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是规模最小、力量最弱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力量的主体是随着苏联官员乘坐辎重火车来到战后的布加勒斯特的，苏联官员的到来使迈克尔国王吓得逃离了这个国家。根据赫鲁晓夫过分单纯的观点，“国王认识到共产党在罗马尼亚人民中间享有广泛的支持”，所以他最终“爬上了一列火车，逃走了。就这样，这个暴君的统治结束了，罗马尼亚遍地高举起了社会主义的红旗”。
赫鲁晓夫希望社会主义也能在西欧取得胜利。他相信战后的“德国会发起一场革命”。“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场革命会到来的，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它”，他还希望法国和意大利也会出现同样的景象。斯大林本人是否也有如此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对于他来说，控制共产主义的法国和意大利不会像控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那么轻松。
赫鲁晓夫相信苏联处于危险之中。在俄国内战中，难道西方国家没有干涉过布尔什维克主义吗？美国不是过了16年后才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的吗？难道英美两国没有想“让我们的血流干，他们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来决定世界的命运”吗？当战争结束时，美国人“想把我们赶入破产的牢狱之中”。所幸的是，苏联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圈”。现在欧亚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于所有一直为社会主义和世界正义而斗争和奉献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安慰和鼓舞”。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经济动因决定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然而与众不同的是，赫鲁晓夫关注的却是西方领导人的人格。温斯顿·丘吉尔是个“纵火犯与军国主义者”，哈里·杜鲁门“咄咄逼人，是个傻瓜”，迪安·艾奇逊是个“政治上的笨蛋”。不过赫鲁晓夫也能给出肯定的评价，如果他认为值得的话，或者如果斯大林说应该的话。他尊重罗斯福（“他与我们打交道时总是能善解人意”），因为斯大林对罗斯福也很尊重。“斯大林对杜鲁门没有丝毫的敬意，”赫鲁晓夫说：“他认为他不值一提。”赫鲁晓夫听斯大林说过：“如果不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我们是不会成功占领柏林的。”后来当赫鲁晓夫自己与艾森豪威尔谈判时，他“时刻牢记斯大林的话。斯大林从来不会因为无缘无故喜欢一个人而受到指责的，特别是一个阶级敌人”。[5]
与很多其他的学生一样，赫鲁晓夫需要相信他能超过他的老师，特别是自从斯大林嘲笑他的部属，尤其是赫鲁晓夫，是外交上的庸才之后。斯大林再三警告说，如果他不在了，帝国主义者会把他的接班人像“小猫”、“小鸡”或是“小牛”似的掐死的。他的这种看法与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Maksim Litvinov）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在他的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1939年被莫洛托夫取代后，他认为斯大林的手下是“笨蛋莫洛托夫，机会主义者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贝利亚，目光短浅的马林科夫以及傻瓜赫鲁晓夫。……”斯大林曾经问他的追随者们（最后他将其他所有的人都否定了，但认为装模作样的布尔加宁可以成为他的接班人）：“在我之后我们应该任命谁来领导我们的政府呢？”贝利亚是格鲁吉亚人，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莫洛托夫太老，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太软弱。那赫鲁晓夫怎么样呢？“不，”斯大林说：“他是个工人。我们需要有点知识的。”
赫鲁晓夫宣称，与斯大林不同，他愿意坦诚地承认美国战时对苏联的援助。1948年斯大林封锁柏林“没有估量我们的现实可能性。他在此事上没有深思熟虑”。赫鲁晓夫支持北朝鲜入侵南方：“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会试图劝阻金日成。……这么做是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相悖的。”当北朝鲜人“解放”汉城时，“我们都很高兴，并再次祝金日成取得更大的胜利”。让赫鲁晓夫感到遗憾的是斯大林没有给予金日成足够的支持，在美国人介入战争后，他已经做好完全放弃金日成的准备了。不过，斯大林也许是对的，他随时准备从北朝鲜抽身，以尽量减少苏联的损失。[6]这样的事情在1945年6月也出现过，当时苏联一直在准备对日作战。红军是否该侵入北海道？朱可夫估计这一行动将需要四个满编军的兵力。莫洛托夫警告说莫斯科的西方盟国会将此行动看做对《雅尔塔协定》的公然违反。朱可夫认为这一行动有很大的冒险性。