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旅游行业，是红安未来着力发展的第三产业的核心。作为“中国第一将军县”，红安现存革命遗址遗迹340多处，但是，红安的旅游资源，尚未全国知名，甚至在湖北省内，亦并非特别强势。在未来，红安不应该分散旅游资源，而应该集中开发某一个最富有特色的区域。红安可以在北部的七里坪镇集中开发旅游资源，如天台山、对天河漂流、香山河泛舟等，旅游时间控制在两天内，这符合现代人的出游习惯。红安可以将旅游资源集中为一到两个主题，如红色旅游，或者将军之路之类；同时，必须富有特色，比如，可以在游山、漂流的同时，开发红色战场，进行模拟野战军事演习等。
红安经济的落后，除发展战略的摇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区域规划与定位的迷失。红安县城即是红安的政治文化中心，亦长期被视为经济中心，但是，就其资源以及先天禀赋来说，红安县城在红安的中偏北，交通并不方便，特别是与武汉之间，无高速公路可通，甚至连省级公路都没有通，因此并不适合作为红安的经济中心。而这种情况，其实与国家的经济中心并非首都一样，如美国的经济中心是纽约，而非首都华盛顿。红安将资源主要集中在红安县城，而忽视其他乡镇的发展，并非明智。
在中国的县级建制中，曾经连续8年夺得中国百强县的顺德，其经济发展模式可值得很多地方借鉴。
顺德是典型的“强枝弱干”。顺德政府所在地大良，是全区的政治、文化、金融、信息和科技中心，不过，顺德的最重要的经济强镇，却是北部的北滘，以及南部的容桂。两镇均以诞生了家电巨头而蜚声中外，美的、科龙、格兰仕、万和、砚华等全国知名品牌，均诞生于此。两镇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家电王国。而其余各镇，都有其特色产业。乐从、龙江为中国的“家具王国”，陈村是中国花卉之乡，勒流是机械制造王国，杏坛镇是现代农业的示范基地，均安素有“制衣之城”、“牛仔之城”的美誉，伦教则是“华南木工机械之乡”。
未来红安的发展，亦可借鉴顺德模式。县治所在的城关镇，仍然保留政治、文化、信息以及居住中心的地位，但是，将制造业及商业中心转移到南部处于武汉经济辐射圈的八里、觅儿、太平三镇。在旅游业方面，集中打造北部七里坪镇。其他各镇，都可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如华河的板栗、上新集的建材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红安未来的经济中心南移，此乃大势所趋。中国传统的城市，多依山傍水，山的尽头，往往亦是主城区的尽头。如北京，北部是昌平诸山，西部是西山群峰，所以，北京的经济中心，逐步东移至东三环外，现在，又开始了开发南城。
红安县城交通的不便，致使南方的八里、觅儿、太平三镇，未来必成为经济中心。此三镇离武汉不到40千米，完全可以接受武汉的经济辐射。同时，未来经过红安的高速公路，如沪蓉高速公路等，均经过八里镇，而非县治所在的城关镇。沪蓉高速铁路、汉麻铁路，也经过八里而非红安县城。八里到武汉天河机场，只有35千米。未来，红安应重点发展南部三镇，将其打造成红安的经济中心。
目前，这三镇区域面积均比较小，将来，可以考虑将三镇合并，同时，在南部谋划建立省级开发区。目前，在黄冈内部，黄州、麻城、武穴、蕲春等，均有两个以上的省级开发区，红安南部如规划得当，在武汉经济圈内可得地利之便，设立省级开发区，应该难度不大。
第八节告别英雄时代
发源于大别山的倒水河，贯穿红安南北。滚滚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在红安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曾诞生了无数的传奇，亦产生了无数的英雄人物。共产党的元老，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邓小平时代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共和国元帅徐向前，以及解放海南的韩先楚，奇袭阳明堡机场的陈锡联，后来的国防部长、当年血战上甘岭的秦基伟，善出奇兵、骁勇善战的王近山，都来自红安。红安的将军，如从1955年至1964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授衔算起，几占天下将军的1/10。而曾在红安战斗过，从大别山走出的将军，更近600位，几乎占全国将军的1/3。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曾有12位大军区司令员、政委，18位军长，11位军政委均为红安人，另有4人担任过军兵种司令员、政委。
一代一代红安人，在其童年和少年时期，即已接受了无处不在的革命教育，而这种教育是以民间的方式存在的。几乎在红安，每个村子，都曾经有参加过红军的老革命。过往时代的英雄，成为红安少年人无法回避的影子。弹指数十年，父辈已经老去，新一代的青年，仍然在传唱那首童谣。而在县城东北一隅的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则是很多红安人少年时代的必游之地。红安的革命精神一代传一代，络绎不绝。
梁启超云，英雄乃不祥之兆。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安历史上的英雄辈出，乃是对于当代红安人的某种戕害。
历史往往显示出其吊诡的一面，正如凤阳花鼓所传唱的民谣：“说凤阳，道凤阳，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先辈的英勇，却为何反导致后辈的不兴盛？
流传数千年的星象风水说，曾经给予了一种类似神秘主义的解释。英雄之地，往往是“血地”，血地的特征是，成就巨大，但是牺牲亦巨大。而血地往往在成就自我的时候，对于亲人造成巨大的杀气。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安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是块血地，在诞生200多位将军的背后，是红安在革命时代人口减少一半的损失，很多地方人丁死绝。红安北部的紫云乡，曾因为牺牲过多，而被称为“死人乡”。
