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会谈终于结束时，汉弗莱简直无法抑制他内心的快乐。首先，他终于从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挨了过来。“我是唯一在一天之内三次去过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办公室的活着的美国人。”他后来开玩笑地说。还有他被他的东道主折服了。“这家伙有着非凡的幽默感，他很聪明，真的很聪明。请相信我，你不是在与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打交道。这伙计生得太早了，走得太迟了，相信我。”特别是谈到美国时：“这家伙研读的太多了（纽约、加利福尼亚与明尼苏达的政治形势，包括赫鲁晓夫所谓的‘新麦卡锡’选举，即众议员尤金·麦卡锡的选举）——我真希望我也能有他那样的了解。”汉弗莱的东道主曾一度“匆匆挥就了一篇关于反对种族歧视的长长的演讲稿，我真希望自己一生中也能写出如此精彩的讲话稿。嗨，他还真的给我讲了这个话题。……我们相处得真的很好。我实在很喜欢他。”
历史并没有记载汉弗莱的仰慕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回应，但这位参议员承认，他们之间的会谈并非全是轻松与愉快的。此次会谈是十分严肃的，有几次甚至令人害怕。在讨论过程中，赫鲁晓夫透露了一点“美国人没有听说过的”秘密：苏联刚刚爆炸了一颗5000万吨级的氢弹。他们还拥有了一枚新的火箭，射程太远（9000英里），都找不到可以试验的场所。赫鲁晓夫狡黠地笑着问汉弗莱的出生地是哪儿，然后他从桌子边站了起来，走到墙壁上悬挂的一幅巨型美国地图前，用一支粗大的蓝铅笔在明尼阿波利斯上画了一个圈。“这样，我就不会忘了命令他们在发射火箭时绕开这座城市。”赫鲁晓夫说。
汉弗莱抱歉地说他不能对赫鲁晓夫的好意作出回报，他没有能力让美国在发射火箭时绕开莫斯科。
赫鲁晓夫在会谈中曾20次左右提到柏林，称柏林是“毒刺”、“肿瘤”、“卡在我喉咙里的鱼刺”，只是没有说柏林是“西方国家的睾丸”（这是他1962年时的用词）。他告诉汉弗莱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驻扎在东德的苏联军队“不是吃素的”，赫鲁晓夫敲着桌子说。他并没有提高嗓门，但是身子前倾，小眼睛里放出了光，手指敲击着桌面，声音坚定而短促。
汉弗莱报之以李。当赫鲁晓夫提到美国的经济困境时，汉弗莱“告诉他，天哪，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提到1960年的选举时，他警告说：“你等到你们的人当选了再说。你们的处境一直不错，但我们在高尔基公园就可以让你们全都报销。”在汉弗莱看来，赫鲁晓夫“喜欢”这种巧妙的应答，但是在被警告不要威胁柏林时，赫鲁晓夫认为这是对他本人的威胁，几次情绪激动地重复说：“不要威胁我！”
赫鲁晓夫心里好像有一本账，记着“每个说过他坏话的（美国）将军”，特别是那些说过如果战争来临的话，美国将采取什么应对之策的将军，他们谈到何时、何地将采取什么措施，将会给苏联造成什么样的损失。“每次你们说这样的事情时，”赫鲁晓夫解释说：“我都必须作出回答。”意识到他的这种回击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因此他说他曾考虑停止这种不必要的相互争强好胜的口角战。也许这可以解释苏联媒体与他的想法之间悬殊的差异，甚至在他的想法中间也存在着这种悬殊的差异。威胁的言语过后就是恳求。只要柏林问题能得以解决，那“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好起来”。如果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建议感到难以接受，“那你们给我们提出什么反建议。我们准备接受任何合理的建议。你认为如何？”
他“急切地想举行首脑会晤，急切地想受到美国的访问邀请”，汉弗莱后来对政府高级官员说。赫鲁晓夫对此并没有太多口头上的表示，但从他的闲言碎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喜欢旅行；他很喜欢英国；米高扬，这个赫鲁晓夫经常取笑的对象，曾在美国呆过，并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想一想，如果我有机会去美国，那我会知道多少。”赫鲁晓夫说。
赫鲁晓夫给他的客人留下的印象是“不可靠，认为我们富裕而强大……老是作弄他”，“以进攻的方式保护自己，特别机密的事情不能让人相信”，“表面上装出可以让人依赖的样子”，在此过程中“通过夸张显露出他缺乏安全感”。汉弗莱说，赫鲁晓夫喜欢用的两个词是“愚蠢”和“傻瓜”。赫鲁晓夫几次重复说到“现代政府中不应该有傻瓜的立足之地”，例如，像“反党集团”中那些傻瓜。“‘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将我打倒’，他轻蔑地说，你知道，他在说到这里时眼睛里放出光芒。他就是这样，你知道，这是他的特长。‘你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他说：‘我只是召集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参议员，当我结束我的发言时，甚至那七个人（原本会投票反对我的）也投了我的赞成票。’”
