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产业集群的成功发展，使得浙江省其他地方纷纷效仿，浙江90%以上的县（市、区）都培育和发展了块状经济，形成了“一镇一品，一县一业”的格局，涌现出了一大批产业集群。如杭州的软件、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宁波的服装、湖州的童装、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嵊州的领带、永康的小五金、桐庐的制笔、诸暨的袜业、海宁的皮革等。块状经济将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网罗其中，产业巨大的规模效应，成就了浙江经济的繁荣，亦使浙江制造扬名天下。
目前，浙江年销售额达1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体有600多个；年销售额达10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体有300多个。浙江产业集群的结构大致与广东类似。以制造业为主的块状经济的总产值已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在块状经济的主要产品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有78个，主要有纺织、服装、电气、通用设备、交通设备、金属制品、电子、皮革、工艺品等。
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的强大，从某种层面上讲，乃是由众多强大的产业集群所造就。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底特律的汽车业群等，均执美国乃至全球之牛耳。
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被寄托着厚望。但是，相较于美国的硅谷等产业集群，浙江的产业集群总体上还处于低端成长阶段。甚至在国内而言，相对同时起步的广东、山东、环渤海经济圈，浙江产业集群亦存在很大不足。
浙江的块状经济，目前主要存在三个弱点。
第一个弱点是，浙江缺少主流支柱型产业，难以形成在国内乃至全球的强势地位。
虽然在总体的产业集群结构上，浙江与广东比较类似，都有300多个年销售额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但是，在与最大的产业集群比拼方面，广东却胜过浙江。
最典型的是家电行业。广东的顺德、中山、惠州、深圳等地，都各自拥有家电产业集群，涌现出了美的、格力、TCL、志高、格兰仕、创维、万和等知名企业。广东的家电产业，占全国家电市场的份额达30%以上，总产值近4000亿元。
在顺德，家电产业几乎占据广东家电产业的半壁江山，全国的15%以上，一个区的产值，即达1500亿元以上。而中山，则是中国小家电最为集中的区域。
对比之下，浙江在大型产业集群方面，与广东相距甚远。浙江最著名的两大产业集群服装业和皮鞋业，其总产值分别为2000多亿元和1000多亿元，在产业集中度上不如广东的家电产业。浙江的家电产业，总产值尚不到1000亿元。浙江温州和广东中山曾经同时形成灯饰产业集群，但是，后来温州的灯饰产业逐渐衰落，而中山古镇则集中了上千家灯饰企业，成为“中国灯饰之都”。
在广东，由产业集群形成的九大支柱产业占全省工业比重的73％，仅家电产业，其产值即达到广东总产值的10%。其他如中山古镇的灯饰、顺德乐从和龙江的家具、顺德和中山的家电、阳江的五金刀具等，均居全国绝对领先地位。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产量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63％。但是，就行业而言，绝大部分产品为日常生活用品。这些行业，本来就有分散的特点。
根据浙江省方面的目标，到2012年要建成10个左右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20个左右销售收入达300亿元至1000亿元、60个左右销售收入达100亿元至300亿元的产业集群。对照现状，任重道远。
第二个弱点是，浙江没有千亿巨头。
不算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资产上万亿级的国有垄断巨头，仅以竞争性行业而言，在其他的经济区，均已出现了千亿级的制造企业。如北京的联想、江苏的沙钢、山东的海尔、广东的华为和美的等，均已超过或者基本接近1000亿元。而千亿企业，就是目前中国竞争性行业内的顶级企业，在全球亦可居前十。例如，联想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电脑制造商，华为跃升为全球第三大电信设备制造商，海尔、美的均进入全球家电制造商排行的前十。
