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洞房里是又哭又闹
农二师34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塔里木河的末端。他们那个地方,在当时的状态下,男的找配偶就很成问题了。之前在新疆就是男多女少,尤其兵团,由老部队组建过来,百分之八九十的光棍儿汉,在老家没结婚,很早就当兵出来。支边青年本来男女搭配得比较合适,但是到了那边以后总的比例还是男的多,而且女的有些嫁到地方上去,或是想各种办法走掉了。
王祖炯待过的一个连队是放羊的畜牧连,很艰苦,女的更少,放牧长年不见人,没机会谈恋爱,没处找配偶。好在团场职工如果找外面乡下的,在那时有个最吸引人的条件,就是外面的女子只要嫁到农场来,就可以录用为国营职工,只要一起参加劳动,就能拿工资。
现在说起来,三十多岁的男青年没结婚还是好年景,但那时候三十多岁没结婚就显得很怪了。别人就会帮他介绍,但是偏偏这个人长得又显老怎么办?那就需要好好地帮他编造这么一封信。谁来编,当然是有点文化的,恰好王祖炯在畜牧连当文教,帮人编这样的信就几乎成了他工作份内的事。
这样的信怎么写?原则上是这样掌握的:“年龄往小了说,收入往大了说,人往英俊了说,职务往高了说。”照片怎么办?借一张,借农场某个人的,穿军装,还戴个八一帽徽的,借了寄去。王祖炯当时也算是奉令行事,连队首长都会过问的。写完装信封里,别人拿去贴上邮票寄走。
信发出以后,过一阵子就有人从乡下远道而来了。王祖炯记得1966年底的时候,有个四川的女娃来了,准备嫁给连里一个放羊的。这两个人要是放在一块儿,看上去就像父女,实在差距很大。因为男的是“925起义”的国民党老兵,加上长年在戈壁上放羊,特别显老。那个四川妹子呢,生在天府之国,尽管在农村吃的不怎么好,但是毕竟年纪轻,也细皮嫩肉。
她来到连队的当天一看,对象根本和照片两码事,一看就这么个人呀,死活不肯跟他结婚。不肯怎么办?就做工作,劝说开导,然后想办法让他们迅速成婚。现在的电视节目上有“速配”之说,其实“速配”在那遥远的地方早已有之。
连队有间比较大的地窝子,平时开会的,叫俱乐部,就在那里头急急忙忙搞个婚礼仪式。一盏大一些的煤油灯放在前面的桌子上,后面一些职工席地而坐,或者拿个小板凳坐在那儿。大家也没别的事,都愿意来看看热闹。
那个放羊的老兵风吹日晒,脸上皱纹很多很深,但一身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新军装是平整的,扣得严严实实,站在那儿,头也不敢抬,很对不起人家的样子。然后有人就把那个四川妹子领进来了,由两个女青年半拉半领着进来,还是老不大情愿的表情,见坐了那么多人,而且都盯着她看,她也赶紧把头低着。指导员照例是证婚人,仪式进行得很快,宣布一下,向墙上贴的毛主席像鞠个躬,就赶快送到临时准备的“洞房”里去了。
这一夜很热闹,连里的人都听见那房子里头,又哭,又闹,又骂,又吵,不愿意呀。但是关到一个房子里,结婚证在团里手写就成了,也不用照片。那么这个女的,乡下来的,她有一种基本的意识,自己是从农村来结婚的,是到丈夫这儿来的,一般都没有更多的抗拒,就是不情愿,也就木已成舟了。
在一间房子里,一晚上过去。第二天出来,就成一家人了。以后就在连队里生了姑娘,又生儿子。
上海人找外地人那叫半钢
上海青年里面,男的一般个人条件好点的,往往还是想找个上海女的;但是有好多上海女的,不找团场的上海人,老想着还要回去,想着自己一个人才好回去,这样一直拖。女的本来也没那么多,所以好多上海男的都难找到老婆。后来中央有文件,为了稳定大家,上海支边青年找的配偶从外面介绍过来的,只要结婚,就可以安排工作,就这样不少人才找上老婆。总的来说,从上海来的这些人,女的比较容易嫁,男的不太好找对象,男的好多都是找了外地女的。
实际情况摆在那儿,一个团场就那么多人,地处偏远,和外面接触的机会很少。到了年龄找不到人怎么办?这是个问题。为此,上面确实发了文件,具体是国务院知青办给了一个政策,其中的精神是,上海到新疆的支边青年,任何一个人,不管在全国什么地方,无论是从城镇还是农村找个人结婚的,都给对方解决全民所有制农场的编制,过来就算正式职工。这个文件一传达下来,好多老职工都想起给自己老家的亲戚,比如表妹、侄女什么的写信,让她来了以后嫁给上海人。
结果是,一部分上海女的嫁给外地人,一部分上海男的娶了外地人,这两部分加起来占上海青年的三分之一还多,大家管这种情况叫“半钢”。为什么把他们叫成“半钢”?也不是说贬义,这是用当时上海人甚至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半钢手表、全钢手表,来比喻夫妻俩一个是上海的,一个是外地的。或者说,那时候自行车不是也分全钢、半钢嘛,大家口头语就这样讲了,都觉得蛮形象。
除了“半钢”,还有一种说法的意思也是差不多,那是21团徐佩君说的:“我老公是山东人,老职工,这会儿到连里帮人看盖房子去了,不在家。如果当时我找的是上海人,肯定早就返城回家了。可是我们属于“混纺”的,不好回去。你问什么叫混纺啊?上海人找外地人不就叫混纺吗?不是纯棉的,混纺。”
