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70岁生日庆祝会上，赫鲁晓夫坐在斯大林与毛泽东中间，但他并没有参与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不过，他听到毛泽东说了很多话，以及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回应。“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斯大林在他的核心集团深夜聚会上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这个问题，“他有着某种古怪的农民式的观点；他好像害怕工人似的，因此将他的军队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隔离开来”。斯大林嘲笑毛泽东是“原始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后，斯大林“从来没有表达过对他的喜欢，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好话”。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努力想从中国获得单方面的贸易特许权是“错误的”；当毛泽东在莫斯科时，“我看到了斯大林是如何无礼地对待他的；你可以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中感觉到他的傲慢。毛泽东并不笨，他马上就看出来了。虽然心里恼怒，但他并没有把不满表露出来。……”
当然，赫鲁晓夫也不会将对斯大林的不满表现出来。1953年后，他决心比斯大林更好地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斯大林几乎毁掉了与中国人的关系，这给了赫鲁晓夫一个超过他原来主人的机会。如果毛泽东的“农民式”马克思主义真的像斯大林坚持认为的那么原始，那赫鲁晓夫可以成为一个仁慈的指导者。然而，毛泽东不仅未表现出对赫鲁晓夫的感激与尊重，反而开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他，这使得赫鲁晓夫不仅没有体会到超越斯大林的满足感，而且还让他体味到了一种他原来就曾体味过的屈尊俯就的感受，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的主人罢了。
不过，有一段时间，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在1953-1956年间，莫斯科同意为中国建造，或是援助建造205座工厂与车间，总价值大约20亿美元，其中7.27亿美元由苏联提供贷款，而此时俄国人自己也处于短缺之中。1954年10月，苏联同意派遣一小部分专家去中国；到1957年时，至少有2500名苏联专家正在中国指导从建筑到原子能研究的所有工作。1955年4月，苏联承诺帮助北京研发用于和平用途的核技术。在这些年间，大约有一万名中国学生在苏联留学，同时还有1.7万人在中国接受苏联教师的教育。
除了经济上的援助，莫斯科还提供了外交与军事上的支援。斯大林的接班人帮助结束了朝鲜战争，提议中国参加1954年关于印度次大陆与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并呼吁在讨论欧洲问题时吸纳中国参加。苏联对1954年底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给予了支持。中国代表参加了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大会，在赫鲁晓夫与铁托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苏联人就通知了中国，在1956年底的东欧国家暴乱期间，苏联人还频繁、详细地与毛泽东进行过协商。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中国人掌握苏联制造的武器，1957年莫斯科甚至同意给北京提供核弹样品。
所有这些慷慨的赠与构成了历史学家威廉·基尔比所说的“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技术转移”。根据毛泽东原来的俄语翻译阎明复（音）的说法，赫鲁晓夫“极大地改善了斯大林留下的形势”，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11]然而，即使这些“美好岁月”也为后来双方的不和播下了种子。赫鲁晓夫对他1954年中国之行的回忆充满了不快。他慷慨地提出将大连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给中国，但毛泽东非但不领情，反而表示反对（认为需要苏联的保护，防止美国的进攻），后来才不情愿地表示同意，但最后要求赫鲁晓夫将苏联的重型大炮留在旅顺口。“我们并不介意帮助中国，”赫鲁晓夫后来说：“如果他们愿意买下这些大炮的话，但是周恩来要求我们将这些大炮无偿地送给他们。”赫鲁晓夫还对毛泽东院子里的氛围感觉不舒服，他描述那里是“属于典型的东方风格。每个人都令人难以置信的有礼貌，极尽奉承讨好（赫鲁晓夫本人）之能事，但我却看穿了他们的这种虚伪”。更加糟糕的是，赫鲁晓夫“从来也无法确定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我信任他，而他却在耍弄我。……我记得当我1954年从中国回来时告诉我的同志们说：‘与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了’”。
