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晚年难逃帝相博弈的怪圈
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明君，而这样的明君也不能逃脱加附皇权的定律。唐太宗本是高祖的次子，因玄武门之变开始了迈向皇位的第一步。唐太宗在位时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同时，唐太宗也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他历来有“雄才大略、智勇双全”之称。确实，太宗对国家治理有方，是因为他一直吸取着隋朝灭亡的教训，也一直没有忘记人民力量的强大，更加地为百姓着想，同时也更加地勤奋治国。
唐太宗在位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经济一片繁荣，取得如此业绩，一直辅佐唐太宗的几位丞相和大臣也是功不可没的。魏征的直言不讳，房玄龄与杜如晦的精心谋略和长孙无忌的全力支持等等，都是让唐太宗一直可以谨慎治国的重要原因。
而在贞观末期，君臣之间发生的隔阂让唐太宗开始加附自己的皇权，相权慢慢受到打压，英明一生的唐太宗到了晚年，也没能逃脱权利束缚。
此时的唐太宗对于治国不再像过去一样小心谨慎了，尤其是步入晚年之后的太宗开始显露出奢华的一面，而对于废立太子之事，也和众臣产生了分歧。到了晚年，唐太宗对于大臣们的疑忌越来越重，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可以用“人心惶惶”来形容当朝大臣们的心情，很多官员在当时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像尉迟敬德、房玄龄等这样的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于难。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准备亲征辽东，尉迟敬德奉劝太宗说，如果陛下亲征，会导致长安、洛阳等中心地带空虚，如果有人谋反将措手不及。而当时一直在加强皇权的太宗自然不会听信，反而担心尉迟敬德存有异心，于是命他披甲上阵，与自己一同亲征杀敌。
出征之时，太宗就命令房玄龄留守京师，并将大权交予他，让他自己权宜处理。有一次，有人来上奏，而奏疏上告的人就是房玄龄。因为牵扯自身，房玄龄便将那人送去了太宗处，不敢擅自处理。谁知太宗闻讯后，喝令将那人腰斩，并亲自写信责备房玄龄为何“不能自信”。事后，房玄龄解职归家，后因褚遂良解释，才得以恢复原职。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房玄龄做的并无过失，而太宗之所以借故打击，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房玄龄是一位特殊的功勋大臣，这样可以削弱他的权利，同时可以让他没有叛逆之心，而第二个原因也是第一个原因的辅助条件，那就是加附皇权。打压相权可以说是加附皇权的最佳方式，聪明的唐太宗，怎么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呢？
而唐太宗为了加附自身皇权还做了一件影响很坏的事情，那就是查看自己的“起居注”。所谓“起居注”是编写史记的一种重要资料，由中国古代的史官记录下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以此得名“起居注”。而记录起居注的史官们都会秉公执笔，并如实地记录，而这项工作，皇帝是无权干涉的。一直以来，历代皇帝也都不会去过目那些“起居注”，但是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竟然要看自己的“起居注”。
当时的史官褚遂良拒绝给太宗看“起居注”，于是太宗没有看成。而时隔一年后，太宗又问房玄龄“起居注”皇帝是否看得，房玄龄如实回答，而太宗解释说，观看“起居注”是为了知道以前自己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好引以为戒，而且坚持要看。当时的谏议大夫朱子奢也反对太宗查看“起居注”，因为如果后人效仿，势必会有君主为掩饰自己的过失而诛杀史官，甚至篡改，这样的史记便无人可信了。但是太宗不听，房玄龄无奈不得不将“起居注”给他看。而由太宗开始这个先例后，后代帝王们也开始纷纷效仿，不惜打破制度加强皇权。
为了得到永固的皇权，唐太宗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有他的道理。在博弈上来讲，唐太宗正是运用了皇权中的“权”字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以权加权。这样的方法在博弈中经常看到。作为一个帝王，唐太宗用众人觉得错误的方法维护了自己的皇权，但是，却也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唐太宗才将皇权紧紧抓在了手中。
慈禧与李鸿章——控制与反控制
很多人对于慈禧与李鸿章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嗤之以鼻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在博弈之术上都有着过人之处。
