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七月里一个阴雨天，虽然下着雨，却没有一丝风。我们的窗帘放下了一半，福尔摩斯躺在沙发上，把早晨接到的一封信反复地读了几遍。我因在印度服过兵役，所以怕冷不怕热，虽然温度计已升至华氏九十度，我也没觉得太难熬，报纸倒叫人觉得乏味。议会已经休会，人们都离开了城市。我很想到新森林中的空地或南海的铺满卵石的海滩一游，由于囊中羞涩，我只得推迟了假期。而对我的伙伴而言，无论是乡下或是海滨，他都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每一个悬寒中的细枝末节。
沉思了很久的福尔摩斯突然对我说：“你想得不错，华生，用这种方法解决争端，确实太荒谬了。”
“荒谬！”我大声说道，心里很疑惑：他怎么会猜透我心里想什么？我惊疑地望着他。
福尔摩斯看到我茫然不解的神情，忍不住大笑着问我：“前不久我给你讲的爱伦·坡的故事，你还记得吗？其中讲到一个推理者竟能猜到他的同伴心中在想什么。你当时说这件事是作者虚构的。当我说我也习惯如此时，你却不相信。”“我没说啊！”
“你是没说，但亲爱的华生，从你的眉宇间我看出你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我看见你把报纸扔下，陷入沉思，便很高兴有机会研究你的思想，最后把你的思绪打断，以便证明我猜中了你的想法。”
这种解释依然不能让我信服。“你上次讲的那个推理者是根据观察那个人的动作而得出结论的。可是我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任何动作，你怎么能看出来呢？”
“你对你自己的判断是错的，人的五官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而你的五官是服务于这一职责的奴仆。”
“你是说你从我的面部表情看出了我的思想脉络？”“是的，从你的表情，特别是从你的眼神。也许你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样陷入愤怒的！”“对，我忘了。”“那我来告诉你。你扔下报纸，这个动作就引起了我对你的注意。之后，你在那里茫然地坐了半分钟，接着开始凝视着你那张新配上镜框的戈登将军肖像。从你面部表情的改变，我看出你已经开始想事了。可是你想得时间并不长，接着你的眼光又转到书架上那张没装镜框的亨利·沃德·比契的画像上，然后，你又朝上看着墙。你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你想给这张画像也配上镜框，那样正好可以挂在这墙上的空白处，和那张戈登像并排挂在一起了。”
“你真是在追踪着我的思想！”我惊疑道。“至今我还没有出过错。后来你又一丝不苟地凝视比契的肖像，好像是想通过他的长相研究他的性格。后来你舒展了眉头，却继续凝视着，脸上现出沉思状，可见你在回想着比契经历的事件。我确信你这时一定会联想到他在内战期间代表北方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因为我记得你曾经对他的遭遇愤愤不平。你对此事的感受过于强烈，所以你想到比契绝不能忘却这些。过了一会，我看到你的视线从画像上移开，我觉得你的思想又转到内战上去了。当我发现你双唇紧闭，双目炯炯发光，两手紧握，我确信你正在想双方在这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鏖战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可是你的脸色又逐渐阴沉下来，你摇了摇头。你是在想战争的残酷、可怕以及许多无辜生命因此而丧生。你一只手慢慢地移到你的旧伤疤上，双唇轻轻一抿，我便看出你在想，这样解决国际问题太荒谬可笑。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这确实荒谬透顶。我知道自己的推论完全正确时，我更是心满意足。”
“完全正确！”我说道，“现在你已经解释清楚了，但我仍像以前一样感到惊讶。”
“华生，你的想法很肤浅。我发誓，如果那天你不是表示怀疑，我决不会打断你的思路。现在，晚风轻拂，咱们一同到街上散步如何？”对这间小小的起居室我已经感到厌倦，便欣然同意了。我们一起在舰队街和河滨溜达了三个小时，观赏着人生的多姿多彩、变化莫测的情景。福尔摩斯那独特的议论以及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力和巧妙的推理能力，简直使我着了迷。当我们返回贝克街时，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一辆四轮轿式马车正等候在我们寓所的门前。
“嗨！我看，这一定是位医生的马车，而且是一位普通的医生，”福尔摩斯说道，“刚刚开始营业，不过生意还算兴隆。我想，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咱们回来得正是时候。”
