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赫鲁晓夫打败“反党集团”，从而结束其在国内最后明显的对手前，他已经开始指导苏联的对外关系了。斯大林在他将近三十年的统治生涯中只到国外去过两次，战争期间去参加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到1957年6月止，赫鲁晓夫已经多次访问过东欧国家，1954年率领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去过中国，1955年7月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过，当年晚些时候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进行过旋风式的访问，并于1956年4月访问过英国。他的这些访问旨在使苏联的外交政策获得新的活力，这部分是通过改善与盟国、对手国以及中立国的关系来实现的。运用他在国内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同时在数条战线作战，一开始未给对话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再压倒对方，采取大胆的冒险行动——他起初好像取得了成功。不过到1957年时，他的这种新手段遇到了麻烦，这部分是由于外部世界的抵抗，同时也因为他这种为人和为政的风格在国内碰到了钉子。赫鲁晓夫的外交并非“反党集团”攻击的主要目标，但在1957年6月的最后决战中这也是被他们利用的一个因素。
随着他在克里姆林宫内地位的巩固，世界舞台也在向赫鲁晓夫招手。对于一个形成中的超级大国而言，外部世界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也带来了令人无法抵御的机遇。赫鲁晓夫不是第一位利用外交事务来逃避国内棘手问题的领导人，也不是第一个为其他国家的利益所困扰的领导人。但苏联有着特殊的困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其强化了与对手的敌对意识，同时又让莫斯科理所当然地将某些国家视做朋友。苏联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恃强凌弱、颐指气使的态势与明显的强度也招来了对方的反对。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习惯于接受来自附属国和卫星国的服从，这使他们与不屈从于他们意志的政治家打交道时变得困难起来。这种独裁主义还排除了内部争辩，这种内部争辩有时，尽管不是任何时候，能使民主国家免除自我原因所造成的伤痛。
如果这些是最终使赫鲁晓夫身陷困境的因素，那么他刚开始确实对此知之甚少。在他生命的头50年里，他很少去过外国，几乎没有去过任何强大的国家。斯大林去世后，他起初仍处于苏联权力的边缘。他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的准备，对此他心知肚明。但他将从前的禁果囫囵吞枣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在国外代表着他的国家，身披全球政治家的荣光，与那些伟人、二流的外交家和虚张声势的人推杯换盏。[1]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和之后不久，赫鲁晓夫接触过几位外国人，这些接触对于他对世界的粗浅而全面的认识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四分五裂的，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尤索夫卡煤矿的外国老板代表着“资产阶级剥削家”；非俄罗斯族的劳工是马克思号召团结起来的“世界工人阶级”。他回忆说，那里的煤矿“就像一个国际劳改营”，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同样受到资本的压迫和奴役”。
“我孩提时代就与波兰人打过交道。”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奥匈军队里原来的捷克俘虏在内战期间支持布尔什维克，他们教给他斯拉夫民族间的兄弟感情可以增强阶级团结。[2]在他的回忆录里，布尔加宁一家是“杰出的种菜能手”，同时也是斯拉夫兄弟。他称赞刚刚成立的红军部队里具有中国血统的战士“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并取笑他们的口音：“你给吃的，枪就响。你不给吃的，枪就不响。”俄罗斯矿工呆呆地看着一位“甚至不会说他们语言的”德国工程师，他们对德国共产党人的了解仅此而已，但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已经足够让他们倾注兄弟般的热情欢迎他了”。
20世纪20年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期。斯大林任命了一位犹太人（卡冈诺维奇），后来又任命了一位波兰人（科西奥尔）担任乌克兰党委书记。“民族对于我们不是问题，”赫鲁晓夫坚持认为：“科西奥尔并没有隐瞒他是波兰人的事实。他没有必要这么做；没有人会在意他是哪个民族的。问题在于他是否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3]
