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让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界青年，一夜之间美梦成真，成了大学的一名学子。这一群体最大的特征就是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与共和国同龄，早已儿女绕膝；最小的刚刚走出校门，充其量十八九岁。
我也有幸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特别是来自一个偏远省份，生就一副高鼻梁、深眼睛的少数民族面孔，自然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则是温暖的关怀和亲切的交流。甚至不知不觉间同学们索性开始叫我“宝贝”，就像一个昵称似的，听上去尤其顺耳。即便现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只要有同学自远方来，依然这样叫我的名字，仿佛就像昨天，让我心中充满了怀想。
同窗四年，寒来暑往，有许多人和事已经铭刻于脑海，留下难忘的记忆。现如今，有的同学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学术上自成一家。有的则是造福一方的父母官，为发展地方经济殚精竭虑，辛勤奉献。有的也许退休在家，或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或编纂文集，正在发挥余热……
我自小敬仰学者和教授，虽几经努力阴差阳错，却也初衷不改，坚持不懈。不过不在意头衔和虚名，而是打内心乐于潜心研读，特别是同学那些充满智慧的学术成果，只要碰到了就爱不释手，如同恋人一样，“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种如饥似渴的痴迷程度，就像是出自于自己笔下一样，几近极致的境地。
张瑞甫，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我之所以第一个提及他的名字，完全因为女儿的哲学专业，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后来是在北京大学。早年我们上大学，虽说也有哲学课，却不曾引起我的兴趣。一则这是一门公共课，得过且过就行。二则太过枯燥，不要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柏拉图的“四线段”比喻，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就是那些多如牛毛的一个个拗口学派，记不住名字不说，而且往往张冠李戴，贻笑大方。可是女儿偏偏学了哲学，从大学到研究生，同样一个专业，始终乐此不疲。
我就自然想起张瑞甫，一个憨厚却又执着的“哲学迷”。当别人都在为必修课紧张复习之时，他却手捧一本哲学读物，一边读，一边不停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有的时候同学发现他虽然手翻着书页，眼睛却望着远方，而且口中念念有词，好像是在和一个伟人交流着什么一样。
我清楚记得张瑞甫当年的样子：一顶蓝色帽子，一身蓝色衣裤。到了冬季就套上袖套，衣服领子也换上栽绒的，而且动辄缩着脖子，双手也交叉塞进衣袖里，给人一副很冷的感觉。
走路不慌不忙的他，说话也是不紧不慢的，见到我时“宝贝、宝贝”叫着，一口的鲁西南口音。印象中张瑞甫在校时就在学报上发表了论文，这让他越发对哲学倾注更多的心血，而且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仅留校成了教授，而且因为创立“人生最优化原理”和“社会最优化原理”，多次荣获国家和省级重大奖励，并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了一名赫赫有名的大学者。
韦建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因为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历任陕西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研常务理事。
我和韦建国都来自新疆，他是壮族，我是维吾尔族。在校期间我们一直在清真灶吃饭，因为长期生活在多民族居住的边城伊宁，他就多了几个舌头，维吾尔语俄语说得呱呱叫，让别人羡慕得不行。
从名字上就能知道他是1949年生人，加之又是带薪上学，无论阅历和经验都在许多人之上。他告诉我们上学之前他还有个俄罗斯名字，这就注定他和俄罗斯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所以当所有同学都选择英语为必修课的时候，唯独他选择了俄语。而且从此进出于外语系大楼，成了俄苏文学的得意门生。
自古以来成大业者都有远大抱负和宏伟理想，并为之不遗余力，持之以恒。无论是他暑假回家，搭乘一辆运煤车不辞行苦来到我家，还是我们深夜上气不接下气，攀爬东岳泰山极顶，抑或到校农场参加摘棉花劳动，自力更生解决吃饭问题，韦建国都给我们灌输这样一个思想：学问是苦出来的，事业是创出来的。