我熟知福尔摩斯的调查方法，早已领会他的推理。车内灯下挂着一只柳条篮子，里面装着各式的医疗器械，我知道福尔摩斯正是根据这些做出了判断。从楼上窗户的灯光可以看出，这位来访者确实是来找我们的。我心里有些不解：什么事会使一位同行在这个时间来找我们呢？我紧随福尔摩斯走进房去。一个尖脸、面色苍白、长着土黄色络腮胡子的人，一看见我们进来，便从壁炉旁一把椅子上站起来。看上去他有三十三四岁，但面容却非常憔悴，气色极坏，可能是窘迫的生活使他青春早逝。他的举止腼腆，像一位十分敏感的绅士，而他那只细瘦白皙的手，却更像是一个艺术家的。他的衣着朴素暗淡——一件黑礼服大衣，深色裤子和一条颜色不很鲜艳的领带。
福尔摩斯爽朗地说道：“医生，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知道你仅仅等了几分钟。”
“你和我的车夫谈过了？”“不，我是从旁边那张桌子上放着的蜡烛看出来的。请坐，你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劳？”
“我是珀西·特里维廉医生，住在布鲁克街四○三号。”我们的来访者说道。
“你是《原因不明的神经损伤》那篇论文的作者吧？”我问道。
他听说我知道他的著作，高兴得使他那本来苍白的双颊泛出了红晕。“出版商说这本书销路不畅，我一直以为没有人知道它呢，”来访者说道，“我猜你也是医生吧？”“我是一个退役的外科军医。”“我对神经病学很感兴趣，非常希望能专门研究，不过，一个人当然必须首先从事他能够从事的工作。啊，还是言归正传吧。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你的时间非常宝贵。在布鲁克街我的寓所里，最近发生了一连串非常奇怪的事情。今晚，这些事情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实在是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你一定要帮帮我。”
福尔摩斯坐下来，点上了烟斗。“你要我帮忙，对此我感到荣幸之至。”福尔摩斯说道，“把你感到不安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其中有一两点，说来让人感到很惭愧，”特里维廉说道，“但是这件事又令人莫名其妙，并且近来复杂化了。不得已我只好道出一切，请你帮助了。首先我得说说我大学生活中的一些事，我曾是一个伦敦大学的学生，并且我的教授认为我前途无量。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我过于自诩。毕业后，我在皇家大学附属医院担任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职务，继续我的研究工作。我很幸运，人们对我的强直性昏厥病理的研究兴趣很浓。后来我写了一篇专题论文，就是你朋友刚才提及的，又幸运地荣获了布鲁斯·平克顿奖金和奖章。那时人们都说我前程辉煌。”
“可是我前进路上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钱。你一定知道，如果一个专家想要成名，他就必须在卡文迪什广场区十二条大街中的一条街上开业。而这需要数字惊人的租金和购买设备的费用。除此之外，还必须拥有能维持自己几年生活的钱财，还要租一辆体面的马车并拥有漂亮的马。对此，我有心无力。我只能靠十年来节俭生活的积蓄，才能挂牌行医。然而，喜从天降。”
“一位名叫布莱星顿——我从未听过见过的绅士突然来访。一天早晨，他走进我房里，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
“‘你就是那位成就卓著、获得奖励的珀西·特里维廉先生吗？’他说道。”
“我点了点头。”“‘请诚实地回答我的问话，’他接着说道，‘这样会对你有帮助的。你才华横溢，将来必大有作为，你明白吗？’”
“听到这样的问话，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我想会的。’”我说道。“‘你有酗酒等不良习惯吗？’”“‘不，先生！’”我大声说道。
“‘这太好了！我只是必须明确而已。你既然有这些本事，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我耸了耸肩。‘是啊，是啊！’他赶忙说，‘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你的大脑虽然很富有，但口袋里却很空，如果我资助你在布鲁克街开业，你不会反对吧！’我吃惊地两眼盯着他。”
“‘这纯粹是为了我的私利，可不完全是为了你。我坦白告诉你，这对你有利，对我更有利。’他大声说道，‘我有几千镑准备投资，我想我可以投资给你。’”
“‘为什么呢？’我忙问道。”“‘啊，这其实和其他的投机事业相同，只不过更加安全一些。’”“‘那我该做些什么事呢？’”
“‘你要做的只是坐在诊室里看病，租房子、置家具、雇女仆、管理等都由我来做。我会给你零用钱和所有需要的东西。然后你把赚的钱留下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交给我。’”“这就是那个叫布莱星顿的奇怪的家伙向我提出的建议。福尔摩斯先生，关于我们协商、成交的无关紧要的事就可以省略了，免得让你厌烦。于是我就在报喜节搬进了这个寓所，并按他所提出的条件开始营业。他搬来和我同住，做一个住院的病人。他的心脏衰弱，需要经常治疗。他自己占用了二楼两间最好的房子，一间用做起居室，一间用作卧室。他这个人很怪，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他的生活很不规律，但在有些方面又极有规律性。他在每晚的同一时间都到我的诊室来检查账目。我赚的诊费，他确实遵约给我留下四分之一，其余的他全部拿走，放到他住屋的保险箱里。”