从行业龙头的比拼来看，浙江龙头产业的龙头企业亦不大。在服装行业，雅戈尔的资产规模不过200亿元；在制鞋行业，最大的奥康集团有限公司，其资产规模不足100亿元；家电产业的龙头企业方太厨具，其资产规模亦不足百亿；浙江最大的竞争性企业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和万向集团，2009年的资产规模不过500亿元。虽然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企业占据182席，但是，在最顶尖的企业领域，浙江企业却乏善可陈，更多的浙江企业居于中游。
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的块状经济，更似一种“狼群经济”。虽然有群狼共舞，但是却缺少狮子，群狼之间既要面临外部的竞争，又要面临彼此间的征战厮杀。在未来，浙江需要加强各个产业内部的集中度，打造行业巨头群落。
第三个弱点是，产业趋同情况严重。
早年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是镇政府。由于行政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因而使得产业集群零散化。
同时，在浙江产业群内部，往往出现产业链上下游脱节的情况，致使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不平衡。大家都想争上游，下游无人问津，最后造成缺位。而广东的家电行业，其上下游产业链非常合理。仅以美的为例，在美的位于顺德的外协厂家中，产值数十亿的企业比比皆是，不仅产业链上游产生巨头，产业链的下游亦很强大。甚至作为美的代工企业的广东盈峰集团，一度成为家电巨头。美的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经销商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同心、同步、同超越”的。
而浙江的很多产业集群，往往集中在产业链的一端，互相竞争，互相模仿，不仅造成巨大内耗，亦使企业规模难以扩大，导致杂草丛生，不见大树。如此一来，不仅没有建立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协同，亦难以造就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协同。
而在未来，浙江从“狼群经济”到“狮群经济”的飞跃，有四大路径可走。
其一是普遍的产业升级。
目前，浙江的很多产业都集中在产业链低端，而这些产业，既分散，起点又低，难以形成大的产业群。而要实现这种升级，一是靠技术升级，增强创新能力，提高技术含量，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二是进行产业链的延伸。
其二是浙江需要兼并战争的“暴力美学”。
浙江的龙头企业，多是自发性增长，很少通过并购来增速，相对而言，广东、环渤海经济圈的企业，则大多通过并购，甚至以蛇吞象的方式来获得飞跃式发展。TCL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广东科龙电器并购了广东容声电器、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后来，海信又并购科龙；美的更是连年兼并，先后并购了华凌集团有限公司、荣事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小天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些行业巨头，都在完成了实力的逐步积累之后，在行业成熟期完成了并购。在顺德这一方寸之地，21世纪初期的十年，家电产业集群内发生了众多血腥的兼并战争，方才造就了一系列家电巨头。
同业并购虽然残酷和血腥，但是，亦是众多浙江产业集群强大的必由之路。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竞争的加剧，必然导致兼并的产生，很多全球性行业巨头亦是通过并购实现了飞跃性发展。在浙江产业集群内部，各企业欲实现由小变大，由大变强，由强变为巨头的华丽转变，则兼并战争的“暴力美学”必不可少。
其三是产业的协同。
在浙江的几大产业集群之间，潜伏着诸多竞争对手。台州在汽车产业领域已经先行一步，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奥汽车有限公司是浙江整车行业的骄傲。而令人意外的是，从前只关注汽车配件的金华，亦露出水面，开始进军整车行业。未来，台州和金华的汽车大战能否避免？如果金华与台州的关系处理不好，则两大区域性的产业集群，都将难以持续发展。
同时，浙江的汽车产业，与同处长三角的上海的汽车产业，未来亦存在竞争。
而在中国这种拥有诸侯经济特性的经济体中，如何做到各个产业集群之间的协同发展，将是对浙江的一个巨大挑战。虽然长三角已经确立了“一核九带”（“一核九带”是指以上海为核心，沿沪宁和沪杭甬线、沿江、沿湾、沿海、沿宁湖杭线、沿湖、沿东陇海线、沿运河、沿温丽金衢线为发展带的空间格局。——编者注）的战略布局，但是，同城竞争、同业竞争，依然难以避免。
而浙江提议的网状经济，其要义，明确了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在产业链中分工协作、协调协同的方向性安排。但是落实到实施，则需要各个地方主体共同参与，这种协调难度较大。
其四是浙江企业治权的“大同”时代。