30年代初，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遇到了外国共产党人。例如，他在1935年召开一次招待会，设宴款待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代表团。1946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1948年当上总统的克莱蒙特·哥特瓦尔德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不过赫鲁晓夫报告说，“出于对莫斯科党组织的尊重”，他还能“克制住自己”。哥特瓦尔德的妻子“也有点醉意了”，她戴着金戒指和金耳环，而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在那个年代却过着苦行僧一样的日子，衣服和其他的必备用品都是如此。根据我们的思维方式，她看上去像一个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奢侈女人”。
赫鲁晓夫经常要求共产国际里的中国代表王明给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作报告，王明“从不拒绝”。赫鲁晓夫知道其他一些中国领导人，如朱德和刘少奇等，但“至于毛泽东（在那次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被选举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赫鲁晓夫第一次踏上外国的土地是在红军1939年入侵波兰时。那次战争后，他也到外国去了几趟，主要是去波兰，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至少去过一次。不过，最后一次是政治旅行。在旅行中他化名“佩特仁科（Petrenko）将军”，他通过运送苏联军事人员的汽车窗户扫了一眼西柏林，但仔细看了维也纳——那里的工厂、洗衣店、舍布恩皇宫（Schonbrunn）（让他“特别开心的”是那里带有喷泉的公园）、维也纳森林、美国占领区，甚至还有身穿方格呢短裙的苏格兰步枪手。
赫鲁晓夫在战争后会见过不少的外国领导人，但大多是在社交而不是外交场合。作为乌克兰党委书记，他参加了与波兰的战后谈判。由于波兰新的亲共产主义的军队在乌克兰的领土上作战，因此赫鲁晓夫结识（当然也喜欢上了）其带兵的将军们。当波兰新兵与乌克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波兰人向斯大林提出抱怨时，赫鲁晓夫很自豪地参加了一次处理该问题的高级会谈。不过在他的记忆里，该问题的成功解决并不比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次奢华的晚宴留下的印象深刻多少：“我们在摆满各种饮料和食物的十分豪华的晚宴上……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宴会与如此重要的团体是相称的。”
在红军在卢布林成立了波兰临时政府后，赫鲁晓夫在基辅和卢布林之间来回穿梭，提供支持。此外，“斯大林总是要求我去听取波兰人的请求与意见，因为他不想让此事麻烦他自己”。赫鲁晓夫在这些会谈中的作用——拒绝斯大林不想接受的波兰人的请求——为斯大林提供了嘲讽他的门生在外交事务中缺乏经验的借口。“‘赫鲁晓夫在这儿，’斯大林会说：‘让他决定吧。你们两人彼此认识，我相信你们能拿出一个协议出来的。’然后他就坐在那里听着，等着看我是如何处理这项工作的，就是拒绝波兰同志提出的任何请求。”
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参与波兰针对反共人士的惩罚性行动，不过他们也没有冒犯他。因为“波兰迟早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的盟友。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总有一天波兰会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一部分”。不过斯大林很快就停止了这一计划，以避免苏联最后吞并的国家太多，无法消化，而且在此过程中可能还会引起以前西方盟国的惊恐。
赫鲁晓夫于1945年负责监督华沙水、电和排污系统的重建工作。在此期间，有一天晚上他请假到罗兹去了一趟，“去看望罗拉·日米尔斯基（Rola Zimierski）将军，在吃饭的整个期间，他兴致很高，笑话不断”。在那里，他遇到并同样喜欢上了波兰未来的领导人瓦拉迪斯洛·哥穆尔卡，就像他在战争期间遇到铁托和德国共产党人瓦尔特·乌尔布里希时一样。1948年斯大林从雅尔塔给他打来电话（斯大林当时正与哥特瓦尔德在那里度假）“哥特瓦尔德现在在这里，他说没有你，他在这里一天也呆不下去了。”赫鲁晓夫赶忙放下手头的工作，飞到那里，开始了无休止地喝酒与吹嘘，期间也夹杂着逼迫哥特瓦尔德找出隐藏在捷克共产党内的叛徒的要求。赫鲁晓夫当年在雅尔塔还会见了保加利亚领导人，并于1951年在斯大林的索契别墅见到了罗马尼亚领导人皮特鲁·格罗查（Petru Groza）。他还在莫斯科会见了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胡志明对斯大林十分敬慕（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请求这位伟人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为他题字，但后来这位多疑的独裁者下令将那本杂志偷了回来，因为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担心不知胡志明会如何利用他的题字”。