“他的投资是一本万利的，对此我深信不疑。生意开始就非常好。由于我出色地处理了几个病例和我在附属医院里的声望，使我很快扬名远近。这些年他也成了一个富翁。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我过去的经历以及和布莱星顿先生的关系。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来求教之事。几个星期之前，布莱星顿先生有事找我。我感觉他当时心情异常激动，但我认为他根本不需要如此。他只是提到伦敦西区发生了一些盗窃案，他说我们应当把门窗加固拴牢，以防不测。在这一星期里，他坐立不安，不断向窗外张望。他平时有一个习惯，午餐前要散一会儿步，现在也不出去了。他的举止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什么事或什么人怕得要命，可是当我问到他这件事时，他的回答很粗鲁，我只好闭口不谈了。慢慢地，他似乎不再那么恐惧了，又恢复了常态。不过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又使他处于目前这种可怜的虚弱状态了。”
“事情是这样的：两天前我收到一封奇怪的信，既没地址，也没日期，它是这样写的：一位侨居在英国的俄罗斯贵族，很愿意到珀西·特里维廉医生处就医。数年来他一直深受强直性昏厥病的折磨，而特里维廉医生在医治这种病症方面的卓越成就是尽人皆知的。他准备明晚六点一刻前往你处就诊，如特里维廉医生方便，请在家等候。”
“我对这封信非常感兴趣。强直症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如我能亲自诊断，对我的研究大有裨益。所以我高兴地在约定时间等候他。病人是位身材瘦小、极其拘谨、相貌平凡的老人，完全不像我想像中的俄罗斯贵族，但与他同行的年轻人却不平凡。他面色黝黑，高大英俊，并带着凶相。他们进来时，年轻人用手搀着老人，把老人扶到椅子跟前，举止煞是体贴，和他的外表截然不同。”
“‘医生，我冒昧前来请您原谅，’他的英语说得可不流利，有些含糊不清，‘这是我父亲，他的健康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他这样孝顺，让我大为感动。我说，‘诊治时，你愿意留在诊室里吗？’‘绝对不可以，’他惊叫起来，‘我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我自己的神经也很敏感，看不了我父亲疾病发作时的痛苦样子。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在候诊室里等着。’”
“我没有理由反对，年轻人便离开了。于是我开始研究病人的病情，并做了详细记录。他的智力不算好，回答问题常常含糊不清，我想他可能听不懂我的话。然而，正当我写病历的时候，他突然不说话了。我转过身，惊讶地看到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面部毫无表情，肌肉僵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知道他的疾病又发作了。最初，我的心里也是既怜悯又害怕。后来我的职业兴趣压住了害怕的心理，我从容应对，记下了病人的脉搏和体温，试了试他肌肉的强直程度，检查了他的反应能力，情况和我以前诊断的这种病例完全相同。我以前用烷基亚硝酸治疗这种疾病，效果不错，现在也想这么做。于是，我放下坐在椅子上的病人，跑下楼去取药，大约用了五分钟，然后我就跑回楼上，可是病人却不知去向，室内空空，别提当时我是怎样的惊讶了。”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去看看那个年轻人在不在，到了候诊室一看，也没人。我叫来个听差，问他看到什么没有。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件事就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了。没多久，布莱星顿先生散步回来了，但我并没将此事告诉他，因为近来我和他交谈得很少。我本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俄罗斯人和他儿子了，但是在今天晚上相同的时间里，他们俩人又像昨天那样来到我的诊室。我见到他们后，惊讶是可想而知的。”
“‘医生，我对昨天的突然离开，感到非常抱歉。’我的病人说道。‘我确实感到很奇怪。’我说道。”
“‘啊，是这样的，’他说，‘我每次清醒后，对犯病时发生的什么事情都是模模糊糊的。昨天我清醒后，一看是个陌生的环境，你又不在，所以我便迷迷糊糊地走到街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