对于这起事件，赫鲁晓夫的记忆几乎肯定有所偏差；他肯定是将后来的愤怒转嫁到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上。不过中国人的确果敢地展开了对苏联人的恳求与讨价还价，而赫鲁晓夫则是像往常一样将他的大度做过了头。在他启程前，中国的谈判者向苏联提出了大量的请求，但拒绝将这些请求落实到书面上。后来，在缺少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周恩来设法让赫鲁晓夫履行莫斯科实际上没有承诺的义务。赫鲁晓夫决心在中国赢得一场胜利，但他采取的策略在国内引起了质疑。
米高扬负责与中国人的正式访问前的谈判，他打前站的助手是外贸部副部长K.I.科瓦尔（Koval）。根据科瓦尔的说法，“赫鲁晓夫只是基于外交政策的立场作出这一决定的（给中国人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没有考虑到这些承诺援助的规模以及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与困难”。科瓦尔对苏联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不能满足中国所希望的援助这种看法表示反对，但“每次我说到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好像都更加生气。……”这位第一书记“不知道如何倾听与他相左的意见，对那些试图与他争辩的人，他简直不能容忍”。赫鲁晓夫“看我的眼神都能把我烧成灰烬。很显然，他一直就把我列在他的反对者名单里”。在米高扬的努力下，赫鲁晓夫推迟了向中国的援助交付，一些车间到了1960年后才得以交付。然而，即使如此，当这个一揽子援助计划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时，还是遭到了伏罗希洛夫的反对。赫鲁晓夫威胁将取消对中国的访问，如果他得“两手空空”去的话。他训斥伏罗希洛夫，要他改变看法，后来当同事们都离开后，他心怀狐疑地问科瓦尔他是否说服了伏罗希洛夫改变他的反对意见。[12]赫鲁晓夫在帮助中国上花费如此巨大的政治与经济资本，他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回报。当不能获得这种回报时，他的失望就可想而知了。
文化上的差异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人在好客方面并不逊于苏联人，他们陪伴苏联人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当给他们上了一道广东名菜“龙虎斗”——主要原料是一条蛇和一只猫——时，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大多数苏联人甚至拒绝动筷子，餐桌上的两位女士，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和雅德加尔·纳斯雷蒂诺娃（Yadgar Nasredinova），则禁不住哭了起来。甚至连饮茶都变成了一种折磨。“在会谈期间，他们不停地上茶。”赫鲁晓夫回忆说。“你喝完一杯，他们马上就会给你换上一杯。如果你不立即把茶喝掉，他们就会把这一杯拿走，再换上一杯，换了又换。”结果是代表团成员晚上睡不着觉，后来一位苏联医生告诉他们要减少喝茶的量。但是尽管“我们对这一套礼节都不习惯”，赫鲁晓夫说：“但出于对主人的尊重，我们都应付着。”
不过，1956年与1957年好像是中苏关系中最好的时期。“中苏关系处于最亲密的时期，”阎明复40年后回忆说。“这是友谊的巅峰时期。”原苏联中央委员会官员列夫·德柳辛（Lev Deliusin）说。但是在这种友谊的表面下，中苏关系的基础正在开始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在发表他的“秘密报告”时既没有事先与中国人协商，也没有邀请他们的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大。毛泽东对斯大林心怀不满，但他还不致因为想诋毁斯大林的形象而使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遭到削弱。毛泽东于1957年3月17日告诉他的党内同事们说，是赫鲁晓夫把事情“搞糟了”。“他总是手拿刀剑对着别人，为虎作伥。”毛泽东曾经对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音）发牢骚说。斯大林应该受到“批评，而不是被一棍子打死”，翻译李跃人（音）记得毛泽东曾经这么说过。“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要领导如此大的一个国家还不够成熟。”阎明复说。“毛泽东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李医生认为。
然而，中国人不仅暂时需要苏联人的帮助，而且他们相信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都需要这种帮助。因此毛泽东决定“协助”赫鲁晓夫。中国的社论坚持认为，尽管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受到尊重。北京指示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参加苏共二十大结束的学习班，甚至与莫斯科方面进行过协商，是否在1956年“五一劳动节”时展示斯大林的肖像。由于斯大林的肖像不会为那天的红场增色，因此他们可能指示中国人也不要悬挂。但是中国人那天还是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了斯大林的巨幅肖像。