赫鲁晓夫最为担心的好像就是他正在被美国人当做傻瓜。汉弗莱敦促美国政府仔细研究赫鲁晓夫的个性，将所有曾与这位苏联领导人见过面的人得到的印象反映给“精神病学家，而不是外交家”。不过，这种需要精神病学家诊断的个性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是那种很对我们路子的人。……他就是那种像艾克这样的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即使在开始威逼艾森豪威尔时，赫鲁晓夫也向美国人作出了保证，以防这位美国总统会采取过激的反应。格沃兹杰夫向尼克松副总统传递了一个新的信息：“不要担心柏林事件，我们不会因为柏林问题而卷入战争的。”一个月后，即12月份，他又递话说赫鲁晓夫对尼克松访问苏联“很感兴趣”，并“衷心祝愿尼克松的访问能带来关于柏林问题的建设性建议”。美国政府的反应通过格沃兹杰夫很快传递到了苏联政府那里，如果能保证柏林前线有“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那尼克松就会来苏联访问。
距离苏联发出最后通牒已经两个月了，但没有产生任何他能称得上是进展的效果。“离最后期限到期的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但事情并没有出现任何转机，父亲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正如特罗亚诺夫斯基所看到的那样，他的主子“感觉进退维谷，不知道应如何处置才好”。从理论上讲，他可以以谈判为借口，推迟最后期限，但是在他的威胁阴影笼罩下，谈判好像是不大可能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不取消这些威胁的情况下说服艾森豪威尔走到谈判桌前，但是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是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都无法胜任的。于是赫鲁晓夫要求他长期的克里姆林宫同事、精明的亚美尼亚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去华盛顿平息由他自己的行动引发的紧张气氛。“你挑起来的，你自己去吧！”米高扬当时尖刻地回答道：“再说了，也没有人邀请我啊。”“不，我不能去，”赫鲁晓夫说：“我是最高首脑。你可以作为缅希科夫的私人朋友去。”
除了华盛顿，米高扬一月初的美国之行还包括纽约（在那里他会见了主要的商业领导人）、芝加哥（在那里，示威者向他投掷了鸡蛋）、洛杉矶（在那里，抗议者扛着一个敞口的棺材，上面写着“米高扬，去死吧”），此外还参加了多次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记者提出的问题绝不能称得上是友好的。“想想要是赫鲁晓夫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米高扬和赫鲁晓夫两人在美国访问时他都全程陪同，“但是米高扬有他自己的风格——刚毅、讽刺、幽默，或者可以称得上是冷静地驳斥”。
在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尼克松会谈时，米高扬努力降低当时的国际紧张气氛。实际上，他是在恳求他们理解，自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向他们保证莫斯科并不想在柏林破坏西方的利益；他否认苏联的新建议是一种最后通牒或是威胁。他坚持说，克里姆林宫想要的只不过是“还没有得到美国任何新的表示”。[14]
米高扬从美国带回的消息喜忧参半。他会见的大企业家，例如阿维雷尔·哈里曼与约翰·J.麦克罗伊，头脑很清醒。杜勒斯暗示说自由选举并非统一德国的唯一办法，艾森豪威尔好像愿意接受外长级的会谈。但是这位美国总统拒绝进行首脑会晤，在柏林问题上也没有做出一丝让步。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这一结果“不仅让父亲感到失望，还使他的计划显得有些脆弱”。但是他“在复述米高扬在美国会谈期间的故事时还是面带微笑的。美国人同意坐到谈判桌前”。
赫鲁晓夫的下一个希望是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位英国首相担心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于是他主动来到了莫斯科，在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1956年访问英国期间，他们曾向麦克米伦的前任发出过访问邀请。
这并非华盛顿希望的处事方式。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担心英国人会“拿不稳立场”。虽然麦克米伦后来坚持说美国人对他的使命有着“完全的信任”，但杜勒斯实际上说的是，如果这位英国首相去莫斯科，那他只能代表他个人的立场。[15]
