学。在长达数十年中，中国学人则与黑水城文献无缘接近，只能是翘首以待、望洋兴叹！直到上世纪末，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幸运的西夏学者们才有可能跨出国门，探访流落异国的文献珍品，一睹芳容，亲手抚摸千载遗物上祖先们留下的手泽余温。由此引来了我国西夏学发展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西夏学再不该称为“绝学”了。随着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全部公开与深入研究，必将惠及中国中古时期各民族历史文化学术研究的多种学科，前景无限。今天，当我们在纪念黑水城文物文献出土百年之际，我郑重地提出几点呼吁：
（一）尽快调查弄清黑水城文献出土的数量、种类及收藏地，编制黑水城文献总目。
从1908年春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发现黑水城并发掘出土文献以来，迄于今，在黑水城遗址上陆续发掘出土的文献数量仍然是不清楚的。概而言之，继俄国和英国发掘之后，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有1983年9月至10月和1984年8月至11月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组成的考古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的一次正式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出土的黑水城文书已编号的近三千份。其他的发掘有：1923年冬，任职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遗书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仅在黑水城遗址内发掘到一些零星残片；1926年9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黄文弼在黑水城遗址中发掘出土文书残页数百件。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藏品；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盖山林等，在额济纳旗达赖库布镇清理一座西夏古庙和遗址时，收集到元朝写本和印本文书残页有13个编号；1972年至1976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在勘察黑水城遗址时，在附近的绿城遗址发现了少量的世俗文献和佛经文献；1978年，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组织的河西沙漠考察组在黑水城遗址的垃圾堆中清理出十多件元朝文书；1979年，甘肃电影制片厂在黑水城遗址拍摄电影期间，在遗址中发现了西夏文残经24种和元朝文书残片；1990年5月，内蒙古文物考古队陪同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纪录片《望长城》时，在黑水城遗址东南20公里的绿庙地区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多种，计有70面。……以上列举的还不包括私人盗掘和散落民间的。国外藏品以俄藏为例，收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中的黑水城文献，几十年来虽已编辑整理出版了几种目录，但应该说，至今仍然是一笔糊涂账。如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一部十分重要的西夏文世俗文献《文海宝韵》，后来丢失了。据说是上世纪30年代由聂历山（N.A.Nevsky）借出修复，后因聂历山和修复师相继去世，这部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无人知其下落。几十年后，修复师的家属发现了这部文献，交还东方学研究所。同时找到的还有另外一部重要文献。又如2000年夏，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所拍摄俄藏文献的史金波、聂鸿音等，在文献中清理出一批西夏社会文书，计有一千二百余件，这批文书应未曾编入目录。因此，认真调查、清理、登录所有收藏单位或私人收藏的黑水城文献，编制出总目，还实在是一项十分艰巨、细致、繁重的工作任务。据听说：在李范文先生的倡导下，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将投入巨资和人力、物力，把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黑水城文献全部拍摄回国。这无疑是一项善举，值得称道和大力支持。我也殷切希望借此机会编制黑水城文献总目。
（二）迅速公开出版已拍摄回国的黑水城文献。
学术界公认：黑水城文献可与著名的“敦煌藏经洞”文献媲美。而就文献数量与某些文献种类和内容相比，黑水城文献有过之而不及。就时代而言，黑水城文献其上限与敦煌藏经洞文献紧密衔接。由于客观的原因，黑水城文献问世的八十余年中，国人无缘接近。改革开放后，国家动用外汇辛苦拍摄回国的文献照片，在渡过漫长的十四五年之后，还大部分被束之高阁。例如我亲自参加整理、拍摄回国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属于孤品，独家收藏并且完整的数百部西夏文佛经，按原定计划于2000年前全部出版。却不知为了什么，一拖再拖，不列入出版日程，将其打入冷宫。即便是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的情况下，还虚晃一枪，寻找种种借口，环顾左右而言他；反正我不允许出版，你就是谁也看不到，用不上。遂令祈盼它们公开出版以便使用的西夏学子们嗷嗷待哺，望眼欲穿。只好在捡拾的残片碎屑中讨生活。怎不令人心痛！在此，我不得不公开承认，在这场垄断经营的背后，我是直接受害者。1999年初夏，由北京大学季羡林、汤一介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课题项目组成立。