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国歌
终将消逝的梅花精神
人类文明历史长河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大国如流星划过夜空，昙花一现。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观察道：“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伟大的成就往往由最卑贱无名的部落所创造。登上地中海文化高峰的并非庞大的埃及帝国而是先前无人知晓的爱奥尼亚半岛上的居民。征服辉煌的希腊城邦帝国的罗马人，原来也是不受重视的蛮族。19世纪主宰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脱胎于落后与混乱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当时它们甚至无力抵御回教徒、马扎尔人与北欧海盗的侵略。而在西欧境内，领导西方进步潮流的往往又是那些地处边远而过去十分落后的国家：17世纪欧洲发展的中心在荷兰北部诸省，该地一向贫困落后，而且长期受西班牙的统治；18世纪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初在英国兴起，而不是发生在当时最富贵豪华的法兰西。到19世纪后半叶，达到帝国兴盛顶点的英国却不得不将深入进行工业革命的领袖地位转让于过去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的德国与遥远的美洲前殖民地——美国”。希腊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总结当时希腊城邦兴衰史时曾经指出：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久长。
“大国崛起”曾经是举国热议的话题，而“大国衰落”的话题则让人沉重，如“房间里的大象”，倾向于集体保持沉默。
“盛世悖论”是指，由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有艰苦创业的梅花精神，所以开创了牡丹时代，但由于代际间存在“布登勃洛克效应”，在牡丹时代逐渐消磨掉梅花精神。由于梅花精神的消失，这个民族或国家又陷入停滞或危机之中，盛世就不复存在了。人们孜孜以求盛世来临，反而导致盛世的最终消亡。这有点儿很类似经济学中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该效应指当制造业（贸易部门）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吸引服务业（非贸易部门）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导致服务业劳动力短缺，这会引起服务业产品对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而使总价格水平上升，引起实际汇率升值，反而削弱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揭示一个残酷的结果：制造业发达的结果就是制造业消失或者制造业国际转移，“盛世悖论”带来风水轮流转，“不知花落谁家”的大国宿命。
春秋战国时期，最有经济实力统一中国的只有楚国和秦国。两个国家的竞争就是比谁更能保留长期艰苦奋斗的梅花精神。据史料记载，楚国在西周初年正式立国之时，其地域仅仅有国都丹阳之间周围的弹丸之地，直到春秋初年，楚国仍是“土不过同”（方圆百里）的小国。西周初年时，诸侯会盟时楚君还没有资格列席。然而，楚国早期“筚路蓝缕”、励精图治。周昭王曾三次伐楚，后两次都遭受惨败。楚国成为强国后，百姓生活富裕，文化发达，“惟楚有才”，到楚庄王问鼎中原（公元前606年）。
秦国在困境中崛起。立国之初的秦人，力量极其弱小。经过200多年的浴血奋战，秦军逐渐由弱变强，秦国的势力不断向东扩展。秦穆公只得继续向西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得以跻身大国行列。
两个大国命运转折点发生在屈原时代。不光是楚怀王，楚国上下已经逐渐丧失了当年的奋发图强的精神，发生了“布登勃洛克效应”，“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其卒虽众多，然而轻走易北，不敢坚战”。
屈原的《渔夫》全文可以看做屈原与他的同代楚国人的精彩对话：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可见，当时楚国人生活惬意，无忧无虑，不理解屈原的痛苦和忧虑。人类群体观念变化往往是大事件的前奏。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研究群体行为发现，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群体的行为可能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他认为，“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他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在这里，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可以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取得丰功伟绩后，开始安逸和懈怠了，艰苦创业精神的集体消逝。
公元前300年左右，秦军占领湖北襄阳。襄阳对楚国的战略地位相当于秦国潼关对咸阳。丢失襄阳，楚国首都荆州就没有战略屏障了。秦军可以不用翻越秦岭而直接攻击楚国。楚国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重新夺回襄阳，二是迁都到长江以南地区。从秦国攻占襄阳到秦国灭掉楚国，其间隔了八十年，而楚国没有奋力拼搏，可能是夺回襄阳没有实力，南迁没勇气，得过且过。所以，楚国的衰败不能怪楚怀王之后的君王，是整个国家战斗力的丧失。