政治局里赞成这一计划的唯一委员就是赫鲁晓夫，但斯大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赫鲁晓夫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危险。美国人在空中力量和核武器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苏联“只是美国从挪威、德国、意大利、南朝鲜和日本机场上起飞的轰炸机的一个巨大目标而已”。他对斯大林竭尽全力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很赞赏，但发誓说，如果美国对苏联发动攻击，“斯大林会害怕得发抖的”。“他发抖得厉害！他就是害怕战争。”一旦走上权坛，赫鲁晓夫就下定决心，不仅要表现出无所畏惧，而且还要将害怕的皮球踢到他的西方对手一边。其结果是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核战争离世界更近了。[7]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是第一批想弥补斯大林留下的创伤的苏联领导人。贝利亚主要是通过积极参与外交事务来减少苏联的损失，甚至包括任何与东德有关的外交事务；马林科夫则是采取对西方更为缓和的姿态。[8]在莫洛托夫的前助手看来，尽管他一如既往地严格遵从原来的政策，“在谈判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那套僵化的模式，就像一台录音机一样”，但实际上“他的立场也有所松动”，至少在美国大使查理·伯伦（Bohlen）看来是这样。伯伦和他的上司，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两人对莫洛托夫的外交才能都很尊重。英国大使威廉·海特尔爵士觉得“他的结巴和夹鼻眼镜有点可笑”，但仍是十分“难以对付的”。当他1956年6月从外交部长职位上下来时，“莫斯科的大多数外国大使对他的离任都表示遗憾；我们觉得与他打交道才是真正的外交”。莫洛托夫难以变通是出了名的（而且他脑袋的形状也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斯大林曾说他是个“傻瓜”。但莫洛托夫也侧重于与西方减少紧张气氛。根据莫洛托夫的外交经验，“冲突与重大的退让”好像都不是苏联的上策。
贝利亚死了、马林科夫处于赫鲁晓夫的攻击之下时，莫洛托夫实施着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在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典型地反映在柏林1954年1-2月的四国外交部长会议上。他们谈到了所有的主要问题，但在哪个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根据美方代表C.D.杰克逊的说法，莫洛托夫在外交场上证明其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充满了幽默感，“甚至他的话翻译过来都带有令人愉悦的意味”，而他的副手与后来的接班人安德烈·葛罗米柯看起来则像具“带有体温的僵尸”，莫洛托夫的幽默诙谐到了他那里已经所剩无几了。杜勒斯也不乏创新精神，他雇用了一个会讲俄语的唇读者仔细观察苏联代表。但是当涉及实质问题时，各方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杜勒斯曾一本正经地向莫洛托夫保证说，一个统一的、亲西方的德国不会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威胁。莫洛托夫则慷慨地建议说，如果苏联允许德国统一，并采取亲西方的立场，那西方国家就将拟议中的欧洲防务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废除。
赫鲁晓夫综合了他的所有三个对手的素质。他胆大如贝利亚，但只局限于遭到贝利亚讥讽的意识形态范畴；他对战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一点和马林科夫一样，不过他喜好大喊大叫，对别人加以责备；与莫洛托夫一样，他是个真正的信徒，但莫洛托夫的机敏正好与赫鲁晓夫的严守纪律与冷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53年赫鲁晓夫的注意力仍然集中于国内与共产主义阵营的事务，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外交政策上。根据乔治·科尔年科（Georgy Kornienko）的说法，他曾经在外交部信息委员会工作过，这是一个负责为党的领导层准备情报材料的机构，主席团成员在阅读完他们的材料后会将材料退回来，并在材料的空白处加上标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谁仔细看过这些材料，”科尔年科后来说：“赫鲁晓夫的材料退回来时没有任何标注，不知他是否读过、研究过或是翻开过。只是从1954年开始他才关注外交政策。我记得1954年春天当我们的代表团正在为去日内瓦参加关于朝鲜与印度次大陆的会议做准备时，赫鲁晓夫的名字才被人提到过几次，他对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做了这样或那样的指示。”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人，但给他们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都不是很深。