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文化中，“花”都是个极其重要的意象，具有普遍意义，也是一种独特的世界性视觉语言。输出文化可以从输出梅花与牡丹开始。让梅花牡丹开遍世界，不仅是看花看景，更是一种柔性低调方式来宣传中华文化。
润物细无声。中国不光可以赠送大熊猫，也根据地理和气候，把梅花与牡丹作为礼物广赠他国，国花的海外旅程，可以折射出的中国对外交往中的柔性力量。百年前日本就开始“樱花外交”，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或者对东南亚其他国家，日本都非常注重公共外交，如今在法国巴黎、美国华盛顿，甚至在樱花树种并不适合生长的越南河内，每年4月间都会迎来“樱花节”。为什么国外不能有“梅花节”和“牡丹节”呢？
面对一个多极文化的世界，通过输出中华淬炼万年的梅花与牡丹文化品质，就是告诉世界，中国是与人为善的，是低调平和的和温文尔雅的；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而不同’的理念，显示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包容与理解。同时，也是弘扬世界在债务危机和增长停滞不前挑战下的共同精神品格。也许，在一望无际的梅花树下，望着梅花开放，展示坚韧不拔与艰苦奋斗是人类的共同欣赏的品质；也许，在绚丽多姿的牡丹花中，张扬人类共同的个性奔放和对多样性的包容。
人人心中都有梅花与牡丹
文化之重要性并非只是体现在国家和民族上，也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万年后，丰裕社会壮观回归中华大地。过去是“讨生活”，现在“奔日子”。“奔日子”的中国人不能“不解风情”。钱穆说，“在今日世界尚未达到大同以前，我们当做一个像样的中国人。我们过去的失败，并不在体力上、知识上、智慧上比外国人差，而是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当前理想中国人”。
一个理想的中国人就是美丽的中国人。美丽的中国人应有高度的文化智商，努力理解中华文化气质。美丽的中国人有浩然风骨，又有汇纳百川的风范。
文化寻根是文化苦旅。没有文字的史前史奠定了受地理因素主导的中国的文化基因。黄河上游的关中平原与中下游的华北平原是两个“大摇篮”，分别诞生了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炎帝部落以创新着称，可称为“牡丹部落”；黄帝部落由于在黄河中下游，面临黄河泛滥，必须与洪水做斗争，以吃苦耐劳着称，可称为“梅花部落”。炎黄部落的联盟决定了中华文化的两个主要基因，就是“梅花与牡丹”。炎黄部落的联盟形成了华夏族。由于华夏族人口增加，生态破坏，黄河中下游周期性泛滥，有了大禹治水。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表现了“牡丹精神”；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奋战，置家庭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梅花精神”。大禹率领的华夏部落在与治水中既艰苦卓绝，又敢于创新，进一步弘扬了炎黄联盟的“梅花与牡丹”精神。大禹治水后，华夏族凭借黄河流域两大平原的经济优势和“梅花与牡丹”文化优势，在中国“巨型孤岛”内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万邦归于酋邦。毫无疑问，中国史前史造就了以“梅花与牡丹”为最佳的形象化代表的中华文化，从而形成了路径依赖和强大文化惯性。
《菊与刀》对日本文化觉醒起了关键性作用。在儒、佛、道等共存包容的文化中国，以“梅花与牡丹”或许能起一点儿凝聚共识作用。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充分体现了“梅花与牡丹”精神，拥有强大的文化资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长期保持高储蓄率，这是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高储蓄率只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多样化的需求和消费对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摆脱严重的物质匮乏之后，丰裕社会来临了，服务业发展加速，对消费的多样性追求和文化消费开支的扩大，要求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变过去以资本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追求创新和以需求为导向的增长新路径，而这就要求中国经济更加彰显牡丹精神。牡丹精神是创新求变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是创新和创业精神。
梅花与牡丹似乎更好地在中华女性身上体现。在狩猎采集者群体中，男人追逐野兽，妇女采集蔬菜，完成大部分的烹饪工作。在当今知识经济来临的全球化时代，男性的狩猎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女性采集的优势则仍可以在知识社会继续发挥作用，人类社会可能逐渐会向“亚母系社会”过渡。由于“一胎制”，约一半的只有女儿的中国家庭即使有重男轻女观念也别无选择，只能对女儿集中精力培养，这加速了中华女性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首先进入“亚母系社会”的可能是中国。2012年，马未都参加凤凰网读书会时，从社会文化传承、伦理道德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且认为一百年后的社会是女性的社会。他说，“因为今天的社会革命，信息和科技的两大革命导致女性的地位急剧提高。我可以荣幸地告诉大家，一百年以后，这个社会就是女性的社会，男性都靠边了。我们可以发现，全世界女性领导人在急剧增加，女性的地位在急剧提高，这是过去都没有的事情。这是一个社会趋势，我们一定要看清趋势。你如果能把社会趋势看清，生活起来就相对容易”。在关于中国崛起的故事中，最梦幻的一个或许要数尼尔·斯蒂文森（Neal Stephenson）的《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作者在这本书里渗透一个观点：受过超级教育的中国女人可能会拯救世界。
有言道：“闻道者百，悟道者十，行道者一。”美丽中国人需要在内心世界和外在表现上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服装是承载文化的有效途径。“华服”可以学习日本和服和印度的“莎丽”，来传播中华文化内涵。中国服饰文化的历史源流，如黄帝时“胡曹作衣”。和服是日本人的传统民族服装，也是日本人最值得向世界夸耀的文化资产。印度女性服装色彩艳丽，传统服装主要有“莎丽”。“莎丽”有各种质料，颜色五彩缤纷，有的富丽华贵，有的典雅大方，有的鲜艳夺目，有的素雅怡人。可以考虑将绣有梅花与牡丹图案的旗袍作为“华服”代表之一。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梅花与牡丹。梅花与牡丹或能成为文化复兴的催化剂。从历史里探求本源，从文化瑰宝中去找寻精神家园，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
为人类社会灌注时代精神
1993年，美国着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该书发表20年后，文明的融合增加了。“王庆悖论”表明，文明的冲突由于亨廷顿的预测其可能发生反而减少了发生的可能性。