在非共产主义阵营里，赫鲁晓夫露面的机会就少得多了，但他对这为数不多的机会十分珍惜，并渴望能有更多的机会。1945年12月，戴高乐在莫斯科呆了八天的时间，与斯大林就是否承认即将成立的波兰共产党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终于换得了一份巴黎十分珍视的法苏协议。根据戴高乐的说法，最后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份协议，但没有承认那个所谓的卢布林委员会），因为他中途退出了苏联人为他准备的豪华宴会，并威胁不签署任何协议就回国。他后来引述斯大林对他的称赞（在上午四时的协议签订仪式上）说：“你做得对！很好！我就喜欢与知道自己想获得什么的人打交道，即使他与我的意见不一致。”赫鲁晓夫只到过一些仪式性的场合，但他还是为这位强力、令人捉摸不透的外国人所倾倒：“在整个签字仪式上，戴高乐的举止都很自豪、体面。你可以发现他不对任何人点头。他走起路来身体笔直挺拔，就好像身体里插了根棍子似的。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孤傲冷峻。”
到1944年夏天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经和美国人进行了数年时间的谈判。赫鲁晓夫1922年在尤索夫卡见过美国矿工，在莫斯科会见过美国共产党人，但他碰到的第一位美国领导人则是来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1945年6月斯大林邀请艾森豪威尔在列宁陵墓的上面参观红场的胜利大游行。当时赫鲁晓夫几乎没有和这位起初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十年后又成为他的复仇女神的美国人说过一句话。
斯大林将与外交政策有关的大部分事务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他参与外交事务的只有莫洛托夫（作为外交部长）、日丹诺夫（负责共产主义阵营的事务）、维辛斯基（在接替莫洛托夫之后）和米高扬（负责特殊的海外派遣任务）。“我们其余的人只是些信使，”赫鲁晓夫回忆说：“对任何越过这条红线的人，斯大林都会加以威胁恫吓。”由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战后很少开会，部长会议“也只是徒有其表”，因此赫鲁晓夫为了获得有关的信息只能想尽一切办法。[4]他不敢确定斯大林是否“真的想在东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得使劲猜想为什么莫斯科于1948年封锁柏林，因为“斯大林从来没有与任何人认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他也不知道苏联和南斯拉夫分裂的全部内幕：“当时我在乌克兰工作，没有参与外交事务；我被他们隔绝开了，没有收到相关的文件。”
当捷克共产党领导人鲁道夫·斯兰斯基于1951年被谴责为叛徒时，赫鲁晓夫得到的只是一些“‘背景材料’，也就是那些斯大林已经签署意见、分发给所有政治局委员的信息”。不过，他不记得“当时对此有任何的疑惑。我没有自己的意见”。关于中苏关系，他所知道的也是“我所应该知道的”。不过与他对西方的了解相比，这已经算是很多了。“只有莫洛托夫在那个领域里有个人经历，只有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过广泛的接触。”赫鲁晓夫不敢表现出对国防政策有太多的兴趣（因为斯大林可能会认为这么做的人是“被帝国主义收买的外国代理人”），他后来声称他没有看到任何与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相关的文件；他所看到的只是毛泽东转发给斯大林的战报。
他的这些否认，特别是关于东欧国家的清洗运动，与赫鲁晓夫自称的对国内恐怖“一无所知”是一脉相承的。他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很可能要比他所说的更为广泛一些。这些经历没有达成的一点只是没有为他准备在斯大林死后处理苏联对外政策所需的素质。
在外交事务方面，就像国内事务一样，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学生；他认识到的首要的前提是苏联的事业是正义的。比方说，他得知很多波兰人并非真的亲苏或亲俄罗斯，特别是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他知道波兰1945年的选举存在着舞弊行为，但那又怎么样呢？“波兰人民没有对他们新当选的官员发起任何抵抗运动。虽然他们投了斯坦尼斯洛·米高拉伊斯日克（Stanislaw Mikolajczyk）的票，但当选的却是哥穆尔卡。不过他们没有如此。在我看来，至少他们缺乏深深的、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事实上，在波兰有很多反对共产主义的抵抗运动，但如果能及时镇压下去的话，根据赫鲁晓夫的观点，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