与楚国从怀王开始走下坡路相比，秦国的坚韧不拔时间超过楚国。贾谊在《过秦论》中，“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楚国是奋三世，秦国是“奋六世”。一旦奋斗精神消失，楚国灭亡是迟早的事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奋七世，于公元前221年即重新统一中国。到了秦二世，阿房宫壮丽无比，“盛世悖论”又应验了，大秦帝国瞬间灰飞烟灭。
大唐天宝十四年
公元755年前后，世界并没有太多惊涛骇浪。一度威震西方的罗马帝国竟突然败于散居的蛮族部落之手，早已崩溃为若干国家。法兰克王国开始上演“丕平献土”。在中亚，阿拔斯王朝刚刚击败大唐军队，开始在巴格达建都，冲向阿拉伯帝国的顶峰。在中华大地上，独领风骚的大唐帝国已经历经百年，“盛世悖论”马上应验了。
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共一百多年，“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多元文化横空出世，各族人们生活安定，国家昌盛，经济空前繁荣。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和尚携带佛经、佛具及佛像，历经坎坷，终于东渡到日本，开启了中日两文化交流的佳话。天宝十三年（754年），是唐代的极盛之世，全国有三百二十一郡，一千五百三十八县，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乡，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口。史称“户口之盛，极于此”。
盛唐是怎样的大时代呢？《旧唐书》对盛唐的赞颂，“肃肃清庙，巍巍盛唐。配天立极，累圣重光”。唐《乐府诗集》卷十五的《燕射歌辞》写道，“朝野无事，寰瀛大康。圣人有作，盛礼重光。万国执玉，千官奉觞。南山永固，地久天长”。杜牧写“开元盛世”，“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銮下笑声”；杜甫笔下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渔阳鼙鼓动地来”。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发所部兵等共十五万兵马从范阳起兵，长驱直入，至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安史之乱”的意义远远不止是一场叛乱，大唐牡丹那种开放和多元文化精神的突然夭折，使唐朝乃至以后的中国走上萎靡不振的道路。陈寅恪感叹，它把整个中国历史一分两半，不是把唐代历史，而是把整个中国历史一分两半。“安史之乱”令人扼腕叹息，潸然泪下！
安禄山叛军是千里大冒险，其谋士高邈对采用突然袭击的掩蔽手段曾建议：“声进生口（献马），直取洛阳，无杀太原留守，则天下当有未知者”，后来采用“袭取两京，则天下可定”。唯一取胜在于骑兵部队的闪电战。但有三个难关，第一是洛阳，第二是潼关，第三是长安。只要坚守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短期内平定叛乱。
唐玄宗闻讯叛乱后，当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在东都洛阳募兵六万。接着又以金吾卫大将军高仙芝率京师五万兵，屯驻陕郡。总防御部署上，唐玄宗布置了两道防线，是明智的，而且用了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三位名震中外的将军处置安禄山突然袭击，是正确的用人。高仙芝率领大唐军队经过戈壁，越过数座高达5000米的风雪连天的山口，曾经穿过帕米尔高原的西边。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帕米尔高原勘察了一千年前高仙芝行军路线后，评论曰：“数目不少的军队，行经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在历史上以此为第一次，高山插天，又缺乏给养，不知道当时如何维持军队的供应？即令现代的参谋本部，亦将束手无策。”又慨叹道：“中国这一位勇敢的将军，行军所经，惊险困难，比起欧洲名将，从汉尼拔，到拿破仑，到苏沃洛夫，他们之越阿尔卑斯山，真不知超过若干倍。”哥舒翰是名将，“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大唐盛世为什么夭折？其中原因很多。帝国的骤然灭亡与遭到闪电战攻击有关。大唐有洛阳和潼关可守，应该能抵挡骑兵冲击，等待援军到来。相比之下，唐后北宋灭亡比唐还可怜，其根本原因是都城的地理位置。北宋建立初期，赵匡胤主张迁都长安，以避游牧民族的骚扰，然而赵匡胤的主张遭到其弟赵光义和同朝大臣的极力反对，迁都之事无奈作罢。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属于平原地带，向北过黄河后既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步兵无法抵御大规模骑兵冲击。
封常清为名将，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步兵，“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而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封常清负有守卫东都洛阳重任，可他没有吸取怛罗斯战败的教训，不应该与骑兵部队正门交锋，低估了安禄山的骑兵部队，高估了唐军的战斗力，应死守洛阳，与城共存亡。