慈禧是一个比一般男人更加果断的女人，可以说是个有胆识、有智慧的女人。她在统治朝政的四十八年的生涯中，始终牢牢掌控着整个局面，把那些男人中的精英人物掌控在自己的股掌之间。
当年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准备逃走的时候，是她在储秀宫的帷幕后面第一个站起来，冒着违反祖训的大不讳，极力反对这个懦弱的决定，她告诉皇帝“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的速度果敢地发起宫廷政变，将政权牢牢紧握，可以说，慈禧是一个懂得控制、而且有能力控制他人的人。
而李鸿章，是当时满清中最忠心于慈禧的人了。李鸿章是一个靠军功起家的官员，当年他靠着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和胆识建立功勋。同时，他也是个比较冷酷的人，将战场中的尔虞我诈演绎得可谓淋漓尽致。而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思想上还是比较开放的，他应该是清朝中比较了解日本这个民族的人，而大多数官员没有看到的中西差距也是在他的倡导下，慢慢被人们所认知的。而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比较薄弱，使得各派系政权争相谋利，影响了李鸿章当时计划的“洋务运动”。
而在甲午海战开战的前三年，慈禧却下令各处全部暂停购买洋枪炮、船只、机器等。而一向对慈禧惟命是从的李鸿章这时候却提出不同意见，但是慈禧掌控的皇权不允许他人说不，甚至在甲午开战之前，慈禧还以办寿的名义两次挪用海军军费。而甲午海战的失败除了与李鸿章有关，也是慈禧国防意识淡薄惹的祸。
甲午海战后李鸿章被贬到了两广做总督，一呆就是四年，一直到八国联军打进了紫禁城，他才又一次回到朝廷的中心，在慈禧逃亡中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北洋大臣”。实际上，当时已经逃到西安的慈禧是需要一个人前往北京收拾局面的，而有威望和资历，又能够在外国人面前说话，还能够得到南方官员支持，同时可以独自处理大事，维护朝廷利益的人，只有对自己一直忠诚的李鸿章了。于是，李鸿章回到了所谓的朝廷中心，却也注定了以后的荣辱人生。
在慈禧和李鸿章的博弈里，控制与被控制一直是一个主要的关系，但是因为当时时局动荡，两者之间的控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慈禧控制整个国家乃至皇权，但是万万想不到皇权在时局动荡之时犹如风中落叶，残败得毫无用处，反倒是李鸿章，在这个时局中起到了某些决定性的作用，从被控制达到了反控制。
王莽的伪装
——由相权至皇权的侧面进攻
皇权的荣耀可以说是每一个有野心的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而在皇权的诱惑下，很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夺那份至高无上权利。王莽，一个建立了“新朝”的皇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篡位而登上宝座的皇帝。然而，王莽是如何登上这至尊无上的王位的呢？很多人认为，这与王莽的伪装是分不开的。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当时的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在王莽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曼就去世了，不久，他的兄长也去世了。王莽孝母敬嫂，同时他还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可以说，当时的王莽是声名远扬的。
而同时，王莽对于当朝的大司马（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丞相一职）的伯父王凤，也是极为恭顺的，这些优点则是王莽有机会成为黄门侍郎的根本原因之一。王凤在临死前，曾嘱咐王政君要照顾王莽，汉成帝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侍郎，然后很快就被提升为射声校尉。
升为校尉的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他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不惜卖掉马车接济穷人，由此深受众人爱戴。在永始元年，王莽又先后被封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可以说，当时的王莽已经平步青云，前途无量了。
而之后的绥和元年，王莽终于继他的四位伯、叔之后出任了大司马。当时的王莽只有38岁。之后的一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之后傅太后和丁太后的外戚得势，王莽明智地退居新野。而这时候，他的儿子杀死了家中奴仆，王莽逼儿子为家仆偿命，这样的大义灭亲赢得了世人的好评。
之后王莽回京居住，又过了一年汉哀帝无子而薨，王政君掌管了传国玉玺，王莽继续任大司马，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然后立汉平帝，得到了朝野的拥戴。而王莽虽然再三推辞，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安汗公”的爵位，而将俸禄转封给了两万多人。后来他被加封为宰衡，位置甚至在诸位王侯之上，而他宣扬礼乐教化，深受儒生们的拥戴。