全书共分12卷。西夏佛教史列为专卷。季、汤二老通过中央民族大学王尧先生找到我，聘我为西夏分卷主编，全书计划在五年之内完成。季先生听说有我参加整理、拍摄的俄藏西夏文佛经已大部分拍摄回国，将于2000年左右全部出版。季、汤二老说：《中国佛教史》希望在西夏卷中“出彩”。但我却顾虑重重：时间紧迫，西夏文佛经即便出版，还要有一个译释研究的过程。我推荐写过西夏佛教史的人承担此任，但是季汤二老和课题组同仁都鼓励我承担下来，有困难再设法解决。我就在众位先生的信任与器重下勉强答应下来，一脚踏上船板，在颠簸中困难地行进。大约花费了三年左右时间，完成了初稿的基本资料工作，即总论编、西夏石窟寺庙编、西夏汉文佛经编，另请谢继胜同志参加写出西夏佛教艺术编，只留下西夏文佛经编等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奈，我又花费了一年半时间，翻译出俄国西夏学家克恰诺夫所著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叙录一书，但克氏采用的西夏文佛经题款是自己的录文，不附原件照片，且错讹太多，无法利用。至此，我花费五六年准备好的上百万字初稿资料，因其中缺少可以“出彩”的西夏文佛经内容，便被迫搁置起来。此中个人苦衷又不便向季、汤二老说明、申诉。只好在焦急的等待中听任主编和出版社的催稿，得到些许安慰的是，这项庞大的课题也因为其他原因拖延，以至搁浅，但我总因未能如期完成任务而感愧对年事已高的季、汤二老，所以，直到今日，我仍以微薄之词、嘶哑之声呼吁有司、当局，督促有权者尽快公开出版已拍摄回国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佛经文献，以利西夏学人。当我在一家报纸上发文呼吁之时，听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决定不再出版西夏文佛经部分，已将由他们拍摄回国的西夏文佛经照片做成软件，以成本价卖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有关个人和部门收藏。这个迟来的喜讯给想要利用这批资料的西夏学人提供了方便，遏制了一人垄断的局面，值得庆贺。
（三）为流失异域的黑水城文物文献回归祖国而呼吁。
20世纪初，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一批又一批帝国主义分子纷纷流窜入我国，他们以“探险家”、“考察队”的名义，利用种种手段，在祖国神州大地上，凡魔掌伸到的地方都进行了野蛮的掠夺和抢劫。黑水城遗址仅仅是他们涉足劫掠的地方之一。
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关注黑水城遗址被盗流失海外的文物文献了。半个多世纪以前，著名学者陈寅恪就“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不得已发出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慨叹。仅仅在敦煌藏经洞被盗八年之后，黑水城遗址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98年，著名敦煌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先生撰文《我们应当怎么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文章提到1985年，一位英国著名记者、作家霍普柯克曾经撰文写道：“北京最有可能对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搬走的汉文写本提出主权要求，它们现在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因为这些写本构成了记载较少的中国历史某一时代的基本骨架，所以北京方面会认为这是他们的合法财产。”荣新江先生接着说：“这段写于1985年的文字似乎一直没有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并介绍了“最近，中国协会集团的董事长陈巨余先生和麦克尼尔（Malcolm S.McNeil）律师，与东京的部分敦煌学者一起，就此问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以季羡林和宿白教授为首的敦煌学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动员社会一切力量，促使流散在外的敦煌文物归还中国，是我们对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最好的纪念。”但是，荣新江先生的文章指出：“虽然联合国早就通过了文物应当回归故里的国际公约，虽然今天的世界比一个世纪以前要文明的多，虽然在道义上连一些英国人都已经谴责过斯坦因，然而，回归并非易事”；“它需要学者做出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需要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就我们而言“要有为此回归行动勇于投资者，我们需要不顾一切而使宝藏归还，我们也应当给予成功者以英雄般的荣誉，因为他们为民族、为国家、为正义而付出。”（引自荣新江著《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荣新江先生的文章，是因为斯坦因同样是黑水城遗址文物文献的强盗之一。黑水城文物文献的回归至今还无人提及，我和我的俄罗斯同行们每次谈到黑水城遗址的发掘和文物文献的归属时，他们总认为科兹洛夫当时的行为是经过清朝政府批准的“合法”行为。争论是没有结果的。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政府以“捐赠”的名义，归还给我国他们收藏的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共21卷，还有珍贵的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残卷，此事似乎反映了当时“老大哥”的愧疚和不安心情。据悉，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夏博物馆曾于2007年策划过迎请部分俄藏黑水城文物文献回国展出，至今还未听到任何音讯。如果能实现这一步也是值得欣慰的事。有良心的中国西夏学家和有关部门应当团结一致，相互协作，相互支持，为中国西夏学的建设与发展做一些足踏实地的工作。我们要向中国的敦煌学家们学习，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为流失海外的黑水城文物文献回归故里而奋斗，哪怕还是一个遥远的奢望。这就是对黑水城文献发现一百周年的最好纪念。