对于麦克米伦的来访，赫鲁晓夫在隆冬季节体现了莫斯科所能表现出来的热情。当麦克米伦2月21日从“英国女王”号飞机上走下来时，他穿着与他1940年在芬兰作为低级信使时同样的黑色冬大衣，戴着白色的俄国羔皮帽，赫鲁晓夫亲自到机场迎接。在克里姆林宫享用了豪华的国宴后，两位领导人启程前往塞米扬诺夫斯卡亚，在那里他们坐在马拉的雪橇上滑雪，打陶土飞靶，然后一起挤在巨大的柳条筐里，沿着光滑的斜坡玩滑雪。赫鲁晓夫很喜欢表现他的地主之谊。温文尔雅的麦克米伦后来说，挤在柳条筐里滑雪“在一些人看来是一种娱乐，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感到很吃惊。根据专家的观点，这体现了一种很高程度上的亲密感”。
赫鲁晓夫对麦克米伦对他战争经历的称赞很是高兴，“以神采飞扬的，几乎是匹克威克式[16]的微笑”接受了这种称赞。当麦克米伦首相为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辩护，并拒绝过早举行首脑会晤时，赫鲁晓夫失去了耐心。如果西方国家不理解苏联政府的立场，他在一次午宴中喝得大醉后警告说，那“我们只能在死人间进行交谈”。当一贯镇定自若的麦克米伦还以颜色说，“如果想以任何方式威胁我们的话，那你将会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时，赫鲁晓夫跳了起来，喊道：“你这是对我的侮辱！”
他对麦克米伦也进行了羞辱。这位苏联领导人一直希望陪同麦克米伦到基辅去。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几天来，“他一直在向麦克米伦描述基辅人的好客以及第聂伯河的美景”。现在，他突然之间不能去了，因为牙疼。“我的牙疼得厉害，”赫鲁晓夫抱怨说：“牙不能吃东西的总理是没有用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同一天下午接见一个伊拉克代表团。英国小报将此命名为“牙疼羞辱事件”，那份小报形容首相的整个行程是“巨大的失败”。
麦克米伦感到很震怒。与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进行了短暂的磋商后，在赫鲁晓夫别墅外寒冷的花园里，（“你可以想象得到，”麦克米伦后来写道：“两个中年的、即使不是年老的政治家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最重要的是穿着皮靴，皮靴是当时那种寒冷天气下必不可少的，身边跟着他们的顾问，在那里走来走去，就当时那种即使不会马上爆发冲突，但在苏联人的威胁之下也会变得更可笑的局势进行长时间激烈的讨论。”）麦克米伦向赫鲁晓夫传达了两个他已经仔细斟酌过的主要观点，对此他希望“赫鲁晓夫先生能仔细做好记录。第一是德国局势充满危险，可能会发展形成失控的局面。第二是通过合理与合作的努力，这种危险肯定是可以避免的。”
麦克米伦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写道：“我陈述完我的观点后，双方陷入了沉默，在此期间，葛罗米柯和米高扬相互看了看，然后又都看着他们的主子。”这不足为怪！麦克米伦首相如此严肃地表达出的观点与赫鲁晓夫在他的所有讲话中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如果这就是麦克米伦从莫斯科带回去的信息，那么从苏联人的观点来看，他的此次访问还是有所帮助的。
麦克米伦访问的另一个成果是赫鲁晓夫放弃了5月27日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期限。如果西方国家不喜欢5月27日这一最后期限，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那就改到六七月份的某个时候：“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如果西方国家不接受首脑会晤的建议，那从四月底开始进行外长级会谈，持续时间不超过两三个月怎么样？由于5月27日这样的会谈仍将处于进行当中，因此最后期限可以自动推延。
赫鲁晓夫的举动让麦克米伦大吃一惊。他“完全控制着他的同事”，除了米高扬，他“作为苏联政权里的第二号人物，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而其他的人“则是小心谨慎地看着他的反应行事”。赫鲁晓夫“发言时没有提纲，不做记录，几乎不和他的同事们磋商”。他“对细节问题把握得特别好”，但“对于复杂或是微妙的逻辑观点并不是总能轻易发现”。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文雅举止有一定的反感”，他的反应“特别情绪化”。他有着“敏锐的权力意识”，以及“仍然很深的自卑情结。……对于任何他所想象的故意无视举动特别敏感”，在翻译将赫鲁晓夫的讲话译成英语时，麦克米伦和劳埃德窃窃私语，对于他们所表现出的这种无视，赫鲁晓夫甚至动了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