王莽在政治道路上平步青云，是因为他成功运用了他良善的一面，并赢得了众人对王莽的崇高评价，同时也为他以后为帝积累了受民爱戴之心。之后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带天子掌朝，称为“假皇帝”或“摄皇帝”。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翟义起兵反对王莽之后。当时，有大臣借用各种名目劝王莽上位，最后，王莽接受了孺子婴的禅让登基为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的成功在于他懂得如何先得爱戴再得基业。在当时，元、成、哀、平四个皇帝可以说都是荒淫无道的，当时民不聊生，而达官显贵们却是尽可能的奢华，这样王莽的俭朴与爱民之举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当时的王莽是手握重权的大司马，多年的经验与庞大的权力网已经成为了王莽未来称帝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莽是很聪明的，他没有主动地去争夺王位，甚至一直以来很恭敬，一直以一个忠诚的大司马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而他谦逊自重的个性与秉公无私的态度，不仅为他在民间博得了良好的名声，甚至朝野上下也对王莽抱有尊敬的态度，而民间更是将王莽奉为圣人来歌颂。这种慢慢渗透到人们思想中的爱戴比一个人强行地去推翻王朝更有意义。而王莽不仅明白这一点，而且显然做到了这一点，用一种更加灵活且含蓄的方式让自己的相权晋升为了皇权。
其实这种方法从博弈的角度来说，属于完全的智取——既得到美名，又得到权利，何乐而不为？因此，王莽在博弈中更注意的是“智”的方面，他知道使用杀戮是拥有权力者才能做到的，而能让他强大的是得民心，而非杀戮。
汉武帝强化皇权的心计招数
历史上的皇权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而相权曾一度地与皇权平起平坐，这样的现象让皇权的拥有者们开始担心自己的权力，相权很快便被打压了。而对于强化皇权，基本上成了每个上位者都在做的事情，历史中强化皇权最厉害的一位帝王，应该算汉武帝了。
汉武帝加强皇权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同时也是残酷的。秦始皇的文化专制可以说是影响了汉初的政治，而汉朝继承了秦的制度。刚刚建国的时候，书令中还存有秦时的法令，一直到吕后时才废除了诽谤妖言令，到文帝的时候又废止了言论罪。但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又拿出这些法令来干预文化，思想争鸣一下子就变成了政治斗争，很多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不惜阿谀奉承，这时的汉武帝是在利用皇权进行更加积极的维护皇权运动。
当时，汉武帝重用酷史张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腹诽罪。当时的朝廷明文规定：“令下腹诽者死，诽谤圣制者当诛。”汉武帝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言论罪，而按照这样的判罪方式，基本上不用任何证据就可以判一个人满门抄斩，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下，没人可以肯定自己是安全的，甚至很有可能自己睡了一觉后就已经成了腹诽罪犯。
当时有位叫颜异的大臣，是当时汉朝的大司农。在一日与人聚谈的时候，有人议论起皇帝下的某项诏令，而颜异嘴唇动了一下却没有说什么。于是，张汤上奏，说颜异身为高官，见到诏令有问题而不向上级禀报，反倒在肚子里诽议，该死。于是，颜异的嘴唇一动就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腹诽”的判例从此成立。就这样，汉武帝运用了他当时的皇权，禁止了人们的言论，让人们不敢随意质疑皇权的权威，而重用酷吏，制定残酷刑法也成为了汉武帝强化皇权的手段之一。
汉武帝历来有爱才的美名，他多次下诏求贤，然而，当他觉得有人会威胁到他的皇权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对方踢出朝廷甚至将其杀死。当时的大儒家董仲舒曾上书劝汉武帝注意上天灾异警示，要勤政爱民。结果主父偃偷出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给汉武帝看，汉武帝看完大怒。主父偃了解汉武帝，于是建议召集儒生探讨，汉武帝欣然接受。
在大殿之上，汉武帝拿出文书给众儒生看，但却没有告诉儒生此文书的作者是何人，同时汉武帝暗中表示出对文书的不满，众位儒生慑于皇权威严，于是都开口批判，甚至说出了“讥讽当朝”这样的罪名。武帝时期，腹诽者都是死罪，更不用说有书面证据了，于是武帝马上要用“讥讽当朝”的罪名来处死董仲舒。这时众儒生才明白过来，纷纷为董仲舒求情，汉武帝觉得已经达到了打击言论的效果，于是免除了董仲舒的死罪，然而，这样的羞辱与愚弄让董仲舒再也没有提起过他的“天人感应”理论。汉武帝，就是用这种打压的手段来强化他的皇权，而这种以皇权助长皇权的方式，也确实让当时汉武帝成为了一个拥有绝对皇权的皇帝。