美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代表麦克杜菲元帅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战后的乌克兰，他发现1953年10月的赫鲁晓夫身体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的体格健壮，圆圆的脸上充满活力，性格幽默可爱”——只是衣着更好了，穿着昂贵的蓝色哔叽呢套装，挺括的白衬衣，衬衣袖口的纽扣上镶嵌着红宝石。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宽大办公室表明了他的权势，办公室为30×50英尺见方，墙壁上嵌着木板，里面悬挂着两幅地图和一张斯大林年轻时的肖像。他的举止“放松，很通情达理”，不过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不耐烦地拨弄着手里的铅笔，好像不习惯于在他的生活里出现这样的空白点似的”，他“对于西方的看法令人吃惊的刻板僵化——好像随时愿意压制他本人帮忙制造出来的宣传”。
1954年与赫鲁晓夫会面的英国人对他更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更看重于人的出身，而这正是赫鲁晓夫所缺少的。同年8月，包括克莱蒙特·阿特利和安奈林·贝文在内的一个工党代表团在去中国的途中路经莫斯科。总理马林科夫在他的别墅里设宴款待。第二天晚上，英国大使海特邀请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为与英国执政的工党关系最密切的苏联同行去大使馆赴宴，同时出席的还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其他一些人。马林科夫好像是“最具才智的，能最快领会所谈的问题”；他“出言谨慎”，“是餐桌上一个令人惬意的伙伴”；他喝酒很有节制（甚至比赫鲁晓夫还要克制自己）；他的“声音悦耳动听，谈吐很有学问”；他甚至悄声地建议英国翻译官塞西尔·帕罗特朗读列昂尼德·安德雷耶夫（Andreyev）的小说，然后批评小说有颓废倾向。与马林科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赫鲁晓夫留给海特的印象是“喜欢热闹、喋喋不休、随心所欲，对外交事务的无知令人吃惊”。他“说话短促，声音有力，很具说服力。……说到兴致处经常开怀大笑”，他常常“用词不当”“说错话”，这时他的翻译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Oleg Troyanovsky）就得小心翼翼地替他改正。他好像“不能领会贝文的意思”，马林科夫只得“逐字”给他解释。由于会出现这种“卡壳”现象，因此他好像更热衷于说，而不是听或理解。他“思维快捷，但并不具才智”，海特认为，“就像一头公牛一样，如果有人指明正确的道路，他会走下去，肯定能势如破竹般地达到他的目的，扫清道路上的任何障碍”。相信马林科夫是苏联的主事人，因此英国代表团里没有人想与赫鲁晓夫纠缠下去。
海特在写给伦敦的首批报告里将赫鲁晓夫比喻成“19世纪俄国古典小说里典型的农民，狡猾、精明、多疑、谨慎，而外表则大大咧咧，骨子里怀有对主人的蔑视”。他还将他与英国商会领导人欧内斯特·贝文做过比较，两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两人“都是难以相处的同事与好的上司”，但有一个主要的区别：贝文“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充满自信，而赫鲁晓夫却始终保留着他出身的印记，甚至当他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领导人时仍是如此。……”海特后来承认，一旦赫鲁晓夫“将他的顽强努力与百科全书式的记忆用于外交事务，他完全能够成为外交上的行家里手”[9]。美国大使伯伦对赫鲁晓夫同样有着负面的第一印象。马林科夫“是我见到的苏联领导人中俄语讲得最好的”；他的“讲话结构严谨，逻辑性强”；他好像“是个更具西方思想的人”。至于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会面的必要，也没有共同语言”。在伯伦看来，赫鲁晓夫“并不是特别聪明”。
在外界观察家看来，1953年的中苏关系似乎处于很好的状态。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与莫斯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不是试图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已经与联合国军形成了相持局面。实际上，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斯大林在毛泽东领导的长征中曾对中国共产党的前景产生过怀疑，甚至还多次给他们设置过障碍——这部分是为了履行对他的战时盟友蒋介石的正式义务，部分是为了取悦美国，他也许担心一个巨大的共产党盟国会难以控制。甚至在毛泽东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对他也是十分傲慢的。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去莫斯科，但他空等了将近两个半月的时间，得到的支援与合作也大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10]朝鲜战争本身就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特别是当斯大林完全拒绝支援北朝鲜，并逼迫中国人去拯救金日成，与美国对抗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