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莫洛托夫是他们当中与斯大林走得最近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他是二号人物。”当赫鲁晓夫引述1939年莫洛托夫在斯大林60岁生日上歌功颂德的情景时，莫洛托夫插话道：“你为什么不说说自己的话呢？”有谁逼迫莫洛托夫在死刑命令上签字吗？赫鲁晓夫回击道：“斯大林没有命令你这么做。你是为了取悦斯大林，向他显示你的警惕性有多高。你用嘲讽和讥笑把无辜的人送上了不归路。那些仍然活着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整天以泪洗面。很多亲属现在都要求能看到她们丈夫和父亲的照片，过去她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他们的照片都毁掉了。……你怎么才能面对她们？”
赫鲁晓夫自己如何才能面对她们呢？什么使他比他的那些同事们更清白一点？是因为他签发的死刑命令少一些吗？还是他在签署死刑命令时没有嘲笑他们？没有人会真正承认自己的过错，不过在人数上超过他的那些对手们比他要做得好些。马林科夫最后对他在“列宁格勒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感到“羞愧”和“有罪”，并说他“准备为此承担责任”。莫洛托夫说他从来没有否认他在1937年的“错误中应负的政治责任”。（“不是错误，而是罪行。”有人喊道。）卡冈诺维奇也称他应负的责任是“政治性的”。朱可夫接着说：“也有刑事责任。”赫鲁晓夫亲口说出了那些可怕的数字——单单在1937年和1938年，被捕的人就超过了150万，其中有681692人被枪决——不过他与这些罪行没有什么关系。不错，他曾“号召人民憎恨”他的朋友雅基尔和科日特尼（Korytny），但那是因为他相信他们确实是敌人。“我理解那些人所遭受的苦难。我相信那些在这些事情上负有罪责的人必须对此负责。如果斯大林身边没有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两个邪恶的天才的话，那很多人本是可以免于一死的。”
1957年6月的全体会议是斯大林最亲密的追随者终于进行清算的时候。但这绝对不是纽伦堡审判，因为审判者自己也是有罪的。朱可夫几乎不能列数他们所有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应该受到的责难。没有正式的指控，没有提供任何真凭实据，也没有进行辩护——除了在此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相互攻击外——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此次全体会议都没有任何记录。起初，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声明里有一小段关于30年代“大清洗”的文字，但因为语气太强而被删掉了。朱可夫引证的来自底层印刷控告文件的运动没有被重视。虽然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受到了公开的谴责，失去了高位，但他们仍然被留在党内。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的罪行甚至都没有公开，以免暴露出赫鲁晓夫也曾参与过少数派集团。
虽然赫鲁晓夫多年来一直不厌其烦地复述他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这种胜利好像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么辉煌。1964年取代赫鲁晓夫总理职务的阿历克赛·柯西金（Kosygin）后来解释说，他1957年时支持的是赫鲁晓夫，因为如果莫洛托夫赢得胜利的话，那“又会血流成河”。不过那些似乎能重新让大恐怖抬头的阴谋策划者甚至都不能实施一次政变。在最后的交锋中，赫鲁晓夫曾这么喊道：“你们大家为什么总是说斯大林这样，斯大林那样的？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抵不上斯大林的一抔粪。”
赫鲁晓夫不仅贬低了自己，也贬低了他的对手，这反映出他自己对斯大林仍有着依赖的倾向。既然自己的对手们已被击垮，那赫鲁晓夫现在该开始实现自己的复兴计划了，而不是去否定已经去世的独裁者。1957年7月14日，米库诺维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好像在二十大上发表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所发生的事情又发生了。这里的人们好像对他们自己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决定感到担忧。赫鲁晓夫的发言与‘反党集团’成员们过去的讲话好像没有什么两样。”
米库诺维奇想到，赫鲁晓夫也许是想“在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里赢得莫洛托夫支持者的支持，并通过这种方法‘维护党和国家的团结’。”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谴责斯大林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将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所犯的罪行分离开。但是1956年、1957年的风云变幻已经让他懂得，如果人们对斯大林彻底失去信心，那么社会主义就可能分崩离析，随之而来的就是他自己权威的丧失。
[1]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克格勃头子谢罗夫、总检察长鲁登科、马林科夫以及两位中央委员会书记。
[2]处女地的收获使苏联免受了由于西部土地干旱所造成的重大粮食短缺的危害，马林科夫主张投资西部已耕作的土地，而不是实施处女地开垦的激进计划。
[3]在针对他的未遂政变失败后，赫鲁晓夫指控Pervukhin和谢皮洛夫反对他的经济地区化政策。
[4]当切尔诺茨安根据谢皮洛夫的命令向赫鲁晓夫汇报他对杜金采夫小说的看法时，这个科尔奈丘克也在场。切尔诺茨安十分小心，力求使他的汇报材料做到有条不紊，有一定的见地，而且经过了仔细的推敲，并得到了谢皮洛夫的认可。但第二天赫鲁晓夫还是“发表了一通声嘶力竭、出口伤人的讲话，将杜金采夫痛斥了一番，指出了各种各样的罪过”。当切尔诺茨安询问谢皮洛夫出了什么问题时，后者“生气恼怒地将我打发走了”。
[5]根据卡冈诺维奇的说法，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的斥责印证了那句老话“心里清醒，但口无遮拦”。
[6]“我本质上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说法，”赫鲁晓夫评论说：“但用这种方式跟伊朗大使说话，他们只是外交使节，是不合适的。”
[7]俄国的重量单位，相当于16.4公斤。
[8]根据谢皮洛夫的说法，朱可夫从来也没有原谅赫鲁晓夫取笑斯大林战争时期领导的做法，尽管他自己曾被斯大林降职。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事实可能就是如此，就像Timothy J.Colton所说的那样：“朱可夫同样也可能写出瓦里列夫斯基回忆录中的这些话：在战后初期的那些年里，我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很好，但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认为斯大林不懂作战和战略的具体事务，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是无能的，于是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直到现在，我还无法理解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赫鲁晓夫肯定应该知道斯塔夫卡和斯大林在军事领导问题上的权威是如何的伟大。”
[9]谢尔哥·米高扬对赫鲁晓夫认为他父亲处于背叛的边缘的想法颇感愤怒：“他怎么能这么说呢？事实上，拯救他性命的正是我父亲！”
[10]虽然列宁格勒市成立250周年的纪念应该是在1953年，但纪念庆祝活动却被延迟了，现在计划于1957年6月举行。
[11]此次会议和接下来的党的主席团会议都没有会议记录保存下来。这里的叙述主要是根据6月22日开始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者的描述整理的。他们的描述当然带有个人的偏见，来自胜利者赫鲁晓夫阵营以及包含在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回忆录里的叙述尤其如此。此外，像诺莫夫和巴尔苏科夫这样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主要也是依据参与者的叙述。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去除那些听起来明显带有个人偏见的叙述，并将那些与当时的参与者和形势相符的内容收录进来。
[12]作者对弗拉基米尔·诺莫夫（1997年9月）和谢尔哥·米高扬（2000年5月）的采访。谢尔哥·米高扬记得在危机初期他看到赫鲁晓夫到过米高扬的别墅。
[13]安德烈·马林科夫用电话偷听了他父亲和布尔加宁的谈话。
[14]卡冈诺维奇坚持认为他也相信那些指控，尽管他本人也被错误地指控是雅基尔的同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