当汉武帝年老后，他决定立小儿子刘弗陵为继承人，然后，汉武帝为了让刘家皇权永远地继续下去，竟然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处死。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立儿子杀生母的时候，汉武帝回答说：“这不是你们这些愚憨的人所能理解的。从前国家所以乱亡，正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肆，没人能够阻止她。没听过吕后的故事吗！所以要先除掉这个隐患。”可见，汉武帝强化皇权之心何其之重！
汉武帝对皇权的维护所使用的方法属于强行压制，从博弈中来讲，这样的方法看似残酷，但效果是理想的。汉武帝所建立的“腹诽”之罪正是一种将反抗直接扼杀在摇篮中的方法。
通过杀母立子的事情，可以看出汉武帝对于事件的预防心理是很重的。汉武帝就是凭借着这样的心理加附自身皇权的。
朱元璋博弈功臣的“心计运动”
纵观朱元璋一生，生于乱世，少年孤苦，颠沛流浪，历尽坎坷。继而投军建业，割据一方，广招人才，收取民心，败强敌，取大都，即皇位，平天下。在位三十一年，重典治国，打击腐败，鼓励农桑，减免赋税，吏治澄清，百姓乐业。但重刑之下，多有枉死，天下富户，破产过半，诛杀功臣，实寒人心，建制改制，贻害不浅。世人评价，毁誉参半，是非功过，难有定论。
历史上的朱元璋是一个雄君，他最喜欢的就是控制权术，而在皇权的控制上，朱元璋也可以说是历代皇帝中的佼佼者。为了让朱家的江山永固，为了让皇权永远留在自家人手中，他与许多有功之臣展开了一场博弈较量，而朱元璋可以说是整场较量中的最大赢家。
如果说用什么来形容朱元璋与功臣们的博弈之术，那就应该是下棋了。整个棋盘中，朱元璋分了五个步骤与功臣进行教量，环环相扣，而棋子自然是那些功臣，本来同在一盘棋局上的朱元璋，则因为获胜而变成了棋盘后的黑手。
朱元璋的第一步棋是削弱李善长。在朱元璋称吴王期间，李善长、徐达是中书省的左右丞相。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十一月，授予李善长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君、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新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可以说，一时间李善长荣宠无比。然而，李善长为人招摇，在中书犯事被刘基绳之以法后，反倒告了刘基一状，导致刘基告老还乡。当时的李善长骄横专擅，得到朱元璋的恩宠后，更是目中无人。然而，朱元璋这么一个注重皇权的君王怎么可能让人给自己带来威胁？于是，朱元璋先是在洪武四年正月，借口李善长身体不好，让他回家养病，之后又派他监督修建中都林濠，又迁徒江南富户十四万户到中都命他管制，李善长从此远离权利中心，等于是赋闲在家。朱元璋在这期间动作不断，先是提拔了李善长的弟弟为太仆丞，然后又让其弟的两子为群牧所官，洪武九年，又和李善长结成了亲家，让李善长的儿子娶了临安公主。然而，仅仅一月后，御史大夫便弹劾李善长“狎宠自恣”，其儿子有失礼之罪，于是，朱元璋削去了李善长的岁禄。
其实，这期间朱元璋对于李家的恩宠都是烟幕弹而已，他一边让李家人觉得自己恩宠于他们，一面在暗中缓慢地削弱李善长的势力。
朱元璋的第二步棋就是扶植胡惟庸。朱元璋扶植胡惟庸，其目的是为了牵制李善长，但是胡惟庸却是一个比李善长更加跋扈的人，而朱元璋却一直隐忍不去动他，一直到最后，才处置了他。胡惟庸从头到尾对于朱元璋的价值就在于他是个小人，小人有小人的用处，比方说借刀杀人的时候，胡惟庸是最好的刀。
胡惟庸确实是一把好刀，朱元璋的第三步棋就是借胡惟庸之手除刘基。应该说在朱元璋讨伐天下的过程中，刘基功劳最大，他曾救过朱元璋的命，而且民间传说刘基可以呼风唤雨，神通广大。虽然呼风唤雨之说不足采信，但刘基确实是难得的有才华之人，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料事如神，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对于初登大宝的朱元璋来说，这样的旷世奇才在天下安定后便没有什么用处了。正在这时，胡惟庸进言说刘基相中了一处名叫“谈洋”的地方，说那里风水好，于是想将祖坟迁过去，这样刘家的子子孙孙都可以永享富贵，甚至可以称王称帝。朱元璋实际上本不信刘基有异心，然而刘基的能力又是他所忌惮的，于是就借胡惟庸之手除掉了刘基。
之后的第四步棋，朱元璋选择了逼胡惟庸造反。胡惟庸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备受朱元璋宠信，这使得胡惟庸更加骄纵自满，种种不法之事也做得毫无顾忌。这么多年，胡惟庸为朱元璋除去了很多朱元璋想除去但又不想亲自动手的臣子。在刘基死后，胡惟庸更是放肆，甚至将自己的不臣之心慢慢地暴露出来，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么多年一直有一道冷冷的目光注视着他。当然，朱元璋不会在胡惟庸造反后再去镇压，那太冒险了。最后，朱元璋用了一件小事就制了胡惟庸的谋反之罪。在而这次的谋反中，一批功臣宿旧皆被杀害。