就企业性质而言，浙江企业多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经济的崛起，是浙江经济活力的源泉，亦是浙江最可为人称道之处。
不过，浙江的民营企业，在企业治理领域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目前的浙商大多属于家族性企业，家族产权的社会化开放度不够，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使企业后续经营能力不足，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壮大。
几年前，在某个论坛上，方太董事长茅理翔对施振荣交棒给李焜耀等外人颇不赞同，甚至暗含讥讽之意。而这种现象，在浙商身上普遍存在。
浙江的企业在治理模式上，更似日本企业，基本奉行家族治理模式，由创始家族绝对控股；而欧美的企业，则已经去家族化。在一些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企业中，创业股东只是相对控股，其股份一般都很少有超过10%的。
在中国企业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在企业治理领域实现巨大突破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也无一例外地获得了飞跃式发展，其中的关联，大有奥妙。
在完成民营化之后，联想早在2001年就采取分槽喂马的方式。企业一分为二，郭为与杨元庆各掌一方，庞大的联想系亦由此崛起。今天，联想已经成为中国竞争行业数一数二的企业巨头。在惠州的TCL，李东生早期的“分封制”使得其手下大将如云，其家电和手机先后在行业内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顺德，何享健没有将权杖交给自己的儿子何剑锋，而是交给了“外人”方洪波，而正是有了这种扩大治权、给予更多人舞台的举措，才使这些企业能够生生不息、后继有人。浙江很多企业做不到这一点，很多时候，就是在企业治权领域的选择范围太狭窄限制了浙江企业的长期发展。矮子里面拔将军，自然高大不起来。
企业的壮大，不仅需要让更多人参与企业财富的风向，更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企业治权的分享。吊诡的是，在创维老板黄宏生深陷大牢的几年里，困境重重的创维反而逆势增长，突出重围。黄宏生出狱后，创维内部曾经闹出陆黄之争，一向强势的黄老板就此顿悟，再也不过问企业经营事务了。这种现象，值得浙商普遍反思。
浙江企业要想在未来引领中国，甚至崛起为全球性巨头，就必须在企业治理领域，服膺全球主流企业巨头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不仅要实现财富的广泛共享，亦要实现企业治理权的广泛共享，而后者比前者难度更大。同属长三角经济区，位处江苏的苏宁电器已经基本实现了财富与治权的共享，而在这方面，浙江企业尚有漫漫长路要走。
本次在台州采风时，笔者获悉杰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阮祥福的儿子不愿意接班，最后，阮祥福将企业治权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而这种变化，未尝不是浙江未来企业治理的新方向。
第三节浙江企业需以全球应对全球
台州杰克控股集团，对于浙江乃至全国企业的产业转型，颇有启发意义。
杰克控股集团主营缝纫机，而台州的缝纫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3，全球的1/5。如此庞大的市场，使任何人都不敢小觑。
2009年，正值全球缝纫机行业洗牌之际，杰克控股集团仅以4500万元人民币，就一举跨国收购了资产价值达3亿元人民币的德国拓卡和奔马两家知名企业。这两家德国企业都是德国老牌的裁机制造企业，其中奔马更是世界三大生产自动裁床的企业之一，在业界享有自动裁床业的“奔驰”的美誉。杰克控股集团由此获得了在全球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实现了产业升级。
中国长期以来推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然而，绝大多数行业中的民族企业并未从跨国公司手中获得核心技术。跨国公司不仅不会真正转让核心技术，同时还会用知识产权来抑制相关中国企业的崛起。“市场换技术”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奢望。特别是在汽车行业，在高端车领域，中国几大汽车巨头到现在仍然受制于国外企业。
而杰克控股集团的产业升级路径，是对中国传统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颠覆，开创了“以市场倒逼技术”的模式。
同时，杰克控股集团也没有走通过自我积累、慢慢实现技术升级的传统的“自我技术创新”之路，从而打破了中国企业对于自主创新的迷信。
其实，在很多领域，中国企业并不需要自主创新。这种情况的出现，得益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