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中关于建立西夏王朝的民族、西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的记载和研究，古已有之。近代学科意义上的“西夏学”则从20世纪初肇兴于国际学坛，至今已走过了百年历程。以中国古代历史王朝命名的西夏学，以其独特的文字与文化内涵，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引起了外国学者的关注。20世纪初黑水城文献的发现与流落国外，给一门中国本土之学成为国际显学提供了契机。而应运而生的中国西夏学者们，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中，面临自生自灭。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80年代之后，中国的西夏学蓬勃发展起来，并迅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由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西夏学的回归成为必然。但我也应当指出，面对当前中国西夏学的繁荣景象与辉煌成绩，中国的西夏学者们应当保持冷静，时刻自省。复兴与发展中国的西夏学，任重道远。
下面我将列举一些枯燥的数字来说明，中国西夏学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取得的成果：首先在学术论文与资料方面，据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近25年中，公开发表的仅有30篇左右；1976年之后的近5年时间，则发表70篇以上，年均发表10篇以上。有人统计过，20世纪90年代，年均发表在50篇以上。世纪末的2000年则超过百篇。新世纪开端，中国西夏学承上世纪末之余绩，仍势头不减。粗略统计到2006年底正式发表的论文、资料等：2001年107篇；2002年108篇；2003年127篇；2004年至2005年，两年内发表论文210篇。另一种统计是2001年至2005年，发表的论文、译文、资料共606篇，年均发表121篇。据笔者根据已见到的资料统计，2006年发表的论文已达到150篇。其二，在西夏学专著、论文集和译著方面：20世纪初至80年代，仅出版十数部。20世纪的最后20年的年均出版数近三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6年，2001年6部，2002年13部，2003年10部，2004年11部，2005年11部，2006年7部。以上从2001年至2006年的6年中共出版58部。以西夏有关或以西夏题材编撰的文学作品、诗歌、小说及科普、通俗读物尚未统计在内。第三，西夏文献文物资料编辑与刊布：从1993年起至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合作编辑《俄藏黑水城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1996年至2000年已正式出版11册（汉文部分6册，西夏文世俗部分5册），即将出版的西夏社会文书部分3册。2003年12月至2005年10月，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整理编辑《英藏黑水城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已出版4册，尚有1册即将出版。2006年6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共4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2001年起，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联合全国几十家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整理编辑《中国藏西夏文献》共分五编二十册。至2008年8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联合整理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共十册，于2009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第四，西夏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人才培养：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指定专人进行西夏学研究。1958年建所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静如先生，从20世纪20至30年代起就是当时中国从事西夏研究的唯一专家。1961年该所指派白滨担任王静如先生的助手，与此同时，所内又招收史金波为硕士研究生。该所自然成为中国西夏学最早的研究基地。1964年，当时的民族研究所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进行敦煌西夏石窟调查，这是新中国建立后西夏学的一次重要科研项目。参加该项目的除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常书鸿为首的数名敦煌学家如万庚育、刘玉权等外，还有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宿白教授，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1972至197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工作者对宁夏银川贺兰山麓西夏皇帝陵的发掘，开创了西夏故地西夏学调查与研究的序幕。宁夏自治区博物馆当时形成了宁夏西夏学的研究基地。他们的领军人物就是如今仍活跃在西夏学界的西夏语文学者李范文，西夏考古学者钟侃、牛达生、吴峰云等。从20世纪50年代起即从事西夏历史研究的四川大学历史系吴天墀教授于80年代初开始招收西夏史硕士研究生。80年代以后，国内的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都设专人，或设立专门机构从事西夏学研究，招收西夏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主要专职于西夏研究的学者有兰州大学的李蔚、刘建丽，原任职于西北民族学院后调入暨南大学的汤开建，原任职于西北大学后调入陕西师范大学的周伟洲，宁夏大学的王天顺、杜建录、韩小忙，原任职河北大学后调入首都师范大学的李华瑞，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韩荫晟、罗矛昆，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调入北京图书馆的黄振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聂鸿音、孙伯君等。以上学校和单位中比较重要的机构有：1991年，宁夏大学率先成立了西夏历史研究所与西夏文化研究所。1993年，两所合并为西夏研究所。2000年更名为西夏研究中心。2001年该中心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了西夏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改名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设立了文献研究室，从事以西夏学为主的研究工作。