在处理了多位当年的功臣之后，朱元璋第五步棋，也是最后一步棋就是尽诛武将功臣。廖永忠是最早被杀的功臣。在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以廖永忠私穿有龙凤图案的衣服为由将其杀死。之后便是中山王徐达，一直以来，徐达都是一个很谨慎的人，胡惟庸想与他攀附，徐达避之唯恐不及。与很多开国功臣相比，徐达是很低调的一个，但是朱元璋为了强化自己的皇权，一直对徐达进行各种考验。徐达死于洪武十八年，民间流行的说法是徐达患病不能吃蒸物，朱元璋知道后赐徐达蒸鸭，结果疽发身亡。虽然这个说法不见诸正史，但是很多明史学家都不敢轻易否定。
之后不少武将功臣相继被朱元璋以各种各样的借口诛杀，而在这场杀戮的棋局中，朱元璋是最大的赢家。
博弈中，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可以让你成功，那么就证明你的博弈是胜利者。朱元璋不仅是胜利者，还可以说拥有极高智慧。他利用了人性中的弱点，借用他人之手除掉了对自己和后代有障碍的人，此心计可谓高深。
赵匡胤用来对付宰相的克格勃
自古以来，皇权与相权的对抗都是激烈的，在各个开国功勋死于皇权之下的时候，有一位帝王却用了另一种方式将自己的皇权加以强化。他没有像其他帝王一样诛杀自己的臣子，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剥夺了臣子的权利，以达到加附皇权的目的，他就是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建立宋朝。在建立了宋朝后，赵匡胤与所有开国皇帝们一样，对宋朝的命运产生了担忧，如何让宋朝不重蹈后周五个短命王朝的覆辙，成为了赵匡胤一直思考的问题。而如何革除藩镇专横，又如何实现宋朝的长治久安，这些问题都萦绕在赵匡胤的心头。
收兵权成为了赵匡胤最先想到的办法。赵匡胤明白，那些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将是自己皇位的潜在威胁，“陈桥兵变”让赵匡胤更懂得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而各个朝代的更替也与有无兵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此，收回兵权势在必行。于是，为了加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赵匡胤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了山南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了成德节度使，接着又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就是以优厚的经济待遇来解除一些高级将领的兵权。任命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而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则为天平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以成节度使王审琦则成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候、浙南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经过一系列的军权整顿后，最终皇权掌握住了军权。
在收回兵权后，赵匡胤开始削弱相权来强化皇权。首先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在宋朝以前的中央通知中，宰相是百官之首，掌管着一切政务，因此，相权对于皇权自然是很大的威胁。赵匡胤也怕宰相的权力太大会危害到皇帝的统治，于是下定决心削减相权。
在乾德二年，赵匡胤设立了“参知政事”作为副相。又把五代时期设立过的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位于常设官员，又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而三司使则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之后又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赵匡胤改革了官制，使得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权力相对缩小，特别是宰相和节度使的权力大大缩小，大有强干弱枝之势，为加强皇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之后是改革财政税收，从而集中了财权。为了自己稳固的帝王之位，赵匡胤更是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广泛吸收有才之士参政，以达到皇权永固的目的。
赵匡胤可以说是一位贤明的君王，他用了最温和的手段维护了自己的皇权，没有如像其他帝王那样上演一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历史舞台剧。他更懂得运用博弈的艺术来增加皇权，在博弈的角度上来讲，赵匡胤运用了更高的智慧解决了削弱相权、加附皇权的问题。
不需要使用过激的方式留美名、握皇权，赵匡胤在重复博弈中为所有人留下了可以再次重复博弈的机会，而不是如其他皇者一样让重复博弈变成一次性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