的确，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多元文明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2001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不同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经过岁月的淘洗，都积淀下了风格迥异但灿烂多彩的文化。在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各民族文化融合程度日益加深和文化呈现多样性两种趋势将长期并存，“和而不同”是新常态。中华文化追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如胡****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所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许倬云强调，“中国的主要精神在于文化中的宽大与包容，而非拒绝与对抗。我很希望中华文化所代表的宽大、包容的精神能继续传承下去，以促进世界的和平”。
在尊重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各国文化平等对话的今天，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在如何化解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冲突和危机上。在谈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时，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说：“在这些欢乐的年代里，我们丧失了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包含深刻思想的世界观。18世纪之前，人们并不抱有虚妄的希望。18世纪后期，这种幻想开始流行起来，为了平息这些幻想，马尔萨斯揭露了一个恶魔。在半个世纪里，所有严肃的经济学着作都对这个恶魔做出了清晰的展望。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恶魔被我们控制住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个恶魔就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马尔萨斯“忧郁”经济学褪色之后，世界经济出现1929～1933年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人们集体性失忆了，处于非理性乐观状态，忘却经济生活存在的巨大的危险。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7年了，欧盟和日本在长期停滞的边缘奋力挣扎，新兴市场在全球流动性大潮退去的时候风雨飘摇，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但已经“小马拉大车”，指望其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是勉为其难。中国经济则继续乘风破浪，但也因规模和影响尚小，难以驱动全球经济。在这大分化的阶段，2012年，全球公共债务/GDP比例已经高达80%，发达国家公共债务/GDP比例甚至超过100%，而且在继续加重，全球经济可能跌入债务陷阱的深渊而难以自拔。
全球经济愈来愈脆弱。人们普遍感到忧郁和沮丧，焦虑情绪席卷全球，明显缺乏克服困难的时代精神。《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趋势巨流》一书中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年内增长到90亿（其中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与此同时，伴随着深刻的技术和产业变革，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冲突升级和气候变暖。在不断变化、多极、多维度的全球系统中，全球思维和教育无法应对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带来的同时变化，必须反思经济和政治理论。除此之外，老龄化在主要经济体是大趋势。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以全球整体而言，中年人口数量开始多于年轻人口数量时，全球经济可能无力抵御通货紧缩的冲击。
提出“轴心时代”概念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30年经济危机时曾深邃地说，“关于人类当代状况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衰落和毁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就要开始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可能性之间，前景尚不分明”。
中华民族在“塔斯马尼亚岛”几乎被隔绝的漫长岁月后，终于迎来了今天融入全球化进程时代，而且复兴的坚毅脚步无法被任何“半渡而击”式干扰所阻挡。假如中国真如预期那样，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可以给世界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系统思考和准备的问题。郑永年在《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一文中认为：“中国尽管也属于东亚，在发展的很多方面也类似于东亚，但较之日本和‘四小龙’，中国更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东亚经验表明，中国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创造一种不同西方的文化话语，但这会是一个长期的和艰巨的任务，不会一蹴而就”。
和谐世界和文明进步是人类共同追求。俄国着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中华民族的天赋使命就是以坚毅勇敢和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为人类社会灌注时代精神，帮助全球经济和社会克服困难和挑战，重新振作起来。人类社会在“梅花与牡丹”文化资本的积累下，才能保持持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更具体地说，在欧债危机和许多国家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的时候，强调梅花精神，就是要提高储蓄率和减少财政赤字，是对世界有积极意义的。在社会冲突不短的世界中，强调开放包容的牡丹精神，也是有普遍意义的。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人类在面对的危机中，将会发现自己还有一股更大的能力，那就是带有中华印记的梅花与牡丹时代精神，当这天来临时，人类文明将迈向一个新的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