中国西夏学的发展与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喜的。一个被历史遗忘的王朝，百年来在几代西夏学人的努力下渐渐地清晰起来。中国的西夏学在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太多的坎坷。无论曾被誉为“绝学”，或被贬为“冷门”，都说明它曾经是一门被扼杀的学问。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当时还带着“历史问题”或“右派分子”枷锁的吴天墀、韩荫晟、李范文、黄振华，他们撰著《西夏史稿》汇辑党项与西夏史料；编撰《夏汉字典》；用捡拾的废纸东躲西藏地研习西夏文字时，也许他们不曾想过要振兴中国的西夏学，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逆境中不甘堕落，在无奈中寻找精神寄托。
中国的西夏学家们应当清醒，面对当前中国西夏学的繁荣景象，不可陶醉，更不要妄自尊大，应当学会自省。在这里我要引用我的同事、西夏学家聂鸿音先生题为《西夏学自警》诗一首：
梦回霜雪正阑干，风角城荒晓月残。
一世浮生三夏暖，十年学术九秋寒。
游人不解征人苦，创业应知守业难。
赚得虚名肠已断，荣华扫尽客衣单。
聂鸿音先生是现今中国西夏学之翘楚。他学养丰厚，才华横溢，在西夏语言和文字学方面硕果累累，多有建树。可以说是西夏学术界一个德艺双馨的人物。这首诗是他二十余年从事西夏学研究的深刻感悟。
毋庸讳言，国外学者对今日中国的西夏学水平评价不高。我认为不论西夏学如何发展，当前最基本，最重要的仍然是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和西夏文字的解读。关于“解读”西夏文字的概念，我读了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9月28日，聂鸿音教授题为《西夏文献：解读的理想和理想的解读》一文，他坦率地提出了一些应引起中国西夏学家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他认为“西夏学的开展首先必须立足于西夏文献的研读。如果不能正确地诠释西夏文文献，一切相关的研究都将无从谈起”。他提出了“西夏文献的理想解读”的五个标准，强调我们现在不应仅仅满足于西夏学初期“西夏字和汉字的简单置换”的所谓西夏文解读。他认为在“西夏文献的解读方面，中国仍然停留在初级的‘识字’阶段，大多数人没有能力，甚至还没有愿望从事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在这方面，西夏语文学者们重任在肩。这里不妨以我个人亲身参加过的例子说明：笔者有幸参与过整理翻译西夏文字典《文海》和西夏文法典《天盛律令》的译注工作。前者，同样参与著译者之一的黄振华先生，晚年在病床上多次同我谈到对他承担的部分要进行“清算”。生前已写出了数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仅在《民族语文》上发表了第一篇之后便去世了。又如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珍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被公认为西夏王朝的“百科全书”。自我们的汉译本问世以来，据以研究西夏历史、政治、军事、法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论著不断。从1998年起到2006年3月，国内仅专著已出版四部。有人统计：2001年至2005年，国内发表的西夏学论文中，引用该汉译本进行研究的文章达到三百余次。这并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数字。如聂鸿音先生指出的：“单纯从汉译本而非西夏原著出发的拓展研究可以说至今鲜有成功之作。”这时我要再一次引用俄国西夏学家克恰诺夫1988年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俄译本《西夏法典》的汉译本序言中说的话：“如我在俄文版前言所写，可能无人比我更知自己译文中的缺点和不足。请允许我重申：这类典籍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一译而就。需要一代、两代、三代学者，对它们两次、三次、甚至十次翻译。每次都要仔细推敲原文，才能使译文臻于完善。捷径是没有的。至关重要的是为广大研究界提供西夏原文，对译文中难免的错误，他们可以批评、斧正。”培养新一代高水平的西夏语文学者，对传世并已公布的珍贵的西夏文字文献重新翻译解读，已提到中国西夏学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
西夏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门有特色的人文学科。过去的所谓“冷门”或称“绝学”，其实含着褒贬。现在有的人还乐意称西夏学为“绝学”。古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西夏学单就西夏文字而言，曾经确实是一门“中绝之学”，即中断了的学问。现阶段中国的西夏学总不该再称为“绝学”了吧！从上世纪末开始的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到改革开放商品大潮涌动下举国掀起的旅游热潮，激活了被历史遗忘了的、已僵死的西夏王朝，奇迹般借尸还魂地苏醒过来。一时红遍西北大地，大江南北。西夏成为热门话题，西夏学也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学问。由“门可罗雀”变成了“门庭若市”。西夏学面临的的确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在当前国内整个学术界浮躁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也产生了种种弊病和丑恶现象。一般说来，把西夏学当作进身之阶、敲门砖者，尚情有可原；不幸的是，有学有成就者，或为人“师表”者，也借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机，高喊“抢救”“弘扬”之类的豪言壮语，像玩戏法一样，变精神为物质，不愿再待在冷板凳上。一时间，城头竖起大王旗，花样翻新“发布会”；炒“剩饭”、回锅“肉”，重新包装的巨型“项目”、“著作”，一批批摆上台面，让媒体爆炒得热火朝天。当事人大概还记得吧，2004年秋那个美妙的贺兰山之夜，伴随的是一项学术课题的尴尬和最终的流产。后来一位代表赋诗一首以记其事，诗云：
古塔清风爽，羌人玉女妍。
面抻三碗辣，馍泡一锅膻。
燕雀喧辞典，螳螂斗主编。
曲终人散尽，能不忆银川？
据传闻，最近在西夏故地又重新上演上世纪90年代为争夺电视剧“贺兰雪”的拍摄权，把李元昊攀上了李登辉，上告“御状”的闹剧。近来听说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又重新制造西夏文化落后，西夏“分裂中国”的无耻谰言，企图在西夏故地封杀西夏研究。如果这仅仅是某些人为了某种利益的内讧，则无疑自讨苦吃，自欺欺人，自掘坟墓。
作为一名较早接触西夏学研究的人，我诚恳地希望卓有成就的西夏学界同仁们，应当以学术为重，创造和谐环境，提倡学者之间、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资料共享。建立规范的学术批评。花费点力气去培养西夏学的合格人才，使中国西夏学后继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