正因为如此，大学毕业后，他才没有沉醉于“知足常乐”和“随遇而安”的安乐窝里，而是朝着既定的目标跋山涉水、勇往直前。先是任教于伊犁师范学院，后又赴俄罗斯和中亚工作和讲学。甚至回归故乡广西民族学院一段时间，最后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主修中外比较文学。
这期间韦建国不但丰富了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从讲师、教授到博士生导师，各种头衔接踵而至，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他的一些学术项目和课题或成功，如《外国文学与陕西当代作家》；或获奖，如《高尔基再认识研究》。而且一些重要专著也陆续出版，使他的学术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代表作有《俄罗斯象征主义》和《外国文学史话》等。
而我依旧对韦建国的翻译水平充满敬意，这一点早在三十年前就深有感触。当时学校有个民间文学刊物《新叶》，曾经刊载过一篇由他翻译的高尔基的作品《人》，真正做到了“信、达、雅”，让人过目难忘。发展到今天，他的翻译水平已炉火纯青，并不时有佳作发表，像《托尔斯泰与监狱长》和《雪橇又一次向我滑来》就是其中代表性作品。
战化军，大学教授，侧重齐地文化和历史人物研究，一部《管仲评传》，为他赢得特别殊荣，是管仲研究的著名学者。
管仲即管敬仲，春秋初期政治家，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此人足智多谋，富有远见，在齐进行改革时，曾因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号令诸侯，不仅国力大振，还使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或许就是因为地缘使然，来自淄博的战化军，一开始就对包括管子在内的诸子百家情有独钟。进而不但后来写出了《管仲评传》，还与人合著《齐国人物志》，第一次将有史可考的四百多个齐国人物汇集在一起，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进行系统介绍和考证，成为当今研究齐国人物最完备的著作。
说实话，大学四年，我和战化军关系一直很好，经常是上课同路，下课同行。那时我们都喜欢朦胧诗，看到一首好诗就相互转告，或者抄录在笔记本上，见面时一同分享。有时候我们也跃跃欲试，偷偷涂鸦一些支离破碎的文字，然后一字一句念给对方听，如果得到些许夸奖的言辞，心里就喜滋滋的，三天合不拢嘴。
事隔二十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已经买好飞新疆的机票，第二天早上到达。第二天正好是五一，选择这个时候来疆，恰好避开如潮的人流，这家伙就像他研究的管子一样，太聪明，也太有才了。
有朋自远方来，自然不亦乐乎。我们几个新疆同学，陪着他天池、南山、石河子和吐鲁番一路游览下来，心中充满久违的欢快和激动。其中影响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当他来到交河故城，置身于一片生土夯就的历史遗迹之中，一种强烈的震撼感几乎让他热泪纵横。二是那天晚上从石河子回来的路上，由于酒精作怪，我即兴发挥，把战化军所研究的管仲和自来水管子搅和在一起，说是管仲之所以也叫管子，就是因为最早就是制造管子出身，编得头头是道。这就让随行他的公子大惑不解，甚至后来偷偷问他：“当时齐国真的有自来水管子么？”
当时齐国或许真的没有自来水“管子”，但战化军研究管仲却是实打实的。如今央视《百家讲坛》先后推出孔子、老子和庄子，造就了一批学术明星，不知道那一天轮到管子，如果真的轮到管子，最好是战化军去讲就好了。
而崔海正和周海波，一个著作颇丰，被誉为词学界“实力派”学者，一个笔耕不辍，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后起之秀”。
曾任济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崔海正，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重点是词学。先后出版《宋词研究述略》和《中国词学研究体系建构稿》等专著，特别是对词学界长期流行的“以诗为词”说、“豪婉二派”说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并且率先建构了新型的词学研究体系，为词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海波则任青岛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主攻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试图通过此项课题的研究，构建起中国现代文学新的价值体系和批评体系，进而建构人类的“第三种文学”形态。主要著作有《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和《重读鲁迅小说》等，是公认的现代文学研究重量级人物。
像周海波这样的佼佼者，在我们那一批同学当中不乏其人。除了学术研究，还有其他领域，而且同样由于声名显著，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一时传为佳话。今后我将继续述之于文字，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