1956年的波兰与匈牙利危机证实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能力有限的看法。那年秋天，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支持的依靠以及后来的重建共产主义阵营都说明了这一点。不管毛泽东关于压制匈牙利暴乱的建议是在赫鲁晓夫已经下定决心之前还是之后，中国人实际上都在教导苏联人，这种角色的颠倒是倔强的赫鲁晓夫很久以来都难以接受的。[13]
到1956年底，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不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在那年秋天的一次讲话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们不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法，他们缺少革命道德”。1957年1月，他称苏联领导人“被利益诱惑蒙住了眼睛”，因此“与他们打交道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点甜头尝尝”。同一个月，周恩来总理对东欧和苏联进行了访问，以考察东欧社会动荡所造成的损失情况。当赫鲁晓夫在中国大使馆招待会上公开纠正自己的看法，称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时，负责为《真理报》报道此事的列夫·德柳辛就站在他的附近。德柳辛认为已经喝得不少的赫鲁晓夫是说错了话，当被命令将他的话公开出版时，德柳辛感到十分的惊愕。记者们推测苏联领导层是在利用赫鲁晓夫的心直口快来修补与中国的关系，但这并没有给周恩来留下什么好印象。他在回到北京后说，苏联领导人“经常不能克服主观、狭隘与情绪化的毛病”。他们关注于“具体孤立的事物，而不是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分析形势”。“由于特别自负……缺乏长远眼光，对当今世界的处事方式几乎一无所知，一些领导人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受到过冷遇，但他们却几乎没有什么长进。”“他们看起来缺乏信心，受到内在忧虑的折磨，因此他们在处理外交事务与兄弟党的关系时会倾向于采取诈骗或威胁的策略。”
作为对赫鲁晓夫缺点的总结，这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周恩来还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未能说出的、在私下谈话里再三避开的秘密罪行进行了追踪。“他没有进行自我批评。”周恩来报告说，他曾经问过赫鲁晓夫斯大林的接班人如何能“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如果不害怕被杀头，那他们至少可以更好地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展”。但是“在莫斯科机场走下汽车前，赫鲁晓夫对我解释说他们不能进行与我们同样的自我批评：如果他们这么做，那他们现在的领导地位就会遇到麻烦”。
来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反对增大了赫鲁晓夫对中国支持的需求。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音）认为，1957年初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希望特别关注。当伏罗希洛夫在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时，赫鲁晓夫很嫉妒，至少伏罗希洛夫是这么对东道主讲的。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1957年6月反对“反党集团”的胜利也不是很满意。像莫洛托夫这样的党的缔造者怎么会领导一个“反党集团”呢？彭德怀见到传递消息的苏联使节时这么问道。“你们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问：“你们就没有想到什么更明智的办法吗？”[14]
尽管对赫鲁晓夫心存疑惑，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胜利者还是表示了支持。1957年秋，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他此去是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道庆祝苏联革命40周年纪念。不久之前，他放弃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并对苏联外交政策提出了挑战，但他暂时仍然对赫鲁晓夫大加称颂，或者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在毛泽东看来，1957年6月克里姆林宫内的殊死斗争是“两种路线之间的较量：一种是错误的路线；另一种是相对正确的路线”。如果这种赞颂听起来有点模糊，那毛泽东的翻译将其转换成俄语后就更加模糊了。根据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的说法，那位翻译提到了“两个不同的集团”之类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赫鲁晓夫领导的赢得了这场权力斗争胜利的集团”。至于“毛泽东究竟说了些什么，除了中国人外，其他人谁也不知道”。但是米高扬知道得要多一些，或者在旁人看来是如此，因为“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绝非友好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