和朱静华同在一个班的有三个女青年,分别嫁到了江苏的宜兴、无锡、南京,当然都是郊区的乡镇,总之是离上海近多了。当时就是家里来封信,说有这样条件的,但不是先寄来男的照片,而是这边女的要先把照片寄过去,人家看中了,才有机会去。有个女的,对方的照片还没寄来,她连对方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急着走了。她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对方是工矿企业而不是农村的,只要能嫁出去就行。到后来,一些女青年找对象考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如果外面有点路子,比如亲戚朋友给介绍的,能嫁就嫁出去。
一些上海女青年抱着生存得好一点的愿望,就想办法嫁到外头去,一旦嫁出去,别人也没办法阻止。虽然调不出去,但是结婚了,总可以走。大家陆续发现,周围有不少上海女青年嫁到疆内或疆外各地。只要是利用各种机会挂上钩,就想办法走。不管对方是什么样,年龄差别,或者兴趣差别等等,都不管那么多了。这样一来,众多的上海女青年通过婚姻换取了跳出去的结果,使得兵团本来总体上男多女少的状况显得更加明显了。
那时候西北西南各地都爱总结出“几大怪”,说到生产建设兵团,就有这样搞笑的段子:“兵团第一怪,粗粮吃细粮卖;兵团第二怪,大姑娘不对外……”在兵团的团场里,分配来的姑娘,既然到了兵团系统,无论如何尽量不能叫她嫁到外头去,尽量内部消化,从领导到同志都会积极地帮你撮合,兵团的各级单位确实是很需要女的。
嫁娶的同时,就是要有个安身的家。在全连的大会上,指导员就讲了:“现在有很多人要结婚,要结婚可以,你们自己盖房子,自己打土块,没房子你怎么结?”那么想要结婚的人,自己必须提前打土块,利用每天的工余时间抓紧打土块,打够了土块才能盖房子。当然干这个活就是再累,也都有积极性。
在那种少雨的地方造房子比较简单。泥巴和好以后,搬起来,啪,弄到盒子里面,用板子一抹平,端起来一扣,四四方方的,晒干了就用它垒房子。像这样的大土块,壮劳力一天能打五百来块。土坯垒起来,上面把棍子一放,排好,草盖上,用泥一糊就好了。
更简单的办法,要是不想打土块儿建房,那就挖下去,挖个地窝子,上面顶一盖,人往底下钻。挖地窝子不要多长时间,因为挖土是他们干惯的活,别人也会帮把手。想挖多大就多大,把土挑出去,边上修整好,一个方形的坑就出来了。树棍子往上一架,绑结实,草铺上去,再堆上厚厚的泥,糊好就行了。上面平的,有的高出一点,在上面跑也没关系。两个人不是要结婚嘛,这新房就有了。
韩培芬和白振杰是1974年在团场结婚的,还办了两桌酒席。韩培芬自己准备东西,能买到的东西买回来,上海人本来就喜欢做菜,她自己做的饭菜,请别人来热闹一下。她真是可以,那时候就存了五百块钱,几乎是大财主了,原来准备探家回去用的。白振杰没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工资才三十多块,男的一般够吃喝就不错了。韩培芬居然拉了一马车东西到新房呢,还有从上海托运来的樟木箱,都成了嫁妆。
上海青年成家以后,接下来的事就是生孩子。那时候在连队接生的情况比较多,因为离团场卫生队远,路又难走,来不及的就只能在连里生。而“赤脚医生”呢,有的也是上海青年,于是上海青年就为同伴接生。
有个叫李德娣的女青年,一直特别积极要求进步,劳动总是实干加苦干。她结婚怀孕以后,心想,怀了孩子算啥呀,哪有那么娇气。照样跟大伙一起同样干活劳动。那阵子赶上打沙枣什么的,都要爬树,她居然也爬上爬下,结果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流产了。
朱静华生头一个孩子的时候,肚子已经疼了,去团场卫生队,离连队有十几公里,交通工具就是马车、牛车。马车还快一点,跟赶马车的上海青年关系也好。她肚子疼的时候,马上喊他赶着马车把她往卫生队送,一路上颠得厉害,真怕把孩子颠出来。
帮她接生的就是他们同一批来的上海人,还是同一个街道一起去的,其实也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接生的时候,没有电灯,就是点了四个马灯放在边上,外面的树被风刮得呼呼作响,她躺在那儿又疼又怕,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农一师辖区内的幸福城,就是何百成曾经执著寻找的那座幸福城,在团场的院子里后来有了一座石材的雕塑,它建于80年代,那时内地的开放之风也已经吹到了这里。这座雕塑是请四川美院的人给设计的,寓意大概是幸福城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弯弯的月亮,一对俊美的男女青年相依而立,看上去是那么的浪漫。恰好当时这个团的团长是位上海人,而女政委也是位上海人。团场的人们就打趣说,这一对男女青年好像是我们的团长和政委呀。
那时候大家都会以这座雕塑为背景照相留影,在他们珍藏的影集里往往可以找到这样的照片。所以关于那一段青春岁月的记忆,其实也是有着种种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