风水中的“血地”之说，当然是带有迷信色彩，但是，红安的现状，却确实与此有关。红安的“血地”，绝非仅仅是风水山川，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血地”。
红安人的精神“血地”，就是对于英雄的过分崇拜，在一个英雄消亡的时代，不合时宜地继续奉行英雄崇拜主义，消耗了红安新一代精英的心智与才华。
在红安县的官方网站中，有军政界风云人物如李先念、董必武、韩先楚、陈锡联；文化界名人如历史学家冯天瑜、翻译家和文学家叶君健、经济学家张培刚等，所收录的名人，没有一个来自商界。
而同样翻开潮州的官方介绍，则可以发现，除了古代的韩愈，以及自宋以来的众多进士外，来自商界的黄光裕和李嘉诚，亦是其极力推崇的对象。
红安名人中商界人士的缺失，除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没有产生特别优秀的知名商人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整个红安，从官方到民间，有一种从内心对于商业的漠视与轻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红安人的思维，需要彻底改变。在商业时代，也许改革以来的珠三角诸城市，可以给予红安启示。自改革开放以降，广东能够引领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声，绝非仅仅是靠国家战略的先发优势，而是存在雄厚的民间文化根基。
由于历史上长期远离“朝廷”，广东人相对内地人而言，权力崇拜色彩比较淡漠，他们比较注重实利，有重商传统。岭南文化具有强烈的平民文化特征，而平民意识，恰恰是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基础，而自19世纪广东被迫开放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则强化了这种平民意识。与平民意识直接关联的，是平等观念，以及重视交换，遵守契约等。
而红安人，则过于追求“庙堂之功”，众多英雄人物，如一座大山，压在红安人的心上，使众多红安人，特别是新一代精英中，追求“经营天下”者，多于经营商业者。
在改革开放之后，红安所出的人才，仍然少有商界人士，多集中在党政军界和文化界。东海舰队司令员胡先贵等14名新时代的将军脱颖而出。而在文化界，吴恒权先后担任中央直属三大媒体中的《求是》杂志、《人民日报》这两家报社的社长和总编，《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江绍高也是红安人，在中央直属宣传系统，正副职均出自一个县，绝无仅有。在新华社系统中，《经济参考报》的总编杜跃进，亦为红安人。除此之外，红安人还有中央党史编辑室主任石钟泉等。其余文化界人士，更如过江之鲫。红安人之雄才与霸气，尽在其中。唯有商业，仍然凋零。
几十年的岁月流转，时代变迁，似乎一流的红安人才，仍然不以经营商业为务，而以“经营天下”为傲。广东可以诞生“山寨文化”，而红安人的梦想，却仍然在“庙堂”之上，追求成为英雄，做大官，办大事。崇拜英雄，而漠视平民；崇拜功业，而漠视商业；崇拜权谋和“板眼”，而漠视规则。诸多文化，与现代商业社会多有疏离。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人总想超古人。
事实上，每个族群，不仅要与外部族群竞争，更要与先辈竞争。红安先辈的过于强势，已经造成了红安人的精神“血地”。超越先辈，更似一代又一代红安人的人生苦旅。
财富的成就，如同流水，重在流通，今日之市场经济，要义之一，乃在于资源在社会间自由流动。故有市场开放之地，必有商业繁盛，富豪诞生。但是，英雄却往往是社会颓败之产物，涤荡污浊，再造乾坤，改天换地，方才是英雄之所为。英雄的崛起，往往需要特殊时势，借助时代的风云际会狂飙天下。正所谓，乱世出英雄，绝非虚言。
而在常态社会中，英雄的诞生，即如缥缈的浮云。
红安人，是时候向英雄时代说再见了。
而告别英雄时代，首先需要向红色文化说再见。
未来的红安，必须彻底告别红色，方可得新生，否则，将永远在将军刀剑的血光下，在历史的荣耀中收获现实的落后。
明代大贤李贽在红安境内的天台山讲学时，曾作《夜宿天台山》诗一首，咏红安山川之雄奇。诗云：缥缈高台起暮秋，壮心无奈忽同游。水从霄汉分荆楚，山尽中原见豫州。明月三更谁共醉，朔风初动不堪留。朝来云雨千峰闭，恍惚仙人在上头。
山已尽中原，水尚从霄汉。正是今日红安之现状。
天台兀立中原，乃是红安之头；倒水南流长江，乃是红安之尾；而在红安的母亲河倒水入长江之处，名为龙口。龙者，当以四海为家，吐纳四方，胸怀天下。
山的过往，水的未来，或可为红安未来时代的隐喻。未来的红安，必须走出父辈的光荣与阴影，方才可以拥抱世界，实现另外一种超越。告别大山，拥抱长江，奔向海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近年来，有红安贤达总结红安的8种文化，虽略有附会之处，却颇有见地。在红安的红色文化和革命文化之外，红安作为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基地，曾有比较丰富的移民文化。而在名山文化、饮食文化、象棋文化之外，更有浓厚的人文文化，如宋代大儒程颐、程颢兄弟，即出生于今红安二程乡。明代思想家李贽曾在红安天台山、驷马山讲学，民国至新中国时期，叶君健、张培刚、冯天瑜等，均为国内知名学者。红安民间传奇智士“十八老子”中的卢四运，在中国民间颇负声望。
红安的历史，远非20年革命历史可以涵盖，红安的未来，亦可期待久远。过去未来，因时而变。在未来，红安必培养多元文化，以超越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红色文化、革命文化。从文化源流上，彻底走出英雄崇拜的桎梏。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商业时代，需培养红安人的现代商业意识。摈弃庙堂文化，培育平民精神；摈弃政治导向，遵守市场契约；告别英雄崇拜，拥抱现代文明。如此，方可从倒水入大海，在另一个天地中超越英雄的先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