在本节中，我还要提到一个与本文内容密切相关的问题，即黑水城文献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本书的第三章中简要提到过：1909年夏，科兹洛夫在发掘黑水城西城外的一座被他称之为“著名的佛塔”时，在塔内发现了一副取坐姿的人骨架。头骨带回俄国后，经过人类学家沃尔科夫的测定和研究，认为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头骨。但是这副头骨在列宁格勒被围年代失踪了。据俄国西夏学家克恰诺夫教授撰文介绍：俄国著名的敦煌学、西夏学家孟列夫教授曾提出一个很浪漫的假设：塔里埋葬的是西夏皇后罗氏。此人是西夏仁宗皇帝（1139—1193在位）的遗孀。罗氏皇后在其子纯执政（1194—1205）时曾是皇太后。在1205年蒙古人第一次攻入西夏领土时，纯在其母不无参与的情况下被其堂兄弟安全（1206—1211年在位）篡夺政权。孟列夫教授根据葬者可能是女性便认为可以不必怀疑，她儿子被推翻后，新统治者在她不无参与的情况下登上了皇位，此后她便被摈斥于国事之外。她后来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有某些资料使人设想，她当了尼姑，被发配到黑水城，死后就葬在那座“著名的佛塔”。根据这一设想，孟列夫又做出一个重大结论：“著名的佛塔里面的书籍是她的私人藏品”，“黑水城出土的书籍流传到今天，我们应当感谢这位女人”。（《俄藏黑水城文献》（1），克恰诺夫《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
关于黑水城文献的性质，除了俄国学者孟列夫提出过“浪漫的假设”外，其他中外西夏学者对此尚未有专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西夏学家们在利用黑水城出土文献资料时，往往仅根据所利用文献本身的内容而判定黑水城的性质，反过来又判定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如从文献内容说明黑水城不仅是西夏时期的西北边防军事重镇，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研究佛教史的根据黑水城文献中的大量佛教经典，就把黑水城说成是西夏的佛教中心之一；有的学者根据这里收藏的图书和文书档案，就把黑水城说成西夏档案的保存基地，或名之曰皇家“地下图书馆”等等。
对黑水城文献性质的错误判断起源于对黑水城性质的误解。正如克恰诺夫教授提到的，在与科兹洛夫的名字有联系的文献中还出现了把黑水城遗址称为“西夏国都”的提法。
上文提到：1983年9至10月和1984年8至11月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组成的考古队，两次在黑水城遗址内进行考古发掘。其成果之一是“基本揭露了城内主要部分的建筑遗址，取得了这座城址建制沿革和城市布局的考古资料”。弄清了西夏时期初建的黑水城是一座小城，该城于元代改建为大城，为元亦集乃路总管府驻地。大、小城叠压在一起，即今所称的黑水城遗址。西夏的黑水城本来是军事性质的边防城市，即西夏黑水镇燕军司驻地。终元一代，历经了对原西夏黑水城的改建和扩大，扩大了近两倍半，发展成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驻地，成为元代这一地区的重镇。史书记载的元世祖至元八年至十二年（1271—1275），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随其父抵达上都时曾经途径亦集乃城，这里已经是西夏王朝灭亡40年之后元代的亦集乃路，而非西夏黑水城之城郭。当我弄清楚原西夏黑水城的规模及其变迁，对现在所谓的黑水城遗址中收藏了如此大量的唐、五代、辽、宋、夏、金、元历朝珍贵的书籍与文书，便产生了疑问，它们绝不是西夏王朝灭亡前，政府或某个人收藏图书文献之地，而必有其收藏保存的原因和过程。当我对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的藏品做过一些浏览，并亲自参加了整理拍摄、登录编辑工作之后，便逐渐形成了关于黑水城文献性质的不成熟的看法，撰写了《黑水城文献性质初探》一文。在公开发表之前，为征询意见，笔者与2007年4月13日至15日，在石家庄市，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黑水城汉文文献与宋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上做了一次提要式的报告。回京后，同年4月21日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津讲坛”第367期讲座上做过较为详细的阐述。该文从以下五个方面：〈一〉西夏黑水城、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的历史变迁；〈二〉蒙古灭西夏与元朝对西夏的政策；〈三〉黑水城文献与新发现于西夏境内的文献内容与收藏状况的比照；〈四〉元代收藏的黑水城文献中对佛经文献的保护与修复；〈五〉元朝灭亡后，北元到明初亦集乃地区的战乱等说明：黑水城文献中除属于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收藏的元代文书档案外，其他文献则基本上是西夏王朝时期，王朝腹地的国家文书与藏书。这些文书与藏书在元灭西夏的战争中成为元朝军队的战利品。其后，由于战事辗转转移，最后收藏到元朝后方亦集乃路总管府的档案库或寺庙、佛塔中；或者是在明初亦集乃地区的战乱中被分别收藏在元代修建于当地的佛塔和寺庙遗址中，渐渐不为人